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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对胡大源进行了专访，探寻幸福感调查所体现的社会真实。 《中国经济周刊》：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关注“幸福感”的？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2005年前后，我开始对“幸福感”感兴趣，当时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关于“幸福感”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关于幸福学研究更地道的是心理学家。
2006年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开始的时候，我们加入了关于幸福感的评价，5年坚持下来，积累了近40万的样本数据，可谓是“无心插柳”。现在，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了解“把脉”民意。老百姓对“幸福感”的评价从来不是GDP增长了多少，而是具体到每项指标。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种各样的有关幸福感的报告很多，有专门的职业幸福报告，健康幸福报告，还有不同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幸福报告，在这么多的报告中，这份幸福报告的不同之处和价值在哪里？
胡大源：我们研究幸福，不能老去盯着国外的数据库，应该有自己的调查，国外的数据库难免加上西方人眼中对幸福的评价因素，比如“自由”等。现在很多幸福报告样本数量太少，几千份的样本不足以代表某个区域和国家的幸福感。
调查中，与中国邮政的合作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既保证了数量，还有充分的“回收率”（80%以上），充足的样本量对做统计的人来讲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做的是“主观幸福感调查”，人的主观感受总在不断变化，举个例子，以1分～10分让一个人给幸福感打分，隔几天让他再做，他自己选的很可能不一样。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注意到各省市的幸福感不同，哪些地方的人们幸福感较高？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幸福感较高的城市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安徽、山东等，这些城市属于人均GDP较低，但是幸福感很高的省份。原因我想主要有两个，一是北方人本身比较粗犷，对幸福的感受没那么挑剔。另外就是参照系不同，以前北方的生活水平比南方差，物质缺乏要去南方采购。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北方人对幸福的感受也就比南方人高。但这些都是猜测，相当于调查结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就要找到其他变量来支持猜测，不然就只能停留在假设范畴。
《中国经济周刊》：幸福感低的城市主要是哪些省市，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贵州、甘肃、宁夏的人均GDP低，幸福感也较低，且比较稳定，印证了幸福感需要经济因素，收入的支持。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发现调查结果中，当房价不变或下跌的时候，幸福感相对较高，选择买房的人比例却最少，当房价不变时，选择买房的人却最高？这是为什么？
胡大源：当房价不变或下跌的时候，选择买房的人比例少符合这样一种规律：越涨越买，降了反而容易出现“持币待购”，符合买东西人的心理，当然刚性需求除外。
另外当房价下跌时，感到不幸福的人的比例也上升，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有房者的感受。
另外，调查结果显示当房价“基本上不变和轻微上涨（5%以内）的时候，大家觉得幸福感高，这就说明房价在维持不变的基础上，人民的幸福感还是比较多的。
《中国经济周刊》：买车和幸福感有怎样的关系？
胡大源：十年前，以车代步，还是很引以为豪的事，我们1996年调查家庭要不要买车时，很多家庭还觉得是“天方夜谈”，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事，而现在许多家庭的购车计划已经细分到买什么档次的车。而且从全国范围内看，汽车还没有到普及的范围，说明市场很大。
调查结果显示，并不是买最便宜的车带来的幸福感最高，从5万元以上的车开始，人们的幸福感逐渐上升，15万-30万的车让人感受最幸福。30万以上的车反而让人幸福感下降了，而且不幸福的比例加大了，这并不是说30万的车给他带来了不幸福，而是对这部分人来说，车对他的幸福感影响很小。再次印证了财富超过一定程度后就和幸福感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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