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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内生性是制度主义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针对主观博弈论及其有关制度内生演化的模型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客观博弈形式的变动着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制度内生演化的发生机理。以2＊2客观博弈为框架，通过引入宏观动态增长和比例投入生产函数，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存量因素和收益递增促使制度随之发生变革，比如非合作博弈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合作博弈、从而组织协调也对应地转换为市场协调，制度就这样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演化。本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制度内生性和演化性等观点，深化了制度主义研究特别是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词：制度内生；累积性因素；收益递增；组织-市场二分法；动态增长
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与第三条直线相交，若其中一侧的两个内角之和小于直角，则该两条直线必在这一侧相交”一直无法被证明，罗巴切夫斯基与黎曼分别对第五公设提出了怀疑，并分别发展出双曲几何和椭圆几何，最后对广义相对论思想的验证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经济学的收益递增思想中，边际收益递减假设似乎就扮演着如同“第五公设”的角色。在收益递增现象中，边际收益递减不应该被绝对化。边际收益递增在一定空间——特定阶段、范围、条件和时期，是一种可能性现象，譬如现在普遍认同的专业化经济就是一种边际收益递增现象（杨小凯，1999），还有制度变迁中的边际收益递增现象（黄少安，2000）。在运筹学中，当线性规划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经济性，在比例平衡时，单一方面投入品的增加并不能增加产出，直到另一种投入品增加后体现为后一种投入品的边际收益递增。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边际收益递减是绝对的，而从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研究和经济现实来看，在边际收益递减前的一定范围内可能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增。
因此，首先在边际收益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认识上，本文认为前者对应于生产的初期阶段，超过了一定范围则是边际收益递减（刘怀德，2003；郭熙保，2006；何志星，2010），边际收益递减并不绝对。
一、制度内生演化：进步及问题
回到中心主题。Coarse从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了制度的两种形式，“组织-市场”两分法的分析范式在今天仍有着重要意义。Williamson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以比较静态分析为主。
制度演变的研究最早见于经济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坚实基础。North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标志性人物。从经济史视角出发，他对制度演变历史进行的系统考察，后来又进一步从认知理性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内生演化问题，启发了主观博弈论研究。一直延续到今天，主观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
（一）基于演化视角的制度研究。
Nelson和Winter（1982）建立了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将熊彼特技术创新学派有关研究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演化分析方法，扩展到研究制度的生成和演变。
张旭昆（2001）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制度演化的模型把生产力的累积性变化作为制度内生演化的起因，以此构建了基于累积性因素变化的制度函数（张旭昆，2002）。这一研究观点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得到体现。
Hodgson（1993）、Hodgson和Knudsen（2012）研究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倡导在旧制度学派传统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的研究。Dias（2014）考察了技术创新和制度演化的内在互动机制；Tedeschi（2014）研究了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变革并形成两者之间交织一起并共同演化的关系。Hodgson（2015）在对主流经济学过分形式化问题进行批判基础上，认为基于复杂系统的演化分析是必然趋势。
范如国（2011）从复杂性理论视角并引入系统理论、网络分析、演化算子和相变理论等技术方法对制度演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制度系统的复杂性、网络性和二相对偶性；分析了制度系统的混沌特征、分形特征和复杂网络特征，包括小世界性、嵌入性、群体结构、择优连接、鲁棒性和无标度特征；建立了演化算子的复杂制度网络小世界及无标度特征涌现的博弈模型，还特别指出二相性是制度系统的内在本质规律。
行为逐渐成为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试图从演化博弈论角度阐释制度的演化性。在多层级选择理论模型的启发下，Bowles（2004）、Bowles和Polania-Reyes（2012）从行为和演化的视角研究了制度演化动力、多个体多层级动态演化和共生演化等一系列问题，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Blyth等（2011）拓展了变异、选择和保留的分析机制，强调了制度演化过程中参与者认知和能动性的作用。Pagano（2011）考察了偏好和制度的内生互动，以及制度互补性和协调演化，还从文化复制等视角考察了社会制度的演化。Grabner（2016）以多主体仿真、演化算法和演化博弈等技术或方法，阐述了制度如何由异质性个体之间的互动而生成和演化，以及制度的选择和扩散等问题。
黄凯南（2016）将复制者动态模型进行了拓展，构建了一个多主体多层级共同演化模型，以此来阐述“习惯-惯例-制度”的层级互动过程，并构成制度演化的机制基础。
（二）基于主观博弈论或博弈论视角的制度研究。
制度是所有参与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作为研究制度分析的有效工具，博弈分析方法具有其天然优势。Schotter（1981）把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制度的博弈均衡观得以逐步建立起来。
Aoki（2001）通过一个演化博弈模型把North的框架进行了形式化，有限理性引起决策的不确定性，多重均衡使制度选择的结果会出现多种可能，解释了制度演化中的不确定性、路径锁定和低效率等问题，有效地解释了部分制度演化现象，开启了从主观博弈论角度研究制度的先声。
Grief（2006）在博弈论框架的基础上发展出其内生制度变迁理论，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有着极重要影响。他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拟参数（或者准参数）：在对制度进行静态比较分析时，它一般被当作参数；但从更长时间看，它是内生决定的变量。这样，参与者就会发现，依照制度指导下进行的行为是有利的；但长期来看，随着拟参数数值的改变，无论是制度和行为都会发生变化。
在Aoki主观博弈模型的基础上，North（2005）提出了制度演化的认知模型——共享心智模型，强调从参与者学习过程的视角来考察制度的生成和演变。参与人认知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这种在与环境互动反馈过程中被反复认可趋于稳定的模式就是“信念”，成功的经验被积累下来，不成功则寻找新的替代性解决办法。
Kaneko和Kline（2008）、Hanaki（2009）认为，在参与者主观博弈形成制度的过程中，不仅会学习到既定博弈形式下的规则、策略和收益，还以创新策略的方式推动主观博弈形式的演化。Penard（2008）在有关制度的博弈规则观和博弈均衡观之外，更提出制度的博弈参与者观——制度是博弈的特殊参与者，其能够改变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集、支付集、信息集和博弈次序。
黄凯南（2010）归纳和总结了主观博弈论的一般分析框架，并用以分析制度演化问题，取得了较好效果。他对主观博弈论局限性的认识，特别提到Grief对各种累积效应引起客观博弈形式变化的认识，并认为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以及进一步发展方向，启发了本文的研究。
归纳以上研究，制度内生研究是主线，客观博弈形式是制度研究的关键。制度研究受到的瓶颈制约与制度内生性研究有关，关键在于客观博弈形式的变动，而主线是制度内生规律。Grief（2006）提到博弈中的各种累积效应会改变客观博弈的形式；黄凯南（2010）指出，这将会改变博弈的技术环境，都是说明客观博弈形式变动是问题的关键。而张旭昆（2001、2002）也强调过累积性因素的变化在制度内生演化中的根本性作用，并指出这是理解制度内生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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