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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经济分析：案例教程（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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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波斯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8-1 定价：118元

享誉盛名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经济分析的意义和方法方面教育了几代学生，是这一领域中卓越的案例教程，独具的特色使本书极为畅销。 作者理查德·A·波斯纳是法律和经济分析领域的先驱，他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使经济学的学习变得有法可循。全书基于法律的概念而作安排，内容涵盖了从普通法到宪法的所有关键领域；使用非定量的分析方法，便于不具有数学或经济学的知识的读者阅读；广泛的话题促进学生的课堂讨论；章节中通过提出问题和深入的阅读，拓展读者的知识面。 本书作为最新修订的第6版新增了关于证据、知识产权、国际公法和总统免责的经济学的内容；全面修订了反垄断法和税收的章节，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前沿的内容。 另有配套的教师手册归纳教学重点，解答疑难问题。

思想一旦被孕育，常常要经历长时间的妊娠期，并且以极大的痛苦诞生出来。在它们成为专题论文或著作的过程中，人们必须意识到尽管貌似成熟，它们还只是婴儿。本书所呈现的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仍处于其婴儿期，还称不上完全成熟。不过，我认为这一理论抓住了我们所考察的现象的本质，并且提供了一种论述它的规范的方法。 1、社会制度的性质与功能 2、自然状诚理论和制度的产生 3、一个制度创生的数理理论 4、信息与社会制度 5、面向经济学的一种新制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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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作者简介: 2001年4月17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社会学家、哲学家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将在北京进行他来华的第一次演讲。在这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靳希平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哈贝马斯的简介，以便读者对这位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已有中译本）一书获得教授资格。1961-1964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964-1967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1971-1983任德国马格斯。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

美国政治思想史专家艾伦·埃本斯坦所著《哈耶克传》（秋风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早年的经济学著作之外，哈耶克中年以后的重要著作，基本上已被译为中文，并对中国90年代以后思想的演变、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对于哈耶克的生平，国内并无全面介绍。

　　本书是哈耶克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生平传记。全书按时间顺序，全面记录了哈耶克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思潮变幻莫测的世纪，始终不懈地坚守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并顽强地反击种种反自由的观念和制度的历程。

　　本书出版后，在欧美思想界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著名哈耶克研究专家冯克利先生为本书中译本撰写前言。

中文版封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ISBN 7-5004-360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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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封面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by Allan Eb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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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给自由的边界划出一条线？——读《哈耶克传》

党国英

由阿兰. 艾伯斯坦著、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出版了，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伟大学者的思想历程。哈耶克的伟大在于，他不仅在观念上，也在行动上拓展了人类自由的边界。在人类思想史上，由杰出思想家树起的自由丰碑，已经最醒目地镌刻上了哈耶克这一光辉的名字。但是，在学术意义上，哈耶克留给我们的问题恐怕远多于他所解决的问题。在哈耶克热中，不要误读哈耶克是很要紧的事。

思考人类发展的大题目

自由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哈耶克赞同这样的表述：“自由可以被界定为强制之不存在”（转引自传记235页）。哈耶克对确立自由范畴的贡献在于，他不是简单地从道德理念（他当然不拒绝道德理念）出发讨论自由的意义。受波谱科学方法论的启发，他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由此得出了对计划经济合理性判断的批评。知识的分工本身并不一定导致强制，但无视这种分工的制度常常产生强制。哈耶克的这种理论逻辑不是经典的经济学方法，所以，大家（包括哈耶克自己）都承认，在自由范畴的研究上，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哲学家。 现代经济学家会用另一种方式讨论自由的意义，最终与哈耶克还是殊途同归。

人文学者的一切学问不外乎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但这个说法过于抽象。具体看，人文学者要研究人的自由活动的边界问题。按照浪漫主义的逻辑，如果说人的最基本的价值是自由，那么，人来到人世就是一场悲剧，因为人注定要参与集体行动，而人一旦进入集体行动，就开始丧失自由。集体行动从家庭开始，到政治活动结束，人的活动总量扩张了，同时对人的自由的约束也增加了。不难理解，我这里说的约束，是指契约对人的约束。

尽管哈耶克的思想为反对政治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表述清楚自由的实质。按照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思路，我们显然不能把契约对人的约束看作自由的对立面。如果契约是公平的，那么这个契约对人构成的约束就不属于对自由的约束。自由的敌人是强制。契约如果是在强制的情形下成立的，自由便受到了侵犯。产生强制的原因有多种，它可以是信息不对称这样的技术性因素，但更常见的是暴力，特别是政府拥有的系统化的暴力。本质上，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家发明的“交易成本”这样一个范畴。施展暴力，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施展暴力，并强制进行交易；或者人们为了躲避强制而放弃交易，都是交易成本不节约的情形，后者的交易成本无穷大，以至交易不能发生。在这些情形下，弱势人群是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按照这个经济学的解释，自由实质上是平等地达成交易契约，而侵害自由则是依靠强制来达成契约。

哈耶克当然知道强制的意义，但他的目的在于说明强制具有某种非现实理性的性质。现实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广大的理性。所以强制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悲剧。哪怕这种强制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后果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应该在这里。

即使哈耶克是从政治哲学出发来论述自由，其意义也十分重大。人类社会离不开集体行动，而一旦进入集体行动，技术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就要发生，政治强制造成的交易成本随着组织层次的提升也在递增。遗憾的是，几千年里人们不懂得这一点，到了近代，理性主义走到了极端，变成了浪漫主义，大大夸大了理性的力量，产生了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又是与大众隔膜的知识分子！哈耶克就这样在两条线上作战，一方面他要批判虚伪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又要批判知识分子。批判政治家容易，批判知识分子则远为困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哈耶克，承担这样一个历史使命需要多大的勇气！

烫手的理性

批判理性，哈耶克不是第一个，但在经济学界，哈耶克对理性的批判似乎影响最大。但理性这个范畴是不应该被一指头掐死的，因为它在人类思想与蒙昧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并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到现在，我还担心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适当对待理性这个范畴，把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搅和在一起，结果把理性主义丢了，而把浪漫主义当作自由主义供奉起来。

在当今中国，即缺乏自由主义，又缺乏理性主义。不要忘记，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时代背景与中国当今现实很不相同。英国从启蒙运动开始，用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慢慢地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极端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变成了所谓“建构理性主义”，那么，中国的理性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辉煌。中国的计划经济与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哈耶克所反对的那种理性的产物，而是强制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的产物。

哈耶克自己也相信理性的意义，他在《自由宪章》中写到：理性无疑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论证仅仅在于揭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转引自传记236页）。他在评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时说，他们两位“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们的雄心是比较节制的”（转引自传记368页）。不难发现，在哈耶克看来，还有一种自由主义理性；我则愿意称之为现实理性主义。

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应该走向何方”（传记128页）。但是，哈耶克自己也在构建社会。他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说“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下面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深入的具体分析”（转引自传记148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哈耶克也是要“建构”的，而且如果他来做议会议长，他会感到终身都不能完成自己的建构任务。

在理性的问题上，凯恩斯对哈耶克的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凯恩斯读了《通往奴役的道路》以后，要求哈耶克在自由与计划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他认为哈耶克没有划出这条线。事实上，在政治哲学上，哈耶克已经划出了这条线，因为他知道自由的敌人是强制，而强制是可以明确得到定义的。但是，在现实领域，哈耶克的确没有划出这条线。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宪章》中，哈耶克事实上承认他不能划出这样的线。这本书要探讨“社会中人的人的强制降低到尽可能小程度的那种状态”，但他承认，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取消强制，“强制只能减少，或使其危害尽可能地小，而不能完全取消”（转引自传记235页）。

凯恩斯对划出一条线的怀疑是对的。在实践中，在自由和强制之间应该划出的不是一条线，而是很多线，用这些“线”来屏蔽专制的危害。诚然，划线这件社会工程已经到了哈耶克的“扩展的社会秩序”领域，但不能认为“这种秩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转引自传记364页）。微观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都是在“理解”这种秩序，尽管经济学家不能去设计这种秩序。事实上，哈耶克自己也在努力这种秩序，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就是理解这种秩序的结果。 要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还是要政治哲学家的哈耶克？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价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乃至在当今经济学界很有代表性。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凯恩斯与哈耶克是完全一致的，但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论点，凯恩斯是不赞成的。对哈耶克，需要这样一种“两分法”来认识。

其实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仍有影响，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他的经济学却始终未能获得统领经济学主流的地位。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承袭了斯密的经济学传统。但哈耶克他们多走了一步，把价格理论扩展到了宏观分析领域，并提出了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它开辟了一个有价值的统一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方向。但哈耶克没有再做精细化的工作，而凯恩斯做了，于是凯恩斯受到喝彩，只是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又走过了头。后来制度主义经济学推动了微观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并避开了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冲突，于是被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就这样，哈耶克的经济学至今受到冷落。在哈耶克开辟的方向上建立统一的经济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哈耶克本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也本可以过一种富裕的经济学家的日子，但鬼使神差，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哲学家，也因此过了一种不太宽余日子。只是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才过的优裕起来。按照中国目前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哈耶克“迷失”了方向。然而，人类社会幸亏有了这样一位迷失了方向的思想家。他的经济学本来可以做的更好。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1931年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的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32年，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但到后来，哈耶克逐渐离开了经济学，在思想界摆开了战场。这是因为他畏惧经济学已经具有的高度而选择了一条省力气的生活道路，还是看到思想界的工作更具有价值而感受到了一种“绝不能逃脱的使命”（转引自传记140页）？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当时的德国已经出现了纳粹主义，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蹈向此途的极大可能性。哈耶克要为这场战争的真正的胜利做贡献，就是要防止英国再现悲剧。站在通观人类发展史的高度，哈耶克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甚至说是悲壮的。在人类发展的巨大的转折点上，一种智慧技巧，一个数学模型是不能帮助人类的；耽迷于智慧游戏而不顾重大时代困境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最终，哈耶克的伟大得到了证实：在经济学界，他是小人物；但在思想界，他是伟人，是经济学家也需要仰视的伟人。

作为当今时代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我在这一点上与哈耶克的心是相通的。中国的农村问题就像“格尔迪奥斯绳结”，用经济学家发明的“模型”是解不开这个绳结的。我们需要亚历山大的剑来砍开这个绳结，这把剑就是社会公正，就是权利平等。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忙于用绣花针来装备自己，而把亚历山大之剑弃置不用。在我看来，哈耶克的思想正是锻造亚历山大之剑的熔炉。

谁爱护哈耶克？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于一个社会主义氛围相当浓烈的环境中。欧洲的社会主义与东方的社会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由它的发源地来到东方就变了味道，但这不意味着本原的社会主义就是美妙的东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在欧洲也显露出它的天然缺陷。传记作者写道：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四方社会成百上千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哈耶克出版批判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书，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在中欧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尤其强盛；在德国知识界甚至到了排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地步。其实早在斯密以后一百多年里，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境遇就相当糟糕，这有凯恩斯父亲写的书为证，那时间，谁如果宣传和信仰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在大学里是找不到工作的。我甚至怀疑马克思当年的遭遇也未必比哈耶克更坏。马克思可以做共产国际的领袖，哈耶克做谁的领袖？看起来，自由主义者注定是少数派。

但是，哈耶克还是生存下来了。是谁眷顾了哈耶克？还是欧洲这个社会。欧洲社会有包容性，尽管它的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是他们帮助了哈耶克，成就了哈耶克。但真正眷顾哈耶克的是欧美社会的人文环境。

读这本《哈耶克传》，我特别关注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关系。我感觉，凯恩斯像中国的胡适。哈耶克是可以学的，但凯恩斯学不了。凯恩斯的贵族气质是天然的，哈耶克的贵族气则是外在的装饰。尽管哈耶克在初到伦敦时在罗宾斯的支持下拿凯恩斯学术观点开刀，但凯恩斯还是以礼相待。他只是在私下里向他的朋友表示了对这种笔墨之战的厌烦。凯恩斯甚至为哈耶克找房子，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哈耶克只是在二战期间对凯恩斯挂起了免战牌，其余时间总是在与凯恩斯较量。像凯恩斯这样的大学者，也就构成了哈耶克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特点是宽容。

未解之迷：观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观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哈耶克，也包括凯恩斯，给出了一个令知识分子高兴的答案：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是的，这本传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似乎证明了观念的力量。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都信服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并通过实践自由主义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就。

可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导观念。遗憾的是，自由主义观念主导人类社会的的时间并不长。宗教的蒙昧主义和仗恃暴力的专制主义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主宰着人类。一个时代选择何种观念来主宰社会，其原因还是要在社会本身去寻找。我们不能相信，如果哈耶克早出世1000年，人类社会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哈耶克好像不相信这一点，他反对历史决定论。极端的历史决定论不对，完全抛开历史决定论好像更不对。

米塞斯说的不错，大多数人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但由此说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们的领袖”，并断定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真是大可怀疑的。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能作为人民的领袖呢？是自由主义者吗？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轻易做人民的思想领袖，自由主义还能被我们所珍爱吗？米塞斯的推理是，掌握社会主义思潮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群众，所以，改变知识分子的观念就可能改变社会的轨迹（参考传记49页）。我对此深表怀疑。按我在中国农村的调查，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喜欢平均分配土地，其原因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他们需要这种方式求得降低生活的风险。我们的学者很难改变他们的观念。

但有时候观念的力量的确是伟大的。当一项变革的物质历史条件已经具备，而旧的利益集团还在利用旧的观念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时候改变观念就将显示巨大的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给欧洲带来了麻烦，物质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观念需要登堂入室了，撒切尔和里根才向自由主义招手了。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命题：观念的力量在合适的时候是伟大的。当今中国，正是需要选择自己的主导观念的时候。 阿兰. 爱伯斯坦，2001，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秋风译。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7月25日

一本不完整的学术思想传记

RichardM．Ebeling／文 秋风／译

自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25年中，关于他对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哲学的贡献之阐述和评价，已经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和论文集，见诸报章的还有上百篇大众化的和学术的文章。

然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本完整的哈耶克传记，埃本斯坦（AlanEbenstein）的《哈耶克传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埃本斯坦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致力于学术思想史、政治理论和哲学研究。在这本新书中，埃本斯坦则显示了他确是一位心思细密、喜欢追根究底的传记作者。他仔细地研读了现已出版的一切跟哈耶克生平有关的资料，同时还查阅了很多已出版的访谈录，包括伦敦经济学院收藏的档案文件和论文集，同时走访了过去几十年间跟哈耶克过从甚密的学者及其家人以收集资料。

埃本斯坦追踪了哈耶克生平的各个阶段，详尽地描述了他的父亲、祖父的生平及其与19世纪奥地利学派成员的关系。不过，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美国返回之后的那些年的经历，似乎有所缺漏。比如，对1927年到1931年哈耶克出任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期间的活动几乎就没有提及，而这段时间却发生了很多值得记录的事件。一直到1931年哈耶克离开维也纳之前，他显然已使该所成为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方面获得广泛赞誉的研究中心。

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作为1930年代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在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阐述者已经获得国际声誉，另一方面，则是从1940年代起他作为社会和政治哲学家捍卫自由社会和市场经济，也获得同样卓著的声名。

这种局面与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促使哈耶克于1949年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哈耶克决定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们曾育有两个孩子，新任妻子则是他年轻时就恋爱的远房侄女。

LudwigM．Lachmann有一次对我说，1930年代末期到哈耶克在伦敦的家里吃饭是一桩让人尴尬的事。当时，哈耶克跟他的第一任妻子互不搭理。坐在餐桌前，Lachmann跟这个说完跟那个说，而他们两人彼此却不说话。

Lachmann相信，哈耶克这段时间作品高产，部分地就跟他不幸福的家庭生活有关，他把自己的精力全副投入到研究工作。

于是，我们得以弄清，哈耶克1930年代中后期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核算问题的论著，如何促使他认识到并反复强调与劳动分工同时发生的知识分工的重要性。埃本斯坦解释了哈耶克关于生产活动受到在商业周期过程中可能被货币力量扭曲的市场价格引导的论点，如何促使哈耶克最终把握了基于市场的价格发挥着信息收集和分配的功能，从而实现了在市场关系的网络中无数个人计划之协调。

由这一认识，哈耶克构造了自己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演进理论。在此一秩序中，人类制度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之产物，因为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没有、也不可能被某一单个人或团体之心智所知晓或把握。

埃本斯坦概括叙述了他自己认为可以从这一洞见中得到的论旨，也即哈耶克在《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深入阐述的思想。读者可以不同意埃本斯坦在这一部分所做的阐释或特别强调的重点，但他必须承认，作者的确是在努力地理解和评价哈耶克在这几十年中所致力阐明的理念。

书中败笔

埃本斯坦也试图再现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那段时间的学术气氛。他说，由于哈耶克研究经济理论的“奥地利学派”理路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不想聘任他，他只能当该校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尽管他有点孤僻，也讲究礼仪，不过很明显，他的同事和学生们都发现他是很容易共事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学术伙伴和导师，并且总能从他那里获得教益。

埃本斯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耶克的学术活动的叙述与关于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岁月的记述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如果读者关于哈耶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知识完全就只建立在埃本斯坦本书第五到第七章的叙述上，那么读者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在这一时期，哈耶克是一个受到误导、装腔作势的低能者。

埃本斯坦鹦鹉学舌般地照抄凯恩斯主义者反驳哈耶克的言论，说哈耶克假定资源被充分地利用，而不是未被利用，因为如果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劳动和资本，那么消费者和生产者物品的生产总量肯定会增长。哈耶克作为一位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家被埋葬进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是引用MiltonFriedman的一句话：“我认为《价格和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著作，我觉得他的资本著作不堪卒读。”

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给同事和学生留下了肯定性印象，相反，193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他则由于日尔曼口音和他的“奥地利学派”观念，而令同事们觉得他完全难以理解，学生们则发现他讲课了无生气，让人糊涂，作为老师也无法接近，读者们由此一叙述中得到的结论就是，“可怜的哈耶克，如果他没有那么拼命地想当经济学家，那么他生命中的这段岁月大概还不至于如此糟糕透顶。”

这些章节是本书的败笔，这些章节对哈耶克这段时间为经济分析作出的无疑是最重要的贡献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公正、富有见识的概括和理解。与埃本斯坦所创造出来的印象相反，哈耶克在两次大战之间是欧洲最重要也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论述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在英国与凯恩斯思想可谓势均力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SudhaShenoy曾对我讲过，1931年，他的父亲、二战后印度最重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B．R．Shenoy在听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开的、后来结集为《价格与生产》的系列讲座后大受启发，大大扩展了他理解经济过程之性质和运转的视野。

而且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利息、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并没有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相反，正在经历一个复兴和重建过程，奥地利学派正在走向新的黎明。哈耶克的贡献与米塞斯的贡献则是此一复兴的基石。

埃本斯坦在其传记中完全没有正确地评价奥地利学派的生产理论，他们把生产看成是需要透过生产活动过程把生产工具转化成成品消费品的时间性过程，而在使用货币的经济中，这些相互勾联和相互依赖的生产阶段只能透过市场价格和利率之网络实现协调。

米塞斯和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是，货币和信用扩张会扭曲市场利率，发出错误的价格和利润信号，进而导致资源向错误方向流动，资本配置失当，储蓄与投资失衡。奥地利学派理论揭示了被总产量、总就业、一般价格和工资水平这些宏观经济总量如何掩盖事实从而导致这种扭曲现象的，并阐明了微观经济的过程及货币、信用扩张将如何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影响市场中生产结构。

不幸的是，与其投入到解释哈耶克之社会、政治哲学的兴致和关怀不相称，埃本斯坦解释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时显然有失公允。

因此，埃本斯坦的传记只是关于哈耶克生平的不完整的学术思想传记，更有进者，他也没有满足人们对传记作家最基本的的期望：他没有试图持平公正、有理有据地理解他所讲述的传主的生平事迹———即使他最后不同意传主的见解。埃本斯坦是写了哈耶克的第一本传记，但人们仍需要期盼另一部更权威的传记问世。

注：本文为英文原版《哈耶克传记》书评，写于1999年，有删节。

　 2003年06月14日，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用观念战胜观念

——《哈耶克传》代译序

冯克利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个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生动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常不同的遭遇。

这些不同的遭遇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走向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出光彩。此类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前者如以赛亚·伯林在《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一文中讲述的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使一种哲学发生畸变的故事：休谟哲学的谦和品质注定了他与民族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然能够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欧美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却能够变成激进派保种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思想被埋没多年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举出被伯林发掘甚力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触，读思想大师的原典固然必要，但这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是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我们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来看待“新问题”，比起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来可能更具说服力。比方说，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当政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毕竟有过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蛮能干，其成就并不亚于今日；其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与今天多有相似之处。我们若是搞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人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祉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等到问题成堆乃至尸横遍野之后，我们才醒悟到它那样做其实只是为了戏弄我们。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于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当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当初秋风先生发过来这本《哈耶克传》的译稿时说，他也许是做了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埃本斯坦的这本传记，实在说来算不上思想家传记中的上品。我粗读一遍后，所获感觉大体上跟他一样。它多少有些流水账的性质，而缺少人们有理由期待于传记文学的精彩叙事。不过在给生平事迹缺少戏剧性情节的思想家所写的传记中，精彩者历来就是寥寥无几的，所以我们似无必要过分苛责于作者。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于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哈耶克的生平传记可以利用的情况，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除了能够从此书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外，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收获。但它确实能够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上个世纪的遭际——这个世纪与思想家本人的平淡生活大不相同，倒是充满了复杂多变的戏剧性情节的。

文本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其一涉及到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一百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威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多里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的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国家福利主义”的崛起。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的事件，有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七百年的统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盛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开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给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十九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的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可以说，在上个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发生这三件大事，已使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所取代，鼓吹这种理论最力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二十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的道德勇气上所展示的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提供了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的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之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了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然而幸运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会主义吸引的同时，适逢米塞斯发起了针对计划经济之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的关注以及不久后与米塞斯的相识，成为促使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进行知识反省的第一个契机。在对计划经济的严肃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认真看待科学研究的任何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不会有哈耶克后来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体系。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大潮的思想家。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中，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的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事实上我们看到，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三十年代末以前，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经济学院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他这种名声大体上依然只局限于经济学专业的学术圈子。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三十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他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的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抱以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据这本《哈耶克传》称，他在1937年编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是“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了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以后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达。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在决定舆论中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之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人们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看，哈耶克与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一点上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本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便把他的主要对手定位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论差异。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出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时写成的《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直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思想其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其后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1978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短长——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着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既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要里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

莫再为了忘却而纪念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说服，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勿庸置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是来自他的一个对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面对八十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年为他的同志们概括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这首先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得到公认的‘理智’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第三，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说，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都不是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本人在五十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见“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他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说的不错，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这从一个侧面再一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七十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非因为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老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由此说来，尽管哈耶克是当代政治哲学家中间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会因为这种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误读或遗忘的危险。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对于俄国经济的“休克疗法”造成的混乱，那些笃信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政策操作者难辞其咎；在中国，许多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或是因为鼓吹加快市场化过程，或是因为容忍新权威主义，也开始被人指责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新权贵阶层的同谋”。这些指责当然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遗憾的是，哈耶克对这些事情会做出怎么的评说，我们已经无从猜测。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有限的法治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生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有可能发生。

对于那些希望它发生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他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担当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柏克语，《致命的自负》第二章开头的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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