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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926
一个周六的下午，十来个男女聚集在东京市中心一个普通的房间里，专心致志地讲述着事关他们未来职业生涯的问题。他们不属于同一家机构，这项活动与他们的工作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次聚会是为患有情绪障碍症者提供支持的非营利组织MDA Japan运作的一个项目的环节。项目参与者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经受抑郁症折磨之后，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他们的任务是回答向他们提出的有关他们经历的问题。每个成员轮流总结组里其他人的回答。在回答同事们对其病症的反应时，有个人说道：“我的上司对我说，‘你并不抑郁。’”
有一些人说自己的经理很有同情心，但也有一个人说经理表现得很愤怒，说什么“我这么关照你，你却辜负了我。”
参与者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些毕业自几所日本最知名的院校，目前在大公司和**机构供职。
在一个小时的活动中，他们讨论了工作中的压力、睡眠障碍和胸痛等问题。
抑郁症是日本职场上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据**统计，1996年到2008年，抑郁症患者人数增长了两倍以上，从20.7万增加到70.4万。另外，在这十来年内，包括抑郁症在内的情绪障碍症患者人数增长了一倍以上，从43.3万增加到了104万。
鉴于抑郁症患者人数激增，日本情绪障碍症协会(Japan Society of Mood Disorders)已把抑郁症称作一种“全国性疾病”。出于对现状的担心，日本**去年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抑郁症和自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人们经常将自杀与情绪障碍症联系起来）。研究发现，在2009年，包括医疗成本和损失的收入，自杀和抑郁症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2.7万亿日元；2010年，假如没有自杀和抑郁症，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应该比实际水平高出1.7万亿日元左右。
“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抑郁的人无法正常行使职能，”非营利组织日本生产力中心(Japan Productivity Centre)下属的心理卫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Yasuji Imai表示。去年接受日本卫生省调查的企业中，超过26%的企业声称曾有员工因心理疾患辞职或休假一个月以上。而在3年前的调查中，这个比例仅为7.6%。大部分企业——84%受访者——表示，心理健康问题对企业运营造成了不良影响。
公共卫生护士、MDA日本代表Ritsuko Yamaguchi表示，过去由企业福利计划处理的抑郁症问题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风险管理问题，因为它会导致缺勤，甚至诉讼”。Imai则指出，“有人会钻制度空子”，自称患了抑郁症，而且还“有律师怂恿这类行为”。
日本职场抑郁症案例的增多让人们格外担心，因为情绪障碍症和自杀之间经常被指存在密切关系。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警方的统计数字，最近13年里，日本每年有3万多人自杀。日本的自杀率是美国的2.5倍，英国的3.5倍。
对于抑郁症患者增多，一个引用得最多的解释是工作环境的变化，在经济不景气和朝着西式工作方式转变的环境下，传统角色和支持结构受到了削弱。例如，Imai指出，简单制造工作流向海外低成本国家，迫使日本许多蓝领工人不得不从事力所不能及的工作，比如产品开发。而“无法按预期完成工作，是引发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日本过去是一个集体导向型社会，工作责任分摊到组织内的各个小组。但是，Imai表示，随着“日本的管理风格变得更加西化，责任也相应变得更加个人化”。
日本生产力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似乎佐证了上述观点。研究显示，抑郁症在30多岁的人中最为多见。日本生产力中心认为，抑郁症集中出现在这个年龄段，源自他们面临的责任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压力，而他们仍然不具备完全履行这些责任所需的权力。
Imai表示：“这代人面临责任与权力的平衡被打破的局面。而且，过去日本职场上盛行一种尊卑有序的体制，资深员工会负责教导下属，但现在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每个人也都是孤独的。”
虽然人们提出了各种因素来解释抑郁症为什么增多，但许多专家认为，自称患抑郁症的人增多，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疾患变得更加熟悉，而不是患抑郁症的人真的增多。
“人们过去常常隐瞒疾患，但现在这种疾病已经变得更加可以接受，”庆应义塾大学(Keio)客座教授兼数家公司心理健康顾问的Hidemichi Hamada表示。
与此同时，日本情绪障碍症协会指出，近些年抑郁症的定义也有所扩展，导致被诊断为抑郁症并接受心理咨询的人数越来越多，即使某些人只有轻微症状。
例如，最近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新型抑郁症”，在年轻人中最为常见，通常是工作问题引起的。
“新型抑郁症”患者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在工作中会感到抑郁，但在私人时间里能够愉快地和朋友们来往，参加休闲活动。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真是一种疾病。Hamada举了个例子，有个病人被调到其他部门后开始变得抑郁。这位病人是一家个人电脑企业的软件程序员，工作还不满一年。
“她很担心会被继续从事程序设计工作的同事落在后面。她开始在工作时哭泣，并出现胃痛症状。但她在私人生活中一切正常，所以很难说她有抑郁症。”
Imai表示，价值观的变化，也使日本社会失去了“想这些人讲述工作艰辛的道理”的资源。“你不能太过善良。公司认为心善的管理者会解决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
他表示，企业需要的是拥有强大领导力的人，他们会说“放手去做吧，结果我来负责”。但是，“日本社会不再培养这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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