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黑天鹅”、“灰犀牛”和“大白鲨” ——如何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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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

今天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黑天鹅’、‘灰犀牛’和‘大白鲨’”。黑天鹅、灰犀牛、大白鲨是三种动物，都有颜色，都很罕见，至少在我们周围，我们不能每天都看到黑天鹅，也不可能每天看到灰犀牛，基本上看不到大白鲨。但是咱们今天不是在动物园，我也不是赵忠祥老师，我并不是来解说动物世界的。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这几年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只是相对于过去来说，现在这个问题更突出了——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在学术上，我觉得并没有太多的有价值的研究，只是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方面，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今天的讲座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黑天鹅”，什么是“灰犀牛”——这两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大家一定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大白鲨事件”，因为这个词语是我造出来的。我并不是说“大白鲨”是我造出来的词，我说的是“大白鲨事件”这个词是我造出来的。我会解释一下这三个词代表什么样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部分：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首先我会从理论上做一个反思和讨论，我会告诉大家：传统的经济学，可能包括传统的其他学科很难对不确定性提出很好的办法。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三部分是今天的重点，我想结合已有的研究、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我的观察，谈一谈：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们应该怎么能够战胜或者减少不确定性。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关于大白鲨世界的制胜法则。这是我的一些思考，我要说明一点：这并不是非常成熟的思考，因为对全人类来说，这都是一些新的话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期待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进步。


我为什么要研究不确定性问题


我先介绍一下，我为什么研究这个不确定性问题。先讲一个故事。我有个发小，就是小时候在村里一直长大的，他很早就去深圳打工了。他在深圳干什么呢?在深圳建工业园区。北方的朋友不一定能理解，很多人以为：工业园区就是政府圈一块地，划一个范围，在这个地里面一般发展某些重点产业。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南方，尤其在深圳，有很多工业园区是私人租赁、私人经营、私人管理的。就是你去租一块地，你自己可以来规划：这块地我建什么样的厂房，我引进什么样的产业，我把什么样的企业招商进来。这样的工业园区，有点类似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我那个发小以前做得还是不错的，他每次给我打电话一般都是问我一些微观的管理问题，因为我长期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比方他会问：什么人应该给固定工资，什么人应该给股权，什么人应该给奖金，奖金和固定工资的比例是多少会比较好;如何防止下属合谋;什么时候集权，什么时候分权。当然，对这些问题，我在2015年的一本书《跟西游记学创业：一本人人都要读的管理秘籍》里介绍过，这些话题跟现实相关;他以前几乎从来不问我大的问题。但是今年，大概是8、9月份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问我：聂老师你觉得特朗普会当选还是拜登会当选?我说：特朗普和拜登谁当选，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是搞工业园区的，你在深圳某个地方，你就做你的生意;你相当于管了一个企业，按道理这件事不会影响你啊，你为什么要关心这样的世界大事呢?

他就说，这个事情跟他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深圳是中国的出口基地，中国1/10的出口是通过深圳出去的。深圳、苏州、无锡等几个地方，它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就是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总额的结果是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如果是特朗普继续当选，那么接下来四年，中国的出口会大幅下滑;如果出口大幅下滑，深圳首当其冲。那么，他做生意，他把厂房租给谁呢?他就没人可租了，因为深圳的很多出口企业都萎缩了，他就租不出厂房，那就不能买那块地了——那块地的标价是好几千万，所以他非常慎重。如果是拜登当选，中国的贸易冲突跟美国的贸易冲突应该会有所缓和，所以出口会增加，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多买地，因为企业也容易进来;而且他要提前买，因为等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再买地已经来不及了，租金就会上涨。所以他认为，美国究竟是谁当总统，会直接影响到他这笔交易能成功还是失败，甚至决定他的身家性命——他投入了大量的钱，基本上把他的身家财产全部押到那块地上。

我讲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过去，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国际格局，很少会影响到我们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生存。套用方方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来说，现在时代的一座火山对每个人来说真的就是一座火山，你绝对不能置之不顾，你不能像过去一样置若罔闻。所以，我想说这个问题，就是像这样一个宏观形势、国际大势，本来是高度不确定的，但是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所以我们要开始高度关注各种不确定性。

什么是“黑天鹅”、“灰犀牛”和“大白鲨”事件


说到这里，我们就开始讨论什么是“黑天鹅”、“灰犀牛”，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二条发一条评论员文章，标题叫“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二论做好当前金融工作”。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所以《人民日报》发出的文章肯定是带有风向标性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本身并不显眼——“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但是文章里有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这句话说：“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这一句话就带出来两个关键词，而且都是很奇怪的动物;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带火了两本书，一本叫《黑天鹅》，一本叫《灰犀牛》，这是两本书的书名。黑天鹅就是Black Swan，灰犀牛就是Gray Rhino。《黑天鹅》的作者是一位纽约大学的兼职教授，叫塔勒布;《灰犀牛》的作者是一位女记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既防“黑天鹅”又防“灰犀牛”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黑天鹅事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不可预测、影响很大，但是事后可以解释的事件。通俗地说，它是一种概率很小，但是破坏力很大的事件，比方说“9·11事件”。我认为，在“9·11”之前，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这个事件。“9·11”发生的时候，我刚好到中国社科院读硕士研究生，刚刚报到;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第一，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这是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人开飞机去撞摩天大楼这样的事情。第二，影响力很大，破坏性很强。毫不夸张地说，“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战略，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比如某种程度上让我们重新重视文明的冲突。但是这个事件，在事后是可以解释的。



如果它不能解释，我们讨论它也没有意义;如果它影响不大，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乎。为什么呢?全世界每天都发生无数的事件，绝大多数事件可能都是小概率事件，根本就没法预测;那些突发事件，如果影响、危害不大，那就无所谓，因为它是孤立的事件。怕就怕，这个事件不可预测，但破坏性很强——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高度重视。

还有人说，今年的新冠肺炎也属于黑天鹅事件。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并不认为新冠肺炎是黑天鹅事件。为什么呢?原因是，据说有医学专家或者团队预测，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今年差不多该发生了。大家有没有印象?2003年的时候是“非典”，2004-2005年是猪流感，2008年、2009年是禽流感，还有后来的埃博拉。反正，传染性病毒的爆发，基本上没停过。每隔几年就有大规模的流行病，只不过，这次流行病的范围是超越以往所有的流行病，波及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还让美国总统的第一家庭的四个人感染(特朗普夫妇加上他的长子等)。这样的事件，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但是从流行病学角度讲，它未必是不可预测的，只不过你不知道它在哪个具体的节点爆发，可能大家没有预测到在武汉发生，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不重要，我觉得我们一般的人把新冠肺炎看作黑天鹅事件，也是可以的。

还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绝大多数人也会认为那就是黑天鹅事件，因为根本就没法预计到会爆发那样大规模的危机，美国都没做好准备，也没有人想到。当然，也有人会说：不对啊，有极少数经济学家预测到了。对，的确是有极少数，甚至可以说其实就是极个别经济学家发现了——如果大家看过《大空头》那部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所指。但是，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是没有预测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一个事件，第一它概率很小，第二破坏力很强，所以它就是黑天鹅事件。我觉得，不用计较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是不是黑天鹅事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事件确实是冲击力很大，我觉得把它们称为黑天鹅事件，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是什么呢?是灰犀牛事件。为什么需要介绍灰犀牛事件呢?《黑天鹅》那本书出来得比较早，而《灰犀牛》的作者发现：人们过于被黑天鹅事件的极端影响所吸引，而忽略了身边另外一些的事件——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很高，也有很大的破坏力，但是当下还不会发生。比方说地球变暖，比方说濒危动物的灭绝，比方说地方债问题，这些是迟早会发生的，但是它不会现在发生。你觉得远处有一条灰犀牛朝你跑过来，你一看它还很远，你不慌不忙地拿着望远镜，一边观赏一边拍照，这似乎很正常;但是等它冲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为时已晚了，你可能就被灰犀牛给撞死。她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黑天鹅事件还是灰犀牛事件，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第三类——大白鲨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黑天鹅事件而言，第一，因为它发生的概率极低，普通人一辈子都碰不到几次，碰到了算你中彩，所以，太小概率的事件，你没有必要在乎，因为在乎不了。第二，也无法掌控它，你个人其实做不了什么事情;从国家层面也许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但是，个人面对“9·11危机”能有什么办法吗?没有办法。所以，我说“不可怕”，并不是说它本身不可怕，而是对我们个人来说，讨论它的意义不是很大。灰犀牛事件确实影响很大，但是人们有长期的准备;至少你是可以预期的，有预期你就可以有准备。

怕的是第三类事件，我称之为大白鲨事件，White Shark。什么叫大白鲨事件呢?它随时可能发生，难以预测，但是破坏力又很强。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新冠疫情的二次爆发：如果说新冠疫情本身属于黑天鹅事件，那么新冠疫情的二次爆发就属于大白鲨事件，你根本不知道新冠疫情下一步在哪里爆发。比如说我们学校，本来今年4、5月份的时候就准备复学了，因为上半年是毕业季，要让毕业生准备返校，给他们一个星期打包行李，尽快走人，分几拨返校;学校都做好了准备，连志愿者都培训好了——志愿者提前入校。结果，志愿者刚培训完，北京就爆发了新发地疫情，导致志愿者留下来了，那些提前来的人，来了就来了，没来的不要来了，在中途的要回去;最后，毕业生们的行李基本都是志愿者和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打包给他们寄回去的。

北京疫情之后又出现了新疆疫情，新疆之后是青岛，青岛之后是天津，天津之后上海也发生了疫情。你想想看，假如你是个要出差办公的人，你知道哪个地方会发生新冠肺炎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哪个地方会二次爆发?你不知道。这个事件就是随时可能发生、完全没法预测，但是破坏性很强，你根本不可能回避这种事情。这是与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不一样的，我称之为大白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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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不确定性 聂辉华 黑天鹅 大白鲨 不确定

第二个例子，是打个比较贴切的比喻——火山爆发。全世界有很多火山，比如日本在火山活跃带，中国台湾在火山活跃带，这些火山活跃带并不是说随时会爆发火山，并不是一定马上会爆发。如果它马上爆发，那大家就不会待在那里住了，就会搬走。实际上，如果你现在搬走了，它可能一直都不爆发，十几年、二十几年可能都不爆发，所以你就白搬了。怎么办呢?这种活火山，随时可能会爆发的活火山就有点类似于我说的大白鲨事件——很难预测，随时可能发生，会带来破坏性。它不像黑天鹅事件那样是小概率事件，它的概率也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它又随时可能发生，而不像灰犀牛事件那样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发生。

我再讲第三个例子，是一些恶性的刑事案件。大家可能有点印象，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江西某个地方，就是我老家的隔壁县，有个杀人犯跑出来了——他杀了一家人，然后跑出来了，跑出来没有被抓住。那段时间大家相当紧张，连我老家都很紧张，我跟我父亲说：不要出门，因为你不知道他逃到哪里去了，你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去杀人。在他被抓住之前，这样的事件就属于大白鲨事件。它符合我说的这几条：第一，随时可能发生;第二，难以预测，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行踪;第三，破坏性很强，他会杀人灭口，反正他已经穷凶恶极了。

大白鲨非常凶猛。为什么我管刚才说的这类事件叫大白鲨事件?其实我很长时间在想这个名词，用这个词，是因为大白鲨有这些特点：第一，大白鲨分布很广，据说它可以分布在所有的海域，也就是说所有海洋的地方都有可能有大白鲨;并且它的寿命还很长，大约能活七十岁，跟人类也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想用它来比喻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性。第二，大白鲨身长3-5米，攻击性很强，几乎没有天敌。虽然鲸鱼比它大，但鲸鱼斗不过大白鲨，因为大白鲨的牙齿太锋利了。大家可能看过大白鲨方面的电影而知道，它太凶猛了，一般的枪对它都没有办法。这形容什么呢?形容事件的破坏力很强。第三，关键是其中没有明显的规律。它饥饿的时候，如果去捕食的话，它的行动轨迹基本服从于莱维飞行;如果它不饥饿，吃饱了，又呈现出布朗运动。

你可以说莱维飞行是一种规律，但是对这种规律，人类是很难捕捉的;它根本就没有一种明显的飞行的轨迹。大家可能想知道什么东西是莱维飞行，我告诉大家：蚊子、苍蝇是莱维飞行。你知道为什么蚊子很难打吗?比如说北京这个季节，今天下雪了，在这之前都有蚊子。你屋里要是有蚊子，你又没有蚊香的话，你这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你打不了它。为什么?因为蚊子的飞行就是服从莱维飞行，没什么规律。但如果你说，没什么规律也是一种规律;那这样说就没什么意义了。反正是很难捕捉到它的行动轨迹，这说明它的位置很难被预测，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

布朗运动是什么意思?你拿一颗花粉扔到水里，它的运动轨迹就是布朗运动，也叫随机游走。

从能否预测角度上讲，黑天鹅事件是不能预测的;灰犀牛事件还可以预测，所以对灰犀牛事件不用担心;大白鲨事件也不能预测，因为它随时可能发生，又没有一个稳定的轨迹。这里我也举了一些例子，像传染病、地震、发生暴乱，等等，是大白鲨事件。

大家可能会问：你说的这些事件都是极端事件，在我们生活中既不可能经常碰到传染病，更不可能经常碰到地震(特别是在不属于地震活跃带的地方)，也不太可能碰到暴力犯罪——北京是首善之地，外地的朋友也不会常碰到这样的犯罪。我来举更多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针对企业的——贸易摩擦。在贸易摩擦之前，你能想到中美会有这么长的交恶吗?而且现在还看不到终点。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以后也看不到终点;大家不要期待，拜登上台了，中美贸易摩擦就会消除——最多会有短暂的缓和。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了解美国政治，会发现：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唯独在针对中国方面高度一致，而且这件事情几年前他们就高度一致了。只是我们国内长期习惯于我们官方主流新闻，你要是只看国内官方主流报道，你就不能体察美国在贸易上对中国的不满。做智库的人、搞情报工作的人肯定都知道贸易摩擦这种事情是迟早会发生，但是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对一个企业来说，第一，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第二，现在发生了，你以为这个事就了结了吗?没有了结。你不知道它要持续多久，你不知道它以什么形式升级。我碰到一个做国际投资的企业家，他就很困惑。他说，他大部分的产能、企业都在中国，分布在中国，那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搬呢?

贸易摩擦就是个大白鲨事件：它随时可能升级，随时可能爆发，关键是你不知道它以什么方式爆发，尤其是碰到特朗普。特朗普这样的人就有点类似大白鲨，喜怒无常，没有规律，不可琢磨，过去又没有从政经历。拜登还好点，有那么长时间的从政经历，他的性格、人品、政策、团队，你都可以预测，甚至连他的健康状况你都可以预测。你能预测特朗普吗?不能。所以，贸易摩擦就是一种大白鲨事件。对企业来说，要不要在中国继续投资?要不要出海?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如果分散投资，去哪些地方投资?企业的供应链怎么办?这些都是很严峻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国际冲突。你可能不做贸易，你觉得世界上的大事跟你无关，但是，几年前谁会想到中美贸易摩擦带来这么大的风险?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中国很多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为什么焦虑呢?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被打回原形。大家会说，这跟中产阶级焦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我就问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中产阶层，你还要不要让你的孩子读国际学校?还要不要让他出国?像今天这样的形势，就算没有新冠疫情，中国跟美国、中国跟澳大利亚、中国跟加拿大、中国跟法国等好多国家关系都交恶了，很多国家都要开始缩减中国的留学生，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审查。

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本科毕业之后，一般首先选择出国深造，其次可能去清华、北大读研，或者在985高校读研，然后才可能选择去工作。但是现在，这批最优秀的学生碰到一个很大的冲突，首先是，还要不要出国?出国还能不能出得去?比如我有个学生，非常优秀，拿到美国的offer，美国大学给他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缓一年入学，明年入学;第二个选择是在中国上线上课程，那就跟上网课差不多，跟没出国是没什么区别的，上不上?他想来想去，还是上吧。我说，为什么要上呢?为什么你不能等一等，明年再入学呢?因为你明年入学去美国了，你的签证才真正生效了啊，你才能在美国留下记录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明年就能进得去美国呢?对啊，想想也是啊，怎么能确定明年就一定进得去美国呢?这还是已经在国内读完大学的学生面临的情况，还算好的。

最倒霉的是那些刚刚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的人。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的国际学校读书，跟国内的高考体系是完全不兼容的。比如说北京昌平有个国际学校叫汇佳，一年学费二三十万，每年都这么高，那是典型的贵族学校。这些人将来是不会在国内高考的，铁定百分之八九十都要出国的。假设你的孩子在里面读书，每年花这么多的钱，如果将来国际环境不好了，出不去了，怎么办?你孩子又参加不了高考，你说你焦虑不焦虑?本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能出国，改变将来的命运;结果出不了国，这下完蛋了。这就是一个不确定性事件。

第三个例子，环保风暴。很多人觉得：我孩子可能在国内读书了，我也不做国际贸易，就没事了。你以为，这样就安全吗?我认识另外一个企业家，他在河北一个地方办厂。他在5年前办企业，当时所有手续都合格，所有环评都过关，等他正准备开张的时候，突然政府来条命令，要求他停产。为什么呢?因为当地那个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大家知道吗，对纳入大气污染治理“环京18市”的地方，都有严格的环保要求。虽然你这个企业达标了，但是整个市没达标，所以你也不能开工。什么时候能开工呢?等整个市达标了，你才可能开工。这不是飞来横祸吗?那么大的企业，停产好几年，现在都没有开工，天天都有损失;最倒霉的是，他之前全部用了自有资金，而不是贷款，所以很惨，把自己的现金流耗掉了，现在也贷不到款。

很多企业在前几年“去产能”、强化环保的时候，一定程度上都遭到了无妄之灾。为什么是无妄之灾呢?因为这是“一刀切”切下来的;“去产能”，那都是行政命令：不管什么样的企业，不管好坏，不管是否合格，一律去掉1/3的产能——就类似这样的。

第四个例子，上市被暂停的蚂蚁集团。蚂蚁集团上市被暂停了，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大白鲨事件。你不能说它绝对不可预测，为什么呢?因为上市法规里就说了，碰到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暂停——确实有这样的规定。这个事件的出现虽然是非常小的概率，但并不是不能发生，然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以什么方式发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杭州的房价都可能跌下来，因为杭州的房价很大程度上跟蚂蚁集团、跟阿里巴巴集团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企业方面的。

讲官员方面的，官员也面临着大白鲨事件，比如说生产安全问题。我以前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矿难，今年也写了一些矿难的文章。中国矿难曾是全世界最多的，全世界80%的矿难发生在中国;不过中国这些年治理已经不错了，现在我们的矿难水平已经降到了美国和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当然短期内不太可能下降了。这也是中国治理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但是，毕竟像这种生产安全的事件，除了矿难还有火灾，还有建筑工地施工，还有食品安全，等等，都属于生产安全问题。对地方的主官们而言，第一，这些问题随时可能发生;第二，一旦发生，后果非常严重，这些主官们就会被停职、免职，几年都得不到升迁。

苏州有个地方叫昆山，前几年发生了一次生产事故，结果昆山市长就被撤了。在长三角，昆山市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市长也难免百密一疏，生产安全事故简直就是不定时炸弹，这样的炸弹到处都有。作为一个市长，你随时可能面临这样的生产安全的大白鲨事件。

另外类似的是例子什么?反腐败运动，属于比较典型的大白鲨事件。一线在任官员，有不少被查的。那么调到二线就不会被查了吗?退休就不会被查了吗?隔了几年就不会被查了吗?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没有尽头。所以这就属于大白鲨事件。

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讲的这些事情那都是企业和官员的，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我讲的，跟个人也有关系，比如说交通事故也类似于大白鲨事件。我去年研究矿难，但是我告诉大家，在矿难发生的高峰期2001年前后，中国每年因矿难死亡的人数是6000人左右，而当时全中国每年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什么事故呢?根本不是矿难，是交通事故。跟交通事故相比，矿难是小巫见大巫：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在6万-10万之间，是矿难的N多倍，但是大家不太关心而已，因为它每次都是零散的发生。

交通事故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开车，十次有六七次会看到各种事故，就是别人出了各种事故——要么是追尾，要么是刮蹭，等等。关键是，第一，它概率小，但也不算太小;第二，它随时可能发生;第三，防不胜防——大多数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不是一方主动遵守规则就可以避免的，往往是别人违规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一个视频，在微信群里传：江苏南通某个地方，一辆车违规操作，把另外一辆车拦下来，被拦下的那个司机从车上下来，就拿刀捅，活活把违规的那个司机捅死了——就在江苏南通这么发达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件。你能想象出这样吗?交通事故危不危险?你说这是小概率事件，但你要知道，这个事件一旦发生在个人身上就是很大的事情，而且关键是，它的概率真的不低，你也没法预防——你知道哪条路会发生交通事故吗?那你能因此而不出行吗?

这就跟我讲的大白鲨事件一样，你想一想看：你在一个海边，你靠打渔为生，突然有人说海边来了一只大白鲨，那么你要不要下海?在哪里下海?这个问题是不是跟你要交通出行类似?即使你不开车，你坐车也有问题啊——你以为坐车就安全吗?这就是大白鲨事件。

我还举另外一个生活上的例子——看护小孩，我就不展开说了。看小孩绝对是大白鲨事件，你永远不知道一个1-2岁，或者3岁之前的小孩在哪里会磕到，会碰到，你再怎么小心也避免不了小孩的磕碰。在北京，我就没听说过，哪个父母的小孩没看过急诊，没去过医院，根本不可能一直没去过。

最后一个例子，微信封号。如果哪天早上起来你打开微信，突然跳出你被封号这么一个信息，你措手不及;关键是，在微信被封号之前，没有什么征兆。被永久封号的话，这损失太惨重了。有多惨重呢?假如你有几千好友，封号相当于让你与外部世界失联了，有这么严重。你想想看，你怎么办。有人因为封号甚至要跳楼自杀，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就靠微信号做生意，要是号被封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或者永久被封，一个星期做不了生意的话，收不到钱，现金流就断了，那真的要跳楼自杀了。本来疫情之下大家都很艰难，所以出现这样一个事情——申诉无效，最后跳楼;一点都不奇怪。这也是一种大白鲨事件。

讲完这些之后，大家可能会问：你说的这些事情，难道过去没发生过吗?过去是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的理论——我讲的主要是经济学理论，很难对这些事件提出好的应对策略。所以，我在第三部分的时候会讲，我们应该怎么更新观念，怎么应对这些大白鲨事件。

经济学对不确定性事件的研究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经济学一般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主流的经济学其实主要就是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是我们理解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也是传统经济学，因为它的假设从来就没有变过。看一个理论，要看它主要的思想核心、所谓的内核，主要是看它的基本假设。一般来说，主流经济学有这么几个假设。第一，当事人的偏好是稳定的，就是：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想干什么，一般来说是有个稳定的偏好，不要总是变化。你要总是变化，就没法分析了。这相当于对每个人有比较稳定的预期——你可以这么理解。

第二，所有的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什么叫完全理性呢?就是：你的思维方式是有条理的，是一个闭环，你不会做自相矛盾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可以用一个函数来刻划你的偏好。大概是这个意思。

第三，虽然我们假设所有的人是理性的，但并不代表我们假设所有的人拥有完全信息，不是的。比方说，明天会不会下雪?这是个概率，但这个概率是个客观的——下雪的概率是30%，不下雪的概率是70%。所以，天气预报就可以预测了。当你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时候，是会有个客观概率的。

第四，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如果是企业，就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是个人，就追求效用最大化。

那你怎么算呢?下面这个公式是一个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U(X) = E[u(X)] = P1u(x1) P2u(x2) ... Pnu(xn)。举例说，明天你要不要出行呢?你要不要出行是U(X)，影响你明天出行的因素有哪些呢?明天的天气是X，比如说下雪是x1，下雨是x2，晴天是x3，雾霾是x4，不管它有几个x，你是能穷尽的;你清楚地知道，大概有几种天气，你也大概知道每种天气的概率。你这么一算，就知道明天要不要出门，明天要不要爬香山。说起来也很简单，像这样一个行为方式就属于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主流经济学的思考方式。

我们把行为体换成一个企业，也可以这样考虑。比如说，你做一个项目，你做这个项目受什么因素影响呢?再比如说，你要不要买房?U(X)是房价，x1是土地供给，x2可能是调控政策，x3可能是人口流动……就这些因素，每个因素有一定的作用，有不同的权重，以某种方式一起决定了房价。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一套逻辑、这一套方法，面对大白鲨事件时，根本就没有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过去思考问题的视角和理论非常依赖于一个常态世界，但是“黑天鹅”、“灰犀牛”和“大白鲨”世界属于非常态世界。

什么叫常态世界呢?首先我做了一个对比。从时间来看，人类大部分的时候是生活在一个常态世界里，这个世界变化很慢，可以说是刻度式的进展。放在大尺度来看，过去的几十年，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放在小尺度来看，天天都是大事。放在大尺度来看，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事，变化很缓慢，没有巨大的外部冲击——比如说没有出现小行星撞地球，没有出现全世界大规模的战争，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有稳定的偏好，可以有长远的预期，因为世界变化很慢。你现在就可以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一十、二十年之后，再出国，或者读了十五年书再出国，都没问题，你可以为十五年以后做打算——这就是常态世界，你决策非常理性，你有个明确的目标。比喻起来，这就相当于是一片平静的海洋。

但是在非常态世界下，你不能这么想。第一，虽然非常态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大尺度上很短——比如说自然灾害、地震、火山爆发、战争、大型的流行病、经济危机，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比如说“9·11”，民族冲突和国际摩擦，比如说中美贸易冲突——但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不断出现各种事件的世界里，你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偏好，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做一个选择去探索;你也不可能考虑到长期的问题。你现在想的就是三五年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考虑到十五年后的事情呢?很难预测。

另外，在行为上你会更加去规避风险，你甚至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你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理性地、深思熟虑去做一个决策，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非理性的行为。

我这里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是大四了，或者你是研究生一年级了，你要不要出国留学?如果你是做企业的，你还要不要出海?这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根本就不是问题：企业肯定要出海啊，国际化嘛;个人当然要出国啊，因为不管是做研究，还是长见识、找工作、镀金，出国几乎是最好的道路——其实，直到目前为止，出国去发达国家留学、去世界一流大学留学依然是中国年轻人成长的最佳法则之一。但是现在的形势跟过去不一样了。

那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聂老师你举了那么多例子，你讲的都是个别极端的事件，你是把很多极端事件串在一起了，搞得很吓人;世界上哪有那么可怕?好吧，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没错，我刚才讲的都是离散的事件，是一件一件地、零星地发生的。我们可以把世界看作一种连续的状态，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增大。经济学家这几年开发出来的研究方法，最有名的是贝克(Scott R. Baker)、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戴维斯(Steven J. Davis)，他们2016年在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测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他们怎么测的呢?用文本分析法，就是从某个报纸上找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词语，来算这个词语的词频。它出现的频率越高，不确定性程度就越高。衡量中国的不确定性指数，词频数据来自于对香港的《南华早报》——那是份英文报纸——分析计算。我和我的学生也专门开发了针对中国的数据，而且我们的数据有个优点，可以测度每一个企业感受到的主观的不确定性。

不管是布鲁姆们的指数还是我们团队的指数，都能很明显的反映出来：中国的不确定性，过去十五年左右在急剧上升。这不是偶然。尤其是，2012年之前都没有太大的波动，2012年之后急剧地波动，不确定性程度增加了好几倍。这也符合直觉。

我有时候看一些企业家的传记，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沈文荣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民营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这其实就是因为不确定性太大了。什么叫政策风险呢?就是政策总是变，带来不确定性。所以，不要以为：没有发生“9·11”，没有发生SARS，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的话，我们就生活在岁月静好的时代。根本不是这样。像这些不确定性事件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它以一种类似连续分布的方式呈现在我们周围，只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有通过对比来感受到。



沈文荣

我这里稍微花点时间讲一点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来说，最糟糕的就是政策不确定性。我碰到外企的人，我问他们：你们对中国有什么最不满的地方?他们说中国市场很大，都挺好，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中国的监管不确定性——说的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只不过是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我把它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策执行标准不明确，让企业无所适从。这个方面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有些政策根本就没有标准。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环保，你以为你按照国标生产，开工了，你就一定拿到许可证吗?不是的，环保在具体执行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第二个原因，即使同一个城市，下属的不同地方，政策标准都不一样。一个省的各个市不一样，一个市的各个区也不一样。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去调研的时候，碰到一家企业，它要搞个生鲜超市。什么叫生鲜超市?就是既能卖东西，又能够生产熟制品，做烹饪，煎个牛排什么的。有的区就按超市的标准来办，这个标准是比较容易达到的。有的区就不一样，说既然要卖熟食，那就得按照食品的标准来，也就是按餐馆的标准来。如果让超市按照餐馆的标准开办，超市基本上就开不起来，因为餐馆的标准是对生产安全、对消防、对作业间有极为严格的要求。要是严格按餐馆标准来办理，生鲜超市根本办不下来。这就是政策标准不确定。还有第三个原因，同一个政策对不同企业的标准不一样。例如，同样一个事情，有一家外企就办下来了，民企就没办下来。所以，在某些地方，民企仍然受到歧视，外企还是享受超国民待遇，这也是政策不确定性。

第二，政策变化太快，总是变。原来的一个政策还没有执行完，下一个新的政策又来了。企业最近遇到的比较普遍的事情是什么?各种第三方评估。前一个政策效果还没完呢，又来新的政策，马上又拿个新的评估意见。一个政策出台了一段时间，等你做了评估意见时，又来了另一个新的政策，没法真正地评估。

就比如减税。中国在过去的三年里，大大小小的减税有五六次左右，根本没有办法评估每一次减税的效益。这么短的时间，都没法把不同的效益分离出来。做政策评估这个事，从上到下，大家都疲于奔命。

第三，一些失效的政策没有及时取缔，带来的巨大的寻租空间——这也是一种政策不确定性。举个例子，山西某个县，在2001年把某处公家占用的房子退回给私人。这事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在1956年，当时搞生产资料改造、公有化，政府曾经没收了很多私人房产。在2001年时，政府觉得这样做不对——也许是因为那些人的家属长期上访——那就把房子还给人家了。到2019年，房子还回去都快20年了，突然县政府又把它收回来，理由是1988年有一份文件说政府1956年的征收是合法的。1988年的文件一直都没有废除，那么2001年时的归还房产给个人，到底是依据1956年的文件，还是1988年的文件呢?2019年的时候，为什么1988年的文件还能用呢?这是比较荒唐的，但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们很多人只关注什么新的政策发布了，不会关注什么政策还没有取缔。就好比说，你进小区，哪天保安看你不顺眼，说：你为什么不戴口罩?你说：这段时间大家都不戴口罩。他说：大家都不戴，你就可以不戴吗?我就要查你，怎么着?你说：凭什么查我?保安他有依据啊，没有哪个地方说了现在外来人员可以不戴口罩进小区，没有哪个地方说了现在可以不登记和不看健康宝。

我想特别说的是，2020年之后，世界从此不同。原因至少有两点。第一，新冠病毒大规模的传播，让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类似于紧急状态的情形。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怎么评估都不为过。第二，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整个全球化的合作体系已经被破坏了。我们不能再期望回到2020年之前的世界，我甚至认为2020年就是全世界的很长时间的一个分界点，类似于当年的“9·11”。

大家可能听说过《风险社会》这本书，里面有句话说得很好，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坐在文明的火山上;这座火山随时可能爆发，把文明冲得一干二净。

大家可能会问，你说的这个现象既然不是新现象，难道过去没有学者反思过吗?有。最有名的人就叫奈特，奈特是研究不确定性最有名的鼻祖。奈特最厉害的是，他有三个学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贝克尔(Gary S. Becker)、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

奈特是怎么研究不确定性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如果做企业，你一定要听我下面讲的这段话：奈特最大的贡献是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和uncertainty。什么叫风险，什么叫不确定性呢?他说：风险是可以计算的不确定性，它是有客观概率的，也是可以预测的。比方说，你拿一个硬币，一枚有国徽，一枚没有国徽，你往上一抛，国徽朝上的概率是50%——你抛的次数越多越接近50%，这个叫大数定律。你去买彩票，这个叫风险，不叫不确定性，因为它的概率是客观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像这种客观的概率、又能捕捉到的东西，你就可以想办法抵消它的风险，所以这种风险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第二种，第二种是什么意思呢?第二种的风险是不可计算的。刚才我们讲了，房价的影响因素有x1，x2，x3，等等，你知道每个变量，知道每个变量的权重;但是，对于不确定性来说，你不仅不知道有几个x，你更加不知道每一个x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第一，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第二，你也不知道每个因素的概率。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新古典经济学计算方法，你根本就没法计算，你算不出一个期望效应。这也被称为根本的不确定性——你根本没法预测。

为什么会没法预测呢?抛硬币，你能预测，是因为在不断地重复之后你发现规律了，可以算出来;但是，不确定性事件，或者说根本的不确定性，它是“非各态历经”的。什么叫“非各态历经”?就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你根据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对现在做出预测。

比如说，在乔布斯发明苹果手机之前，你能想象世界上有苹果手机这种东西吗?你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算手机的演变吗?基本上不可能。说另外一个例子，比较贴切：如果你去问18世纪的人，想要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他一定告诉你“给我一匹更快的马”，他不会想到有火车，更不会想到有飞机，因为火车和飞机的出现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过去是没有的。这个叫不确定性。当时你去研制飞机、研制火车，一定能成功吗?不一定。没有人能告诉你成功的概率有多少，也没有人告诉你怎样才能成功。

所以，在奈特看来，企业家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企业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发现、捕捉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才能赚取利润。企业家其他的劳动都不能带来真正的利润，比方你去上班，你可以拿工资;你有财产入股，你可以拿租金或者利息，或者是分红。而只有企业家的判断力才是真正的利润来源，这才是企业家的功能。所以，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特殊的才能。企业家的才能无法通过MBA、EMBA这种方式去培训，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经验可以学，它不具有可模仿性，我们产生不了第二个乔布斯。讲到这里，我特别赞同一位学者的观点：企业家的才能不仅非常稀缺，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潜在的企业家才能。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张维迎教授之前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企业和契约理论，包括什么样的人是企业家，企业家怎么发展企业。有一个教授华生就反对他的观点，华生说：张维迎的理论有个前提，你有没有企业家才能，自己是知道的，只是别人不知道，所以你需要通过信号发射让别人了解你是企业家;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企业家本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企业家才能——因为企业家才能这种东西，你不去干，你根本就没法检验。华生自己就说，他当年先在社科院做研究，后来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来又出国留学，这辈子想过一百种路径，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去做企业了，而且还做得很成功。他就举自己的例子说，企业家才能是一个根本无法进行事前判断的东西。

奈特认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捕捉不确定性。如果你不能捕捉到不确定性，就没有成为一个企业家——你能赚到的利润别人都能看到。比方说，如果是关于风险的因素(而非关于不确定性的因素)，你能看到，别人也都能看到。当市场都能看到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赚到真正的利润——你只能赚到平均回报，那不叫利润;利润是一种独特的租金，是别人没有的东西，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东西。经济学里也有一些其他的分析，我这里就不讲了。

如何防范大白鲨事件


两条原则

我想重点谈一下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怎么防范大白鲨事件，防范或者应对不确定性。

一说到大白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大白鲨》电影，其中一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Jaws，“牙齿”的意思。这部电影的海报里，上面是一个美女在游泳，下面是一只大白鲨来了，那个美女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她在那里惬意地游泳——类似于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面对的状态。关于大白鲨的电影其实有十几部了，还有续集，最有名的就是这部Jaws。

这部电影讲什么故事呢?我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我们所指的大白鲨事件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海滨小镇，常年有游客度假的，那里有黄金沙滩，每年就靠这个短暂的黄金沙滩旺季来创收——大家不要以为只有中国的官员在乎GDP，国外的官员也在乎，只不过没有咱们这么在乎。那个海滨小镇就靠这个黄金沙滩赚钱，但是有一天，在旅游季即将来临的时候，出现了大白鲨，而且它咬死了一个女游客。当地的警察局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建议立即关闭海滨浴场。为什么?因为他相当于是做风险管理的人，他觉得要规避风险。但是市长坚决反对。市长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市长要GDP，旅游收入提高了，他下一任才能再竞选连任——干得好的话，甚至还能选上州长，如果连市长都干不好，就更不可能当州长了。于是，市长就坚决反对，他要保政绩。



他怎么办呢?他觉得不能关闭，最后他们达成一个妥协：暂时关闭海滨浴场，同时派人去捕捉鲨鱼，而且悬赏捕鲨猎人。很快就真的捕到一条鲨鱼;很遗憾的是，海洋专家赶过来一看，通过牙口、被咬伤的痕迹来判断，发现被捕的这条鲨鱼并不是之前咬人的鲨鱼。这就麻烦了。马丁警察局长就坚持认为，不能开放，一定要关闭，人命关天。但是市长坚持要开放——这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怎么决策，就是很微妙的事情，根本没有答案。如果不开放，整个海滨就没有收入;游客走了，没有收入，大家不满意，市长明年可能就干不了了。但是如果开放海淀浴场，万一来了一条鲨鱼，怎么办呢?当然，开放后也不一定会来鲨鱼，来鲨鱼也不一定就会伤害多少人，问题是你敢不敢赌这一把——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选择。

市长坚持要开放，结果又有两名游客被鲨鱼攻击了，最后市长警长他们一定要捕杀这条鲨鱼，所以他们付了很高的赏金。那个捕鱼能手就相当于赏金猎人，布朗就是那个去对付鲨鱼的专家;在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才用氧气瓶炸死了大白鲨。

在这里，市长就相当于要直接面对风险的那个主要的官员——假如你是个决策者，你就相当于市长的那个角色。开放还是不开放?这真的是个两难的抉择。不开放可以，不开放很安全，不会出事，但是不开放之后你以为大家就满意了吗?不开放，没出事，大家会怪罪你说：你看，本来就没什么事，非要关闭海滨浴场，不是白关了吗?有人说，不对啊，民众会支持你的。错!在电影里，你看这个民众代表怎么说的——他说“我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事”。民众就不把它当回事，为什么?因为民众他们是沙滩的主人或者是小卖部的主人，他们也想利用沙滩开放的机会挣钱。所以，你不要以为群众眼睛雪亮、群众一定会支持你。不一定!

警长就相当于风险管理官，捕鱼人就是赏金猎人，专家布朗就类似于吹哨人。吹哨人的结局不一定好;在电影里，布朗就被市长给训斥了一顿，市长说：我请你来，是让你平息风险的，不是让你制造风险的。吹哨人一般来说都没有好的结局，电影里的专家布朗差点被鲨鱼给吃掉了。最后，猎人被吃掉了。

这样一种博弈的场景特别像我们当下。我们现在的防疫，有的防疫过度，有的防疫比较恰当。今天大家最刷屏的消息是天津和上海的对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看完这个电影，一点都不难理解天津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天津，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做出类似的行为，因为在这样的大白鲨事件里，官僚们这样干是风险最小、收益大的。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究竟我们怎么能防止或者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杜绝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的格局，我们只能想着：面对不确定性，我们作为个体，作为企业家，作为投资者，作为学生，作为家长，应该怎么能更好地规避或者说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冲击。我觉得奈特的博士论文，就是他的成名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里提了两点，是有启发的。

他就假设，或者说他认为，减少不确定性有两个条件。第一，通常来说，一类事件的不确定性比单个事件的不确定性要小。什么意思呢?就是某一类事件发生一起，可能很难避免，但是把很多这种事件放在一起，他们的风险有可能能够对冲。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疾病的风险，比如你要买保险，你肯定买重疾险、买意外险。从个体的角度来讲，这个风险是很难防范的，哪怕发生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就好比刚才说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你头上就是一座山”，一旦发生在你身上，就是百分之百的概率。所以很难避免。但是如果有很多人在一起，很多人同时发生重疾的概率是很低的，这就是所谓的一类事件不确定性的概率比单个事件不确定性的概率要小。当你把一类事件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叫整合——你就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

保险公司能够盈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一旦发生事故了，重疾了，很可能要倾家荡产，个人可能赔不起。但是保险公司为什么敢接你的单呢?因为保险公司有大数定律，每一个人发生的概率不确定，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整体上发生事件的概率就接近于平均值，这就叫大数定律;而平均值是很低的，可能每个人平均发生的概率就是1%，所以保险公司经过巧妙地设计保单之后，收取一定的费用，它可以稳赚不赔。这就是整合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把你的企业做大，要有规模经济、多元化，就这个意思，这就有好处。就像中国一样，中国南北地域差别很大。大家想过吗——在古代的时候，一旦发生旱灾或者水灾，这个地方要造反的，可是为什么没有频繁的造反呢?因为中国的地域足够大。南方发水灾了，一般来说北方就没有水灾;南方有旱灾了，北方一般就没有旱灾。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在大国方面是有一定的成功经验和好处的，就是能够对冲风险。奈特提的第一条思路，就是整合。

第二条思路，是专业化。什么叫专业化呢?虽然有些小概率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难以避免，但是每个人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和能力是有差别的。其一，有的人愿意冒险——比如刚刚说的电影《大白鲨》里的那个赏金猎人，别人不敢去他就敢去，给他一万美金，先付五千。为什么先付五千?因为他可能有命拿钱没命花钱，有可能回不来——这是个高风险的事情。每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幸亏这个世界有人风险规避，有人风险中性，有人风险偏好，所以我们才可能把一部分风险转嫁给别人。为什么别人就愿意接受呢?因为对他来说，这个风险并不大，这样他就可以获得报酬，这是很好的事情。其二，每个人处理风险的能力有差异。我们一般的人没有经验、没有办法来处理风险，但是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可能在应对风险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总之，不同的人处理风险的态度和能力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风投、天使基金能赚钱就是这个原因。它可能投了二十家企业，只有两家挣钱，90%都是失败的，但是人家就能把钱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它规模做得比较大，另一方面它比较专业——我们看不准，人家能看得比较准。

我还专门找做风投的人聊，我说你凭什么能够判断出这个项目好不好。他说：“其实我看不了项目，我就是看人。”“我过去三年里，起码见过了一千个创业者。我看了这么多人，只要这个人一张嘴、一说话，我就知道这个人靠不靠谱，这个事情靠不靠谱，他们的团队成员团不团结。”所以，做风投的人很专业。看过一千个人，阅人无数，从而能达到这个水平——这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综上，第一条路是整合，第二条路是专业化，这是大的思路，我觉得是有启发的。

更新观念

究竟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做呢?假如你不开公司，或者你不可能马上把企业做大，刚才讲的那些原则比较抽象，你也用不上，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下面是我针对这个问题讲的重点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供大家参考，不一定对。

我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更新观念;第二部分，我们要掌握一些重要的决胜法则或者制胜法则。

第一个观念，一定要从惯性思维到开放思维。人们面对风险，经常会遭灾，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总用惯性思维来处理日常事务，而大白鲨事件或者黑天鹅事件本身就不是常规事件——用常规思维来处理非常规事件，不坏才怪呢。

我举个例子，最近的一期《哈佛商业评论》，封面主题就是如何应对新型风险，说的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一模一样。它里面讲了一个案例，很有意思，细节我就不讲了，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有意思。它讲了两个手机制造企业，一个叫诺基亚，一个叫爱立信——这两个现在都完蛋了，但是在讲故事那个场景的时候还没有完蛋。中国的某个企业当时发生了一场火灾，它是生产手机零部件的。零部件厂商发生火灾，当时马上灭火，很快把火灭了，没多大问题——这是常规事件。但是不常规的地方在于——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因为火灾发生的时候有灰尘，灭火也需要浇水，灰尘和灭火导致了什么情况呢?导致无菌实验室被污染了。大家知道，有些零部件是不能有任何细菌进去的。无菌实验室被污染了之后，导致手机零部件供应商的供应速度赶不上了，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手机整机的供应。

对于爱立信来说，这个事情按照惯例是要报给爱立信的，爱立信确实也看到这个信息：某个小的供应商在某一天发生了火灾，火灾被扑灭了。好，这个事情知道了。这就是惯性思维、常规管理：没问题，一切都在掌握中，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另一家企业诺基亚，也发生这样的事情，诺基亚先做了个后果预估算，按照什么算?按照最大风险来计算对于产能的影响有多大。最后有人一算，说有可能会影响到5%的产能，也就是说，会减少5%的产能。减少5%，那就可能影响到整个供应链条，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关键是，会影响到新款手机的上市。所以他们马上打电话给CEO;CEO当时正在飞机上飞往另外一个地方出差，他就紧急改道，去飞利浦公司，拜访飞利浦公司的CEO，让飞利浦公司提供额外的援助，保证供应链不会受到影响。

当时诺基亚的CEO还觉得，有必要这么小题大作吗?诺基亚的当事人就说有必要。最后他们的CEO去找了飞利浦的CEO，让飞利浦保证了供应，更改了相应的供应设施。所以，诺基亚渡过那个难关，而爱立信因为这个原因推迟了一款重要手机的上市。《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说，爱立信至少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也间接地因为这个事情而退出了手机市场。

这就是对一个事件是用惯性思维来考虑还是用开放思维来考虑的例子。什么叫真正的开放思维?就是我不是按照常规的方法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所有人都要评估这个事情会有多大影响，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按照常规的思维，每件小事可能都不是事情，因为你会觉得过去一直有处理问题的方法，而没有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这个问题跟我要说的第二个观念有关。

直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做知识付费的节目，在看理想APP上有一个节目叫做“不完美世界的博弈：契约经济学35讲”，说实话卖得不太好。后来我也总结，是内容的问题。现在知识付费最火的都是什么?都是讲资产配置的，讲炒股的，讲历史知识的，讲稀奇古怪的事情的，甚至帮你读书的。正儿八经讲经济学的东西，讲博弈论的东西，没几个人愿意听。为什么?费脑，所以我发现那个东西卖不好也有原因，我应该反思一下。

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金融：资产配置，投资，炒股，买房……我也觉得讲投资、讲买房的课程都很火，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不能光想着资产配置，还要想着风险配置。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观念：要从资产配置到风险配置。风险配置某种程度上比资产配置更重要，因为过去没有什么风险的时候，你只要想着配置资产就行了，只要赚钱就可以了，但是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当任何一个地方都随时可能爆发风险、成为风险点的时候，如何配置风险，某种程度上比如何配置资产更重要。所以，《哈佛商业评论》那一期里特别提到，企业作为应对，专门应该有一个首席风险管理官，有点类似于首席合规官。

大家知道，中国有两家最大的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也是5G企业，一个叫华为，一个叫中兴。这两家企业我都去调研过，而且是在同一天去的。我先去了中兴，再去了华为。到了华为的时候，我就问华为人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企业出海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合规风险”——就是你怎么能遵守国外的规定。

我也问了中兴的人同样的问题，中兴的人没有回答我。很快就出现了中兴被美国商务部惩罚的事件，中兴最后被美国监管。但是华为就能置身事外吗?也没有。华为也遭遇了同样的风险。所以，并不是说你配置了首席合规官或者风险管理官就一定能避免风险，那要看你这个风险管理官起什么作用。

《哈佛商业评论》文章说的是什么呢?风险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把每一个小的事件都看成一个潜在的风险，然后要开放式的思维，考虑这个事情最大的风险可能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算你有这个念头，也很难真正做到领导人有这个念头。为什么呢?很简单，当风险没有发生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听坏消息，领导人也不喜欢，就是这个道理。领导问大家，这个事情有什么后果。你把后果说得很严重，你以为领导会更喜欢吗?没有一个领导喜欢听到最糟糕的后果，基本上所有人都倾向于说：这个事件是可控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应对。你要把事情说得风险非常大，别人要么怀疑你这个人能力不行，要么怀疑你这个人动机不纯——“你什么意思啊，你不能因为自己干风险官就把自己的事夸得非常大”。所以，这样的事情一般连讨论就很难讨论，你甚至连话都不敢说，你根本没有机会去说那些负面的评价——你只要一说，估计明天就不用干了。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达利欧的那本书《原则》，说的是投资和做人的原则。这本书说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是透明。什么叫透明?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要买什么股票、做什么投资的时候，所有人要敞开心怀，要没有任何芥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没有任何禁忌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告诉大家，这一点说起来容易，根本就做不到。我自己也做过行政管理，也参加过各种行政会议，我从来没见过一种场合下，所有的成员能够平等坐在一起。现实是，每次发言一定是按照领导级别和顺序来发言的，越大的领导越要说，当然最大的领导在最后说之前，他的观点一定是先被他的下属捕捉到的;所以大家发言只是做一个排练而已，绝对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所有人不按照官位发言，不按照级别发言，真的能够畅所欲言，童言无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所以，就算达利欧把那个原则告诉我们，我们也做不到。我们的制度环境、我们的文化根本不可能允许有如下行动：我们的风险管理官能够在事件发生之后迅速地判断它真正的风险在哪里，所有人能够配合他一起来思考潜在的风险在哪里出现，做一个沙盘的推演。基本上做不到这点。尤其是，企业越大，会越官僚，等级会越严格。我去过一些国企、一些民企，大的国企、大的民企跟官场也没有太大区别，民企也好不到哪去，外企的官僚主义比民企还严重——因为外企动不动就讲规矩、层层汇报，最后的结果就是信息被重重过滤、重重扭曲。所以，在这方面我很少看到比较成功的企业，这方面真的不容易做到。

第三个观念：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过去你只看到某一件事情的影响，但是现在你要有大局观——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一般均衡”。你要知道，系统里每一个小的变故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动。如果你看不到这点，你就会低估风险、忽略风险。什么叫风险?什么叫不确定性?往往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爆发的。因为它是小事，所以大家不关注，等到变成大事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就类似于蝴蝶效应。

第四个观念：从单打独斗到抱团作战。在一个承平世界里，在一个岁月静好的年代，你可以一个人居住，一个人工作，一个人上班，上班下班之后跟任何人都不打交道，没问题。但是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你要是再这样单打独斗，你会非常危险。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在海外留学，那个国家很不幸，新冠疫情频繁爆发。有一天，他发烧了，吓得不行，给他老爸发微信、打电话，说：我快死了，你救救我吧。为什么?在国外留学，都是一个人住，下了课谁都不管谁，而且那段时间上网课，上课都不用去学校，这人是死是活都没人知道。幸亏他老爸那天晚上刚好就没有关手机，刚好起夜，看了一眼手机，就发现这个消息;赶紧让他打电话报警、打电话叫医生，让他去敲旁边宿舍的门，让他去找当地华人留学生，总算把这个事情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你想想这个事情多可怕。所以我刚才说，大家不要再一个人独处——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实用法则

刚才讲了那么多，终于要讲实战法则了。接下来，我想重点讲几个法则;对另外一些法则，我简单地讲一讲。

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第一条法则是：确保生存第一，而不是利润第一。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假如你是投资者，你有两个项目可以投：项目甲，成功了有100万利润，失败了有20万亏损;项目乙，成功了有40万利润，失败了有20万利润。项目甲相当于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乙是低风险、低收益。如果是按照主流经济学，或者按照一般经济学理论，根据过去的惯常思维，你会选择哪个项目呢?很简单嘛，哪个项目的期望利润大，就选哪一个。成败各有50%的概率，你一算，项目甲的期望利润是40万元(100万乘以50%加上负20万乘以50%，等于40万)，项目乙的期望利润只有30万，所以毫不犹豫应该选项目甲，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利润最大化的思维。

但是我告诉大家，在一个非常态的世界里，生存是第一位的。选择项目甲，很可能是错的。选择利润最大化，很可能是错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成功了，你得到100万，没问题;但是你一旦失败了，亏损20万很可能导致你这个企业就关门了。你说：有这么严重吗?亏20万怎么会关门呢?放在疫情期间，别说亏20万，亏10万都可能关门。所以你想想看：在疫情期间你有些项目要做，你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追求风险最小化?注意，这两个不是一样的。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我要保生存，我要保证不管做哪个项目我首先能活下来，挣不挣钱是次要的，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真的是这样的，这就是博弈论讲的“最大最小原则”。

什么叫“最大最小原则”呢?在多个项目存在的情况下，你去选那个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有最高收益的项目，这叫“最大最小”。也就是说，你是把最差的情况下的收益最大化，这叫最大最小原则，说起来有点拗口。简单地说，我们有一句古话“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里用的是后半句。不是哪个项目的利润高就选哪个，而是哪个项目的损失最小就选哪个。也就是说，你不能只看到好的状态，你还要看到在最糟糕的状况下，哪个项目能够带来最高的收益。这就是所谓的“底线思维”。

我知道“底线思维”这个词被很多人说烂了，问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用最大最小原则来定义，就很清楚了。我可以引用巴菲特的一个说法。2000年的时候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一封信里提到了所谓护城河理论——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如果你没听说过，你可能听说过高瓴资本，它的创始人是人大校友张磊——捐了888万美元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张磊最近出了本书叫《价值》，非常火，但你不能期望，看了张磊的《价值》就能做到像张磊一样的价值投资——千万别这么幼稚。张磊的成功有很多不可复制的因素，但是有一点我比较赞同，就是他提到的巴菲特的护城河理论。

什么叫护城河呢?把商场比作战场，别人会对你攻城略地，别人会抢夺你的城池，所以你需要有一些护城河。这样的护城河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还能让你保障基本收益。一般来说，什么因素可能构成护城河呢?他提出了几条——品牌价值、顾客的黏性、顾客的转移成本、特许经营权、专利，等等，无非就是这些。所以，我的意思是，除了考虑在风险最大的情况下，哪个收益相对最大，做到“最大最小原则”，还需要有一个护城河——这是个主动行为，你要想办法建立护城河，有了护城河还要去加固你的护城河。当然，每个企业的业务性质不一样，护城河也不一样。有些业务的护城河可能是专利，有的可能是品牌，有的可能是业务生态/网络。但是企业一定要清楚：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要想有没有护城河——说白了，护城河是那些让你保本的东西，这个很重要。所以，第一条法则是，确保生存第一而不是利润第一。

第二条法则，永远都有备胎，而不是孤注一掷。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有的观点很有意思。郎咸平早年研究公司治理领域，发了很多文章，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他发现全世界70%的多元化的企业都是失败的，这跟大家一般的观点不一样。很多企业做大了之后都想多元化，很多央企搞房地产，这个也买，那个也买;格力也说要搞5G，碧桂园也要搞芯片……按郎咸平的那个研究看，这些做法都是盲目胡搞;所以，要干企业，在一个领域做大做强就够了——郎咸平的这个观点，其实还是一种传统的观念。按这种传统观念，企业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备胎，没有什么Plan B，就在一个领域做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看好它。但是，在一个非常态的世界里，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这样做是不行的，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永远要有备胎，要有Plan B。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非常态的，你都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有风险点。我前面讲了，奈特说的两条——第一条，整合;第二条，专业化。整合说的就是，你要充分地扩大你的业务范围;说白了，做大、做强、多元化，在一个风险的世界里是有优势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点都爆发风险——这就是规模经济的好处。

举个例子：韩国的三星公司。三星公司占零部件总数70%的非核心零部件都来源于国外供应商，但是有30%的零部件是来自本国的供应商，而且每一种核心的零部件，至少有一家备用的供应商。换句话说，它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命运押在某一家企业上。否则的话，万一那家企业倒闭了呢?万一那家企业员工得了新冠，上不了班呢?每一个环节如果只有一家供应商，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了，整个供应链就断裂了。所以，备胎很重要。

我跟大家说，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无论怎么强调备胎都不过分。当然，备胎体现在管理上，就是管理冗余——你需要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平时根本用不着，但你千万别以为这个东西用不着所以是浪费了，不是这样的;这是必要的浪费，没有办法。

第三条法则，掌握核心技术，而不是完全依赖分工。国际贸易能够发展到今天，最主要的原因是依赖于国际分工——所有的链条上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每个人只专注于生产上的某一个环节，越分越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类似疫情期间，这样过细的分工是有危险的。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美国奶农在疫情期间，平均每天倒掉1400万吨牛奶。过去我们的政治教科书里说资本家把牛奶倒到密西西比河里，是为了人为地制造短缺，以应付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等经济危机过了之后他们又可以卖牛奶。不管过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今天的奶农倒掉牛奶，真的不是为了制造短缺，因为现实中有很大的有效需求，那为什么不去销售呢?那是因为牛奶厂生产牛奶之后要消毒、密封、加工、运输、罐装，才能送货到终端;每个环节都可能有问题，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新冠肺炎、工人罢工了或者休息了，那么都完成不了生产销售流程。

那你会问，为什么企业不能自己做整个流程呢?因为自己全做的话，成本太高。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牛奶主要销往学校和超市，卖给学校的比较多。卖给学校的都是大罐牛奶，为什么?因为学校的人多，一大罐牛奶可以分给很多人喝，不存在浪费。但是新冠疫情期间，大罐的消费基本都没了，变成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而家庭消费就用不了太大罐的。如果牛奶厂自己去挤牛奶，自己消毒，自己密封，自己生产奶罐，而且要把大容量罐改成小容量罐，那牛奶厂得投资几百万、上千万——等投资完了，说不定新冠疫情过去了，白投了，所以它觉得划不来，还不如把牛奶倒掉。

但是中国的牛奶企业不是这样，中国的牛奶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建立一个垂直一体化的供应链，也就是从上到下整个供应链都自己弄，所以反而在疫情期间能够比较好地挺过来。这么看，分工越细不一定越好。过去我们说，一定要分工;一般来说，市场化分工肯定是效率更高，垂直一体化虽然加强了控制，但是成本太高了。我刚才说了，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生存是第一位的，利润是第二位的。垂直一体化虽然成本更高，但更容易生存。分工虽然利润高，但是更不容易生存。在这种矛盾中，要做出选择。

第四条法则，要善于撤退，而不是一往无前。过去讲，做企业一定要做大做强，做成隐形冠军或者显性冠军;要做到行业的老大，要一直在这个行业深耕，要学习日本的工匠精神。没错，在一个常态世界是应该这么干，但是我要说的是——在一个大白鲨世界，还这么干，就完蛋了。在一个大白鲨世界里，不仅要善于一往无前，而且要善于在关键时候撤退。这是什么意思呢?往前走得越快，不一定是好事，说不定前面是万丈深渊，你却看不到。你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你按照原来的轨迹往前跑的时候，跑得挺好啊，一直都是阳光大道，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个陷阱或者悬崖，万一前面是个悬崖，怎么办呢?你说，悬崖勒马。问题是，你除了干这个之外不会干别的。所以，我特别欣赏一本关于互联网的著作里说的：一个好的企业不仅要善于冲刺，也要善于撤退、善于改道。

比如，比亚迪就是很成功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比亚迪汽车的股票。我跟你们说，我有个朋友之前买股票亏了很多，后来新冠疫情期间我就跟他说：你听我的，你就买新能源汽车股、买农业股。告诉大家，后来这两类股都赚了。为什么买新能源汽车股?因为虽然疫情期间大家都不用车，但是疫情总会过去，疫情过去了，是不是报复性的买车啊，股票不就会涨嘛?!当时比亚迪汽车是一股七块钱，现在七十都不止了。

比亚迪成功地度过了危机，靠的不是汽车，而是它转产口罩;因为生产口罩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所以比亚迪很快转产，变成全亚洲、全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企业，就挺过来了。平时你怎么会想到，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怎么会改为生产口罩呢，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这说明什么?有的时候不要一直傻着往前冲，你要考虑清楚你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撤退、能不能改道。有的时候撤退比冲刺更重要，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前面到底是悬崖还是山峰。

第五条法则，要更加重视短期，而不是着眼长远。我觉得现在大家暂时不要考虑未来10-15年的事，你也不用考虑2035年——我觉得官方的2035年表述跟普通人没有太大关系。你要考虑的还是未来三五年怎么样，怎么活下去，怎么活得更好，怎么稳打稳扎，怎么持续性地掌握必要的技能——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幻想未来10-15年的事情，我认为这种幻想没有意义——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你根本就没法预期未来;即使你去谋算，也可能是错的。

第六条法则，少借贷多储蓄，而不是贴现未来。这跟第五条相关。既然你不用考虑未来10-15年的事情，那就做好一切防范，多存钱、少借债，不要用什么花呗、借呗。年轻人去透支，将来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因为未来老龄化上升，储蓄会减少;你想想看，你现在就没有储蓄了，将来怎么办?将来不仅自己要花钱，老人、孩子还要花钱。透支未来，都是非常不健康的理财观念。说句实话，你也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将来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稳扎稳打，改变你的财富观，早点找一些对的理财知识，比什么都重要。

第七条法则，充分掌握信息，而不是只看价格。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上，价格能够反映绝大多数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厉害的地方。但是在一个非常态世界里，所有的信号可能是紊乱的，更不用说价格了。你不要再指望说“看价格就能看到信息”，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不是一个信息流通的世界。大家在关注高瓴资本在美国买了一些中概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条：高瓴基本不买买方的报告，也不买卖方的报告。如果都像高瓴资本这样，投行的经济学家都要失业了。高瓴资本买什么?买基础信息。它只买基础信息，自己去判断基础信息，而不是盲目地相信别人的报告。


第八条法则，如果你是做企业的，不再相信什么长尾理论。为什么呢?因为在不确定性的时代，长尾的需求是最容易被砍掉的，而刚需是最砍不掉的。我刚才为什么说买比亚迪的股票、买农业股，因为这两个是刚需。大家想想看，教育股为什么那么火，因为是刚需——越是有不确定性的未来，越是需要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越是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别的东西都可以不买，但是中国的家庭一般不会不买孩子的教育。

第九条法则，比较悲惨：过去我们经常说的总体利益最大，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底线，就是我们不能在损害别人利益的基础上改进其他人的利益;但是在一个非常态世界里，我们经常可能要做到，或者不得不做到的是，以损害局部为代价来保证整体利益——用中国的成语来说，要丢车保帅，要刮骨疗伤，要断臂求生。

在一段视频中，鸟妈妈生了三只小鸟，它正在用嘴把其中一只小鸟的脖子夹断，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那个视频好几分钟，这个鸟妈妈反复地夹断小鸟的脖子，然后扔下去。为什么?因为它很可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发现，根本养不活三只小鸟，食物不够了，只能养活两只，那必定有一只要做出牺牲。怎么办呢?只有自己亲自下手了——太残忍。
【问答】
提问：聂老师，刚才您说喜欢看传记的书，能介绍几本您觉得不错的吗?

聂辉华：我专门研究企业，大家知道，企业家嘛，你要看他怎么成功，其实很难看到的，因为存在幸存者偏差现象，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失败的东西讲出来，或者你也不会听失败的企业家说的。那么，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我会看很多企业家的传记。我甚至收集了很多企业家传记。我比较推荐大家看的，先说两本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本是《基业常青》，一本是《从优秀到卓越》，都是外国人写的。人家是以做研究的态度来写书，不是看所有成功的企业家有什么优点，是真的会对比那些成功的企业和不成功的企业究竟哪些地方不一样。

国内的，我最推荐看的是曹德旺的传记《心若菩提》。这本传记有什么好的呢?比较真实地写出了曹德旺当年创办企业时候的很多事情——当然我也不能说就是全部真实的，但是至少从行文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里面对很多问题的反思很有道理。另外，关于乔布斯的传记，市面上那本我不建议大家看，全是说好话的。其实，有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乔布斯的传记，但是对他有很多批评意见，我倒是建议大家要多看看这种批评性的书。还有关于华为的书，我比较推荐大家看《华为真相》这本书(作者是程东升、刘丽丽)，这本书讲很多东西，包括讲华为的盈利模式怎么来的。

另外，格力以前的总裁叫朱江洪，写了一本《朱江洪自传》，我觉得也不错。大家不要光看到格力的董小姐那么风光，如果你看《朱江洪自传》的话，对很多事情会觉得有另外不同的视角。我随便推荐几本，不一定对。我建议大家看一些有意思的企业家传记，可能能减少一些误区，你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但是你也不要盲目地模仿。

提问：请问聂教授，对未来送孩子出国留学走势怎么看?

聂辉华：我是这么想的，我回答不了孩子要不要上国际学校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风险太大了。但是如果你问我，假如现在孩子读完了大学，或者是他已经读完了高中，有机会出国，要不要出国?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一定要出国，更加要出国。原因是什么呢?说不定以后出国更难了。能出国，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种经历将来会越来越稀缺，因为将来可能很多人出不去。如果你有机会出去，你不奔着挣钱的目的，不奔着找工作的目的，你至少去体验一番，我认为从做人的角度讲，从人生的履历和对人性的理解、对世界的洞察的角度讲，都是值得的。我毫不犹豫地一直支持，能出去一定要出去，当然首先保证安全。我个人认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出国是值得的。当然我说的有前提，就是你现在有机会可以出去。千万不要满足于在国内的如下这种状况——父母有资源，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单位老老实实上班，或收房租赚钱;不要满足于这个。为什么?你现在能保障你生活的因素，将来说不定会不复存在了，而你又没有自己的护城河的话，就相当糟糕了。出国提高语言水平、提高交际能力、了解国际规则、掌握核心技能，这些才是我们每个年轻人的护城河。我是这么看的。

提问：不确定性时代会持续多少年?

聂辉华：我不好说。如果你问我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恶化多久，我告诉大家，也可能三五年，也可能三五十年。大家想想看，美苏争霸争了多少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甘心于目前的状况。

提问：您如何看待国家最近推出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聂辉华：我觉得对互联网大平台的管控会逐渐加严，这几乎是未来的趋势。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国外注意到了，中国也注意到了，互联网大的平台越来越成为遏制创新和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它们的垄断地位不是完全靠行政垄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打拼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大数据时代，平台的垄断力量太厉害了，几乎所有人都很担心。另外，对平台进行管控，有强大的民意基础。这个事我觉得基本上没有转圜的余地，只会越来越严。

而且，大家最担心的是数据问题。阿里巴巴和腾讯是全世界最大的掌握个人隐私的私有企业。每个用户都贡献大数据，但是，大数据却被少数人使用。这公平吗?大数据如何确权?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被谁掌握?怎么来分配它所产生的收益?这都是新的课题。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坐视这样庞大的数据掌握在某些企业手里——不管是国有的企业还是私人的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对这些企业的监管在趋势上是会越来越严。

提问：您如何看蚂蚁金服暂停上市?

聂辉华：我个人赞同对蚂蚁金服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我不太看好蚂蚁恢复上市时间，我认为它很有可能会被分拆——就是它可能主动分拆，或者被动分拆。总而言之，像之前那么高的市盈率，那么高的估值——2万亿，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提问：您如何看待国企入股民营企业?

聂辉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般来说，每次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国有化程度会稍微加深一点。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通用汽车GM——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汽车企业之一，被国有化了。但是，美国的国有化是有时间表的，在情况差不多变好了后，美国就卖出了国有股份，成功地收回了本金，损失了一点点。

中国把国企当作稳经济、稳增长、稳预期的宏观调控工具。但是中国的国企进入民企之后，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我认为国企是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接盘的，但是接盘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掌控全部的国民经济，对不对?所以，我主张国企在困难的时候可以接盘民企，但是要有明确的退出机制;不要给大家一个混淆的信号——以为国有企业要全面掌控民营经济，这种信号就不太好。

提问：东盟现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会持续长久吗?

聂辉华：我觉得是会的。中国已经把很大的宝押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上，而且我相信东亚这些国家本身之间是相互需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东亚地区形成的产业链很难彼此分割，就是大家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中国跟越南切割了，或者越南跟中国脱钩了，越南很多企业根本活不了，因为越南体量小。中国跟新加坡搞坏了关系，新加坡很多企业也活不了;跟马来西亚搞坏了关系，马来西亚很多企业也活不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大的内循环，这是一件好事，这才是稳住了基本盘。当然，在满足高增长的需求方面依然不够，因为整个东南亚地区人均GDP比较低，只是增长快。总之，我还比较看好和东盟形成的巨大的贸易区或者多边贸易协定，我认为是会长久的。

提问：上班族该怎么理财?

聂辉华：这个问题我不大好说，我不专业，我只能说：在理财方面一定要有财商意识。中国教育最缺失的环节之一是没有财商教育，没有人教育我们应该怎么有正确的理财观，应该怎么理财。理财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得特别能赚钱、都去投资，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理财意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过去完全不关心这个问题，后来发现钱就不够用了，因为以前没有好好理财。所以我觉得，有理财意识可能比怎么理财更重要;如果连这个意识都没有，是不对的。

我特别推荐大家有空看一看《21世纪资本论》;如果你没有充裕的时间看完，把前面一两章看完也可以。《21世纪资本论》告诉大家一个惊天的秘密，什么秘密呢?那本书的结论是说，为什么全世界贫富差距扩大呢?为什么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呢?因为穷人靠劳动挣钱，富人靠资本挣钱。那么，为什么靠资本挣钱就比靠劳动挣钱更多、更快呢?因为劳动和资本有本质的差别：资本第一可以转移，第二可以集聚，第三可以不睡觉，第四可以出界、可以流动、可以变现，而劳动不行——你能把自己的手借给别人用吗?一天也就24个小时，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劳动还能继续吗?不能。你能把你的手和别人的手合在一起来生产一个东西吗?很难，你没有办法像资本那样集聚。资本可以不睡觉，所以以前有部电影叫《华尔街：金钱永不眠》——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想明白了，只有资本能够在你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挣钱，劳动是做不到的：你休息了，钱就停了;但是如果你有资本，比如你买了股票，和那些有企业的人类似，你投资的企业在帮你挣钱，全世界的企业、全世界的技术都有可能帮你挣钱，而且你可以积少成多。你虽然只有一百万，可以借别人的一百万，借个两三百万就可以创业;创业，有企业了，就可以以小钱变大钱。

可以说，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穷人老想着省钱。富人为什么富?因为富人老想着以钱去生钱。最后的结果就是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那么，为什么穷人不想着以钱生钱呢?第一，穷人没有资本;第二，穷人就算有一点点资本，也害怕失去、害怕风险、不敢冒险，因为穷人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怎么敢冒风险呢。所以，这就是一个根本问题，我是赞成大家要有好的理财观。

怎么赚钱不重要，一定要有这个赚钱的念头——并不是说大家把大部分心思用来赚钱，而是说你要有一点这个理念，这样对你将来的理财会有很大的帮助。靠劳动，一辈子是发不了财的;发财肯定要靠资本。《21世纪资本论》，何帆写了一浓缩版，里面把资本、劳动的差别讲得很清楚，看了这部分就够了，就会理解我说的道理：劳动跟资本有天然的差别。

还有，要有正确的理财观。我举个例子，你知道为什么大部分股民被割了韭菜吗?因为大部分的“韭菜”老想着拿高收益率——投一万进去，老想挣个一万块钱回来，甚至想赚两万块钱回来。这怎么可能呢?富人就不这么想。富人怎么想?“我这一万块钱进去，能有两千块钱出来就不错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本钱大。一万块钱挣两千块钱，十万挣两万，一百万挣二十万，一千万挣两百万……对富人来说，一千万本钱就不算钱;他们一千万就能挣两百万，你怎么挣得过他们?你本钱小，给你20%的利率，你一千也只能挣200块钱，你一万也只能挣2000块钱。一般人在股市上也就投几万块钱;几万块钱为本，一般最多只能挣几千块钱，会觉得赚的这个钱太少。富人因为本钱大，所以可以不那么在乎回报率;穷人因为本钱小，老想着有高的回报率。要老想着有高的回报率，怎么办呢?买的时候七块钱一股，卖的时候巴不得七八十块钱一股，有十倍的回报率。你要这么想，别买股票。为什么?有几只股票能有十倍的涨幅?如果有十倍的涨幅的话，你在什么点位进去啊?你在什么点位出来啊?你进去晚了，当时到高点了，没有意思。你卖早了，又后悔了。所以你患得患失。

建立正确的理财观，穷人通过股市能稳扎稳打，就不错了。不要幻想有很高的回报率，那个太难了。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因为钱少，所以才幻想高回报率，这就是矛盾，而幻想高回报率，是不对的。总之，要有正确的理财观，要善于运用资本，不要全靠劳动。

我就是穷人出身，而一般都讲穷人就不要做研究，像我这样就面临贫困和学术研究的冲突，我自己在一篇访谈的文章里提到过——这篇访谈标题叫做《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标题也很有意思，我一直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的。你要炒股、你要买房的话，如果不懂政治经济学，你很难赚钱。比如，中国的房市就是政策市。

有人提到《穷爸爸，富爸爸》，我也推荐这本书，很不错。

提问：最近中国官方监管机构领导指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您怎么评价?当前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的程度有多大?

聂辉华：“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什么意思?我猜，应该说的是房地产行业没有太大的投资空间了。但是，如果说在北京没有多大投资空间，那么二线城市、准一线城市有没有投资空间?我不敢说。房市的事情一说就容易错，就容易被打脸。我并没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所以我没什么特别好说的，我最不敢建议别人买房的事情，说实话，风险太大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自己去花时间琢磨这个事情，关键是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财观，不要老想着去挣快钱——挣快钱的想法是很危险的，不要相信有捷径，但是要适当地理财。

提问：对于理财方面，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聂辉华：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有一百万，怎么办?你买点基金，买点股票。你要是没有时间天天盯着股市，你就买基金：50%买货币型基金，剩下的50%中的10%-20%买股票型基金，20%左右买债券型基金或者混合型基金。这样你的风险就少了，你要学会分担风险。为什么要把50%买货币型基金呢?因为货币型基金就相当于是保本的，那是你的护城河，每天都有钱进账——虽然每天只有十几块钱或者稍微多些，但那是能保本的。但是你不能都用来保本，也不能都拿去冒险，就是需要一个好的投资组合。

说句实话，今年的股市是一直不错的。我要声明一点：我没有让大家炒股的意思，我也不建议大家买哪只股票。我就通过这个事情告诉大家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道理。很多人觉得我们搞政治经济学的就是嘴上会说，没有实操做法;而我是有，只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在疫情爆发初期，就跟很多朋友建议过买几只股票——我说：你就买白酒、能源、汽车、农业这几类股。现实验证来看，都涨了。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建议买股吗?我想得很简单：全世界都爆发了疫情，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股票都会跌，但是疫情不可能一直持续，经济社会总会恢复，那么，恢复之后，哪些是刚需?吃的是不是刚需?汽车是不是刚需?这些都是刚需;所以，这些股票肯定会涨，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当时你如果真的对中国有信心，真的能看懂中国大势，那么就可以在股市最低迷的时候、在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大量地买股票，现在可能赚翻了。

但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买呢?因为大部分人没有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去看待股市，没有想到中国能这么快地走出疫情，没有想到那些行业会恢复性的增长。我说的这个道理，是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能教你的吗?当然不是。说白了，真的要懂政治经济学道理，要懂得大势，要有“大局观”。你有这个观念的话，我不敢保证你会挣钱，但至少不会亏得那么厉害。这个道理很难理解吗?疫情期间所有股票都会下跌，很明显嘛，你在跌的时候买，为什么?它总不能一直跌啊。中国经济如果有韧性会恢复啊，它只要恢复，你的股票不就涨了吗?涨了的话，你卖早卖晚都无所谓，那只是多赚少赚的问题。

怎么选基金?我也不完全知道，就告诉大家，我本人30%-40%的钱会买货币型基金，剩下的钱买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不能只买一类，一定要妥善配置风险。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选，你就看团队。行业里有一些明星经理，一般来说，明星经理不太容易看走眼。基金有个好处，相当于体现了我们说的分担风险的第二点——专业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自己不熟悉股市和资本市场，不要轻易涉足，你就买基金好了。你可以寻找某些做得比较不错的团队，你不要只买那个团队的某一只基金，你要买那个团队的好几只基金。为什么呢?一个投资经理做得好的话，不可能出现好几只基金他/她都看走了眼的情况，他/她可能某一只基金看得不好，但是他/她如果能掌握五只基金的话，其中两三只基金应该会不错，不可能五只基金都砸了——如果都砸了，他/她就不叫明星经理。

关于买保险，我百分之百赞成大家买保险。保险是对你人力资本的定价。你如果看重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觉得自己的人力资本值钱，一定要买保险——尤其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也不推荐哪家的保险产品，但就是说一定要买保险。我觉得普通家庭，中产阶层收入，一年花一万块钱左右买保险是应该的，不要觉得这是冗余、这是浪费，没出事就白买了——不要这么想。中产家庭如果哪天出事了，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打回原型，所以保险是要买的。

别的问题就不多说了，我不是在讲金融投资课;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又没赚什么钱，所以，金融学的很多问题，我不方便回答。

好文章！谢谢，请多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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