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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这个响亮而神圣的音符，曾经激励着无数人满腔热情，随着时间的洗涤，也将逐渐淡漠在人们的记忆中，虽然公社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停留的脚步是十分短暂的，但是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公社开创了“吃饭不要钱”的神话时代，把“平均主义”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人性在“大锅饭”里得到历练，人的觉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使人们深刻的感受到人性善变的奇迹。
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人多地多，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有利于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建设中型水利工程和较复杂的厂矿，有利于建设较大规模的道路和住宅，有利于兴办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学校等等。所谓公，就是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更加公有化。也就是说， 农业社和社员的生产资料与财产无代价地归公社所有，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例如：公社建立后，自留地归了公，建立公共食堂后社员私人不便养的猎和羊，将这些送给公社，鸡鸭也变成了集体统一喂养，老年人进了幸福院，吃饭到公共食堂，因此，粮食也不用在社员家保管了，住房也不用那么多了，房子也自然要加以调整，这样进一步消灭了私有制。生活集体化，社员真正以社为家，以国为荣，将来以全世界为家，世界大同。总之5亿中国农民抛弃了各自生活了多年的小灶，集中到了公共食堂吃饭，这不仅是亿万农民生活方式上一个前所未有巨大变化，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名副其实的“大锅饭”见证了公共食堂的兴衰成败，“吃饭不要钱”瞬间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令人振奋的口号，“平均主义”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平均主义贻害无穷。当年人们对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平均主义”大唱赞歌，天真地认为中国离共产主义只在一步之遥了。可是，此时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具备“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条件；农民现有的觉悟水平也低，不足以防止吃饭攀比和粮食浪费现象出现，更不足以刺激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于一部分从“平均主义”中得到好处的人来说，他认为吃的是公社的饭，得的是公社的好处，对集体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而那些劳多得少的农民明显地感到自己吃亏，觉得干多了也是给别人干，积极性大挫。这样一来，过去的懒人更懒了，而原来劳动积极的人一看自己吃了亏，也积极不起来了。
公社成立后不久，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一、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二、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三、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四、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影响而消极。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的，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史无前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不合理。于是群众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和“吃饭打冲锋，做事磨洋工”的现象。
可见，头脑发热的人认为：社员应该平均享用社会财富，于是，出现——平均懒散症。公社成立后不久，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平均主义”泛滥成灾，从而导致群众产生了“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等错误思想。于是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和“吃饭打冲锋，做事磨洋工”的情况，阿德在这里把这种现象叫做“平均懒散症”。本观点出自刘德著作的《资本财富论》。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如果说公社是一个梦，那么这个梦总有醒的时候。“大锅饭”持续了几个月就满目疮痍的草率谢幕，永远退出了人类历史舞台。“平均主义”像一根充满神奇力量的魔棒，指引着亿万苦难中的人们找到了寝食无忧的天堂，但转眼间又把酣梦中的人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得与失的较量中，个人的利益总是放在第一位，体现出人类社会狭隘的自然欲求性；在扼住人性的贪婪欲望的同时，也唤醒了人性的懒惰自私；在“平均主义”的大熔炉里，人的觉悟显得苍白无力，丑陋不堪，人性的脆弱和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几乎没有任何制度约束的“自由化”状态下，社员已经不是戴着“具有共产主义觉悟”面具的完美社员，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人的自然欲求性已经占了上锋，而且根深蒂固，人本身就有生存和延续生存的欲求，由此而衍生出懒惰、自私、贪婪、依赖的本性。因此，公社已不是亿万热血健儿为之无私奉献青春和力量的美好家园，而是成了人们索取慰藉在世态炎凉中受挫心灵的借口，修身养性的度假村。人已非人，事已非事。公社崩溃了，一泻千里，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理证，与后面的例证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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