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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感觉不幸福
纯学术之路上的郎咸平孤独得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谷底”，而放下纯学术的郎咸平反而一夜成名，这到底是学术和学者的进步还是悲哀？
都说学者的孤独是美丽的，是目极千里、思接万载的美丽，是大悲悯，大静寂，大境界。但有一个学者却说，“我没有幸福的感觉。我过得挺苦的，是一个苦行僧”。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郎咸平。
郎咸平是台湾桃源人。小时候的郎咸平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孩子，绝望、焦虑、自卑，成绩糟糕透顶。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他曾因初中成绩太差被分到不能升学的“放牛班”。他说：“其实我18岁之前一直渴望有个女朋友，渴望被爱，但是没有女孩能看得上我。”偶而隔壁班一位学习特好的同学找他借水彩，他都会激动得跟人家握手。大部分人喜欢回到童年，然而他说，“永远不要回到童年，我现在还会做恶梦梦到童年”。
后来勉强考入台湾东海大学，一所不怎么样的末流大学。但大一快结束时，郎咸平突然发力，一跃成为明星学生，之后居然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再之后就是当记者，服兵役和结婚。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郎咸平再次上演了一出人生的“绝地大反击”。他以极差的1640分GRE成绩自费考上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并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金融学硕士和财务学博士学位。其后，郎咸平曾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
在美国，郎咸平先后在一流经济学术期刊发表了20多篇论文（据他说，国外在这些杂志发表3篇论文就可以被评为终身教授），很快崛起为一个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他曾自豪地说：“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
但郎咸平却不喜欢美国的环境??没有发挥的余地。他说：“在美国的今天就能看到退休时的生活，我受不了这种没期望的日子。30多岁我已经是金融学界的世界知名了，怎么到了60岁和当时是一样的？我受不了的。”“这么多年的积累，在美国用不上了。人家发展得太完善了。我对美国了解这么透彻，对世界局势了解这么精辟，我认为我会在中国有一片天地。”
郎咸平其实早就想到过回国。沃顿商学院毕业后，他是第一个回台湾的金融学博士，但去台大申请工作竟然被拒。“我推荐我的博士生去那里教书都没有任何问题，台大只是打死不要我。”“这个社会历来不欣赏这种做派，而喜欢中庸、四平八稳。所以我这几十年走得比较辛苦。”
1994年，他再次选择回国，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财务教授。但香港对他也没有太大兴趣。“香港人只在乎股票赚多少钱、房地产什么时候涨，你在那里谈深层次的理念，人家不想听。”“我自1994年从美国到香港以来，确实放弃了很多，但是一直没有成就感，一直没有人在意我，我过了很多年孤独日子啊。没有人需要你，你连一颗棋子都不是。”
这样的孤独中，郎咸平曾后悔过很多次，不知道这种选择对不对。“当时在想，说不定我应该甘于平淡，在美国做一个程序者算了，不要有什么像理想啊什么的。留在美国，至少有一个学术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跟美国比，学术地位肯定逊色。”于是，1998年，郎咸平又回美国呆了一年，但还是不愉快。“又回到了那样没有期望的环境里。在中国虽没有成就，但起码有一个期望在，到了美国，连期望都没有。甚至感到种族歧视。在教书，一走进教室，学生看到亚洲人，说，哦，*****，你心里会平衡吗？我又不是个受气的男人，不想呆在那个国家。”于是又回到香港，但还是没什么发展。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讲完课夹起皮包就走，累了烦了也一个人闷在小小的办公室，没有娱乐，没有绯闻，没有任何别人发出来的声音，会唱的歌仅有两首??《天意》和《无言的结局》，对付压力的主要办法就是睡觉，一次睡六七个小时，接连睡上两天。“2001年，已经走到绝望的谷底，说不定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郎咸平对这种孤独生活几乎厌倦透顶。
郎咸平决定做最后一搏??“转战”大陆。2001年下半年，郎咸平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没想很快受到媒体、学界以及**的重视。在其首倡的“研究型报道”中，郎咸平更是集中火力，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说“大家投入德隆的钱是拿不回来的”，并在演讲中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最后一语成谶。郎咸平从此被当作中小股东代言人，博得“郎监管”之名。随后，在其挑起的“郎顾公案”和 “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更是一炮走红。在一股席卷大陆社会各界的“郎旋风”中，郎咸平不仅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也公开喊出了自己压抑已久的心声??“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我要当财经界的谢霆锋！”
尽管这场论争最后不了了之。人们至今未看到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合乎程序正义的改革迹象，也没发现郎咸平为真理和良知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到底的勇气和决心。用学者秋风的话说，“现在看来，这场大辩论唯一的效果，是让已经存在的利益和情感分化以极端暴力的语言暴露出来而已，身后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但郎咸平却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他说：“我希望等到自己的历史舞台出现。等到2004年下半年，等到今天等了10年了。这就是强势的话语权，任何人都有这种冲动，只要是人，有理念的人，都会有。你不想把这个国家带想富强吗？我是个普通人，但我也要做一番事业！”“这是我48年人生获得的最大一次肯定。”“最近在中央财大、人民大学演讲后，必须由十几位保安护送上车的景象历历在目。在长江商学院，教完课后，很多学生都上来拥抱我，和我合影，这感觉是激动的。”
显然，这种幸福感是属于郎咸平个人的，而并不属于真正的民众和真正学术良知，甚至这种幸福感的索取途径也遭到了广泛怀疑。2005年1月15日，原新鸿基股票经纪人宋秦在香港起诉顾雏军及格林柯尔，向其追讨1053.3万港元酬金。宋秦称，当年顾雏军入主科龙时面临一些不利的传闻，导致格林柯尔股价下跌。宋秦帮忙介绍自己的老师郎咸平与顾雏军相识。其后，朗咸平在《新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顾雏军和格林柯尔有利的文章，使格林柯尔股价回升。顾雏军因此口头承诺给他1000?2000万港元以作酬谢，但却一直没有履行承诺。尽管顾雏军和郎咸平均对此进行了否认，但郎咸平在《新财富》2002年6月号上发表的《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一文却是事实。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他太过矫情，只是做做戏给股东看而已。当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回顾川普的例子，感觉顾雏军12元的薪酬与川普10美元的午餐费及K-Mart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人们困惑不解的是：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赞赏有加，至少也不是持批评态度，为何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的态度最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难道真是因为顾雏军没履行诺言吗？
当然，已经大名鼎鼎的郎咸平可不在乎这些了。小小的质疑无法改变他现在的话语地位。“我今天的话语权已经不单单是经济学界的话语权，而是我讲的话比较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不再像以前。”2005年3月，郎咸平在香港两家媒体上抛出万言书《呼吁港区人大提案保障港商权益??关于成立港人投资权益保障基金的建议》。此“万言书”一出，随即引发质疑：郎咸平到底在替谁说话？郎咸平回应：“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环境。”但人们反而更加纳闷了：不为任何群体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家存在吗？
其实，任何一种声音都会有反面的论调，没有争论的声音就不是真正的声音了。问题是这样的声音背后，那个孤独的、纯学术的郎咸平已渐渐远去，一个大众化、功利化、政治化的郎咸平开始慢慢显形。郎咸平说，“我一直做纯学术研究，一直到2001年”。可纯学术之路上的郎咸平孤独得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谷底”，而放下纯学术的郎咸平反而一夜成名，这到底是学术和学者的进步还是悲哀？郎咸平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读书、治国、平天下”的豪情，也有着林觉民“视死如归”的勇气，但扛着学术大旗主动走近政治旋涡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得到真正的幸福，郭沫若、钱学森……高喊“大**”、“大集权”的郎咸平会是例外吗？
郎咸平的一位助手说：“郎先生太享受这种当明星的感觉了，他天生就喜欢被人推崇和簇拥。”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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