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一下。
[求心评论]我数了一下,大概有一半的专家提到了通过提高工资、提高群众收入以达到内部均衡的目的。我把这部分转来了。
分配问题是导致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下面汤姓经济学家的这句话与我完全一致,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参考了我的观点,读了我的书,看了我的“合伙包饺子”模型,呛恰?br>
汤经济学家:“大家对这个问题达成的共识是,未来制约中国发展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也造成内外失衡的最核心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是汤敏、林毅夫、樊纲在搞这个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个研讨会的发言内容,与会者多是国内的主流学者和政府官员,中国经济走到这一步与这些人很有关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学者的高明和愚蠢。我中心网站已经发出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大家可以从中比较,看看哪些有道理,哪些有错误。实际上中国经济今天出现严重失衡,是与下面这些专家学者有直接关系的。这个主流智囊今后将何去何从?请大家拭目一待。出于对发言者的保护,我们将姓名隐去,请大家只看内容好了。]
xiaozheng:
刚才xiaoliu从储蓄的角度来谈内外失衡的问题,我很赞同。我从收入分配等几个方面来讲一下。因为储蓄率高,所以分配率就低。有几个数字: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去年和前年下降到45%,比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第二,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经连续四、五保持在11%左右,去年下降到10.6%;第三,最终消费率去年下降到50%,比前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也达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最低点;第四,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由1:2.2上升到1:3.3;第五,居民消费率去年下降到36%(前年是38%),也达到历史最低点,而政府消费是14%,上升到历史最高点;第六,投资率去年和前年都是42.7%,连续四年的平均水平是42.4%,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高投资率今年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这五年也是历史上投资率最高的时期。
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内外失衡的根源是内部消费与储蓄的失衡。消费失衡是由于居民收入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收入结构分配不合理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还是要对收入分配进行大的调整。刚才很多专家提出的建议,我都很赞成。比如xiaofan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了,既增加了消费,又增加了外资企业雇佣中国员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xiaowang讲的从间接收益向直接收益过渡,也应该着手研究了;还有就是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包括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农产品出口支持体系的投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增加了以后,他们的消费意向就会比较强。
在对国内经济失衡进行调整的同时,要辅之以外汇储备的调整手段,包括增加海外投资的能力,增加居民外汇收入的储备,增加资源实物的储备,通过这些手段来缓解外汇储备过多的矛盾。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和解决国内失衡的措施相配合,通过力度较大的改革措施来促进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xiaosong:
我非常赞成xiaoliu的观点。对于内外失衡的调整,究竟应该从哪做起?从外部来看,可以调整汇率,但更重要的还是内部发生了失衡,所以还是要找内部的问题。造成内部失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收入分配的失衡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些同志说,近两年来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分配问题有所缓解,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从机制、体制方面来看,这些问题还不能说是解决了。
我最近看了全国总工会的一个调查报告,2002年到2004年,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在被调查的20个省、市、自治区里,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占81.8%,这说明现在劳动收益和工资收益严重失衡。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处于较低的水平,消费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报酬水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政府不能像在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干涉企业的工资自主权和用人自主权。对于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而言,现在它们占的市场份额很大,个体劳动者和农民工的工资如何提高?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把两年一次改成一年一次,将来形势会发生变化了怎么办?
社会保障是二次分配,如果一次分配的差距太大,通过二次分配也不能解决问题。另外,现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还存在严重的逆向转移问题,越是政府官员越有保障,社会保障水平越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要有发言的权力、组织的权力和罢工的权力。我们现在也在推行由中国企业家协会、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形成的三方谈判,但这样一种架构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三方谈判。多年来,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这说明工会的职能是需要转变的,而工会职能转变不是经济问题,是和……密切相关的。
所以,说到失衡,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行政管理权利和政治架构这个方面失衡。如果不下决心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措施,这种局面就很难扭转。本来应该由不同的社会群体自己组织协商,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形成了现在的运行机构。特别是地方政府,本来明文规定它是“裁判员”,可实际上它是“足球队队长”,还经常下去踢几场。但是在这种构架下,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他们不管谁来管?工会在遇到各种问题时,没有罢工的权力,没有正常的渠道来表述自己的意愿。2003年我曾经正式写过一个讨论修改《宪法》的报告,认为《宪法》应该给予工人罢工权,报告中说明了为什么要给工人罢工权,如果没有罢工权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报告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xiaotang:
要在内外失衡条件下进行综合改革,这确实非常复杂,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近我们和林毅夫、xiaofan一起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现在研究工作进行了一半,底稿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修改。大家对这个问题达成的共识是,未来制约中国发展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也造成内外失衡的最核心的原因。
收入分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一定要在一次分配上下工夫。收入分配有两种形式——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贡献的分配,二次分配主要是体现公平原则,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二次分配上,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福利国家的陷阱。因此,收入分配的核心在于一次分配,也就是在资本、地租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
刚才大家提到的很多数字都表明,劳动力的收入越来越少,而其他的数字相对越来越多,不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失衡问题的。在劳动力的分配里,水平最低、增长最慢的是农民的收入,包括农民工的收入。所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什么现在劳动力越来越不值钱,或者相对不值钱呢?这是我们追求的高增长、集约化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和农村的发展。
第二,在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最低工资等)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教育上下功夫。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还包括农民工第一次进城的教育。通过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工资同步增加,保持国际竞争力。
因此,我们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之前,首先要把目标搞清楚,也就是为了在未来大力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按照这种思路,重新设计我们的目标和改革方案,重新设计整个工业结构,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通过深化改革,走上一条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xiaoliang:
我提供一些数据,供大家参考。1994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特别是最近几年顺差的增长速度加快。去年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6.8%,今年第一季度上升到7.2%,根据今年一到四月的增长趋势,今年的外贸顺差可能要超过10%。外贸顺差的扩大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两缺口模型表明,减少对外失衡的根本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加进口,减少经济增长对外贸进出口的依赖。
要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过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太慢,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最高点,是62.5%,到2006年这个比重下降到44.8%,在20多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下降0.77%。这说明居民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这里所说的GDP是名义GDP,也就是限价GDP。消费上不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基于这两点考虑,我们要调整内外失衡,关键在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渐回升到合理的水平,比如60%左右。同时,要从制度上保障居民的收入合理增长。
第二个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为了大幅度增加财政对社保体系的投入,我建议将企业的部分利润收归国库,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工作做好,这对于刺激消费,让社会公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都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