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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物价、楼市调控、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作《**工作报告》被国内舆论认为一一回应了十大“网络热词”，也几乎囊括了当下民生领域的集体焦虑。究其根源，背后仍旧是温家宝在两会之前几谈“幸福”的衍生与延续。“幸福”一词当之无愧成为本轮两会最热门的标签，不少外媒对此表示关注，对岸更是分析认为本轮两会基调在于“让幸福飞”。
201作为“十二五”开局元年，“GDP减速，幸福提速”并不止于中央**，各地地方**此前已经使得“幸福”一词燎原中国，不少城市**工作报告预热一番幸福热潮：北京宣称“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表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相信过不了多久，“幸福+某城市”的口号会成为一道无处不在的风景。
在淡化GDP增速背景之下，幸福指数开始被频频提及，以幸福指数取代GDP增速的呼吁日胜一日，不少学者也开始讨论如何编制中国的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崇拜热潮背后，似乎暗示通过幸福指数，即可与幸福一步之遥。
幸福指数能度量出全面生活质量么？未必。舍弃国民生产总值而把公众幸福指数作为**首要目标，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区的小国不丹。这个由君主制转向民主化的亚洲国家人口不足70万，对于世界最大出口或许就是“国民幸福指数(GrossNational Happiness,GNH)”，使得其近些年更是由不见经传变得名噪一时，不少政要名流都曾前去取经。GNH由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于七十年代提出，并且从1972年取代当时流行的GNP统计。
不丹认为幸福可以度量，GNH也分为四个领域量化：**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听起来不错，不过这样的幸福未必是人人所欲。为了保持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不丹牺牲了不少经济发展机会，如今超过2成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8成民众住在村子里，5成预算仍旧依赖外援——如今，据说不丹也请教于外国咨询公司，试图“拼经济”，使经济达到中国、印度的速度。
同时，不丹也对民众做出了不少规范：1999年才有第一台电视，对电视、网络的禁令也是那一年才是取消；在公共场合禁止抽烟；据说改变宗教信仰也被禁止……不丹不是天堂，正如有学者论述，其特点在于“不要发展共同体，而是在共同体中发展”。小国寡民如不丹，才有可能维持这样一个熟人社会，获得一致认同从而获得较高幸福感，这样的模式对于中国显然不适用。
进一步看，幸福指数对于中国并不全然陌生。早在2006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就曾表态将把“幸福指数”和“社会和谐指数”纳为新的统计内容。同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说中也明确提出“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在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的幸福指数其实不算低，尤其与亚洲近邻比较。英国民间智库“新经济基金”(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每年都会公布“幸福星球指数”，2009年中国内地排在第31，远远超过香港，比起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英国人(第108位)、新加坡人(第131位)和美国人(第150位)更是遥遥领先。
这一的结果自然相比令国民大跌眼镜，然而这就是幸福指数的吊诡之处。幸福既主观又客观，既关乎个体又关乎集体，甚至与物质条件的关系并非如同大家预期，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幸福悖论”：同一国之内，富人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不同国家之间，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典型如美国与古巴。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学界存在很多解释，可以从攀比、期望等角度来分析，然而这确实提示我们，单纯以幸福指数来衡量生活质量，恐怕结果未必符合民众改善生活的预期。
幸福能不能飞起来不取决于是否以幸福指数代替GDP增速，试图以幸福指数反映甚至解决民生问题并非万全之策——尤其在一个多重转型结合的国家，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突出，相对剥削感与比较甚至会使得居民幸福感与收入出现严重背离。现阶段也许以“民生指数”代替“幸福指数”更为务实，也更能触及现实层面症结，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多可行性建议。个体幸福在哪里也许并不存在唯一答案，而集体幸福的寻求无疑依赖于制度变革与社会进步，也许答案就在于温家宝所谓“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文：于乎 本文源自21世纪网，文章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1-3-7/0NMDAwMDIyNDQ0N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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