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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在这里,企业为了招工,给出了许多承诺,包括年度奖金、年假、甚至在员工生日时给予奖励。
“现在工人是上帝,”杨国威抱怨道。
这么说有些夸张,但也突显出一种重要的人口构成上的变化。中国曾经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眼下看上去不再是无穷无尽的了。按照中国的定义,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15岁至24岁)于2005年达到峰值,为2.27亿,但到2024年有可能降至1.5亿。
全球最大的供应链企业利丰公司(Li & Fung)的董事总经理冯国纶(William Fung)表示,全世界都应该准备好迎接“一波由成本推动的通胀”。利丰公司涉足从服装到家具的各种制造行业。
2010年至2011年度,中国除了劳动力成本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成本投入也不断飙升。例如,去年棉花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50%。
“事实是,(供应商)将不得不转嫁这些成本,”冯国纶表示。
像利丰这样资产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企业与技术含量低的香港小公司,很可能迎来不同的命运。前者截至2010年6月的半年销售额增长了近20%。后者中有很多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广东并不是中国唯一一个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省份。在安徽等贫困省份,工人们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也能拿到较高的工资,因此许多人不再愿意长途跋涉外出打工。安徽省一直是农民工的重要来源地。
23岁的李伟宁(音译)辞去了在广州市本田(Honda)零部件工厂的工作,选择在距离广州市400公里的湛江的一家工厂打工,因为这里离家更近,生活成本也更低。去年广州本田工厂发生了罢工事件。
“我(每月)能拿1600块,几乎和在本田拿的差不多,”李伟宁表示。与跨国公司比较不同国家生产成本的方式相比,他搬到离家更近的地方所进行的成本考虑要简单得多。大多数跨国公司不太可能将中国的业务转移到印度或孟加拉国等国。
研究咨询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服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13%,抵消了工资的大部分涨幅。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幅远远超过了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
此外,对于电子元件组装等行业来说,高效且结构紧密的供应链——从日本或台湾的工厂,将产品运输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决定了转移生产设施的难度很大。
而除了广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致命的秘密。世界银行(World Bank)称,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与韩国相当。龙洲经讯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结合了“第三世界的工资与第一世界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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