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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南平校园血案 |
拿什么确保校园周边安全 被害人赔偿救助如何落实 是否会有下一个郑民生 |
法制日报记者 郭宏鹏 刘百军
法制日报实习生 范传贵
雨越下越大。4月8日早晨7点，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的十字路口已经挤满了媒体记者和围观群众，人们打着伞，踮起脚往铁门里头张望。
路过的人总要往人群里挤一挤、看一看，然后摇摇头，面露哀伤。遇到熟人的，就问一句：“那个人要审了，是吧？”“是啊！”接着就是久久的沉默。也有人有一句没一句地相互搭着话，“为什么要杀孩子呢？”
18天前，郑民生在55秒内将一把生锈的水果刀刺向了13名小学生，造成8名孩子死亡、5名重伤。
开庭了，没能进庭旁听的群众并没有散去，相反，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在等待法院的判决。
民事赔偿会否落空
“8具尸体都火化了，26万元救助金也都发放到了家长们手中。”这是记者昨日从南平市委宣传部得知的消息。但死亡孩子家长们的伤口，都抚平了吗？受伤的孩子要怎样从伤痛中回到从前？
今日，法院判决郑民生赔偿每个死亡孩子家庭40至41万元不等，伤者家庭1至3万元不等，共计500余万元，郑民生当庭表示接受，但同时也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
案件宣判后，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他说：“这起事件对于无辜的孩子太过残酷。究其根源，可能会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起偶发事件。在这一个案中，郑民生被判处死刑罪有应得。我所关心的是判处了被告人高额的民事赔偿，他又没有任何的财产，这个民事赔偿如何落实呢？如果不能落实，这样宣判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呢？”
王锡锌认为，需要建立和完善国家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当被告人无力承担巨额的民事赔偿时，应由国家和社会的救助基金予以解决。
记者采访多位家长得知，受害者家庭中有多个只是普通工人家庭，有的夫妻俩都是下岗工人，并非此前媒体所报道的“非富即贵”。
受重伤的二年级学生家长吴女士说：“**已经做了很大的工作，医务人员整夜整夜地抢救我们的孩子，我们都看在心里，没有过分的要求，我们相信**，同时也希望**关注我们的孩子未来的健康成长，包括身体上的、学习上的和心理上的。”
林女士的孩子手部受了贯通伤，夫妻二人都没有职业，她表示，**已给予了他们最大的支持，但希望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助，以保障孩子能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记者从一位政法工作人员处得知，南平市正在试点实施特困受害人救助金制度。据他介绍，这项制度操作模式为：先由法院根据受害者情况提出申请，再由政法部门审批，通过后再从财政拨款。记者就此采访了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法官，被告知：被害人救助制度针对的对象是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家庭，这一制度能否照搬到该案中，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方面，死亡孩子家属目前所领到的26万元救助金系由**筹措，而对于家长们原本认为可以领到的校方责任险，南平市**表示保险公司将不予赔付。
是否会有下一个郑民生
是否会有下一个郑民生？这是人们最不明确的问题，却又是最关心的问题。
在记者采访的众人中，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除了郑民生个人，没有人应该对此负责。郑民生杀人完全出于个人原因，是性格偏执所致。
这种观点也被今日的庭审所证实。庭上，郑民生陈述了自己产生犯罪念头的整个过程，多次提及是由于女友叶某的原因，他才做出这样的事。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这个导火索背后，是生活困顿和性格偏执的双重推导。一家门户网站的一个网络调查显示，64%的网友认为此案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贫富分化，19%的网民认为是郑民生性格原因。
郑民生居住的三官堂社区在南平市延平区一个偏僻的山顶上。住在这里的居民说，曾是延平区马站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的郑民生家，是这里最穷的家庭之一。
连日的阴雨让这个社区的空气充斥着一股酸潮的味道。在4号楼1单元3层，中间的一扇门上挂着一块已经旧得发白的布块———这是路口小卖部的钟阿姨教记者辨认郑民生家的标志。门边一扇窗户，被打破了的玻璃没有及时补上，只用一小块木板搭着。拉开木板，一眼就可以将整个屋子看清。钟阿姨告诉记者，客厅里正对窗口的那个小木床就是郑民生冬天的时候睡的，“夏天他就睡在阳台上”。
据记者了解，郑民生从2009年6月从马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辞职以后，屡次求职未果，导致没有收入来源，与家人关系不佳并一直未能成家，这些，都成了点燃郑民生性格中偏执成分的引线。
心理专家郝滨认为，在排除患有重度精神病的情况下，因郑民生之前具有正当的职业，能够正常生活，应当考虑重度人格障碍，包括偏执性人格障碍和反社会的精神障碍。当发生重大事件时，他无法调整正向和负向的冲突，就会出现过激行为。
针对这起悲剧性事件，郝滨希望有关部门应探索建立精神卫生三级预防、保健和干预体系，对生活、工作压力过大的人群应当加强人文关怀和专业的心理辅导。
“不管是转型期还是非转型期，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都会由于在物质上、精神上遭遇挫折而出现心理问题。从社会层面来说，需要一些机制来化解。如果说到反思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在文化等方面构筑起一道屏障。但即便是有了屏障，也无法完全避免极端行为，只能起到一定的阻隔作用。”王锡锌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在反复确认了记者的身份后通过电话告诉记者，他也认为这是一起个案。“平时没有表现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防不胜防。”孙东东说。他认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在全社会普及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提高全民的精神卫生水平，在个人人格、心理等方面出了问题时要找专业的人员咨询和沟通。
法制日报南平（福建）4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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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 （责任编辑:李美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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