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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之笔 翰墨文心
——余英时书法的文化意义
□金肽频
余英时（1930-2021），祖籍安庆潜山市。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终身成就奖”，因此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2021年8月1日清晨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作为两岸三地及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他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了开创性的角色。余英时先生不是书法家，但他的毛笔字传统功底自现，透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洋溢出学者的谨严气息，本文为国内首篇研究其书法文章，意义非同一般。
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是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大师。在美国学术界，“荣休教授”是一项很高的荣誉，也是余英时作为著名史学家、一代学人应该享受的荣誉归宿。在余英时之前，未有学者将中国历史研究置于世界文化系统中进行体系性观照、反思与总结。因此，就这一学术意义而言，余英时是具有开创性的大学者。他的门生遍及世界各地，对两岸三地历史学界影响甚巨。我因为主编《安庆新文化百年》丛书之缘，有幸与余英时先生联络，并得其馈赠墨宝。余英时的毛笔书法在国内极其稀少，异常珍贵，但我通过留意、察研余英时为数不多的毛笔书法，觉得他的毛笔字蕴含了较强的文化属性，体现了文人风范，透露出文化和历史之间的一种思想张力，值得当代书法人重视，对今天的文人书法创作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余英时书法的文化性
余英时书法是一种真正文人的书写，也是珍贵的书法文本。余英时在应邀为《安庆新文化百年》题字及馈赠本人墨宝时，非常谦逊地复函：“字数少而又要展览，所以只得寻大笔，写大字，否则不成体统。我不是书法家，从未练过字，平时友生索书，多以小字写短诗为条幅以应之。此次破例写大字，甚不习惯，但你索取甚急切，不得不勉为其难”。余英时先生的亲和、谦逊、敦厚，令人感动！实际上，这段话体现的是余英时对于文化的态度。越是大文化人，越对文化充满敬意，这是我从余英时身上获得的重要感悟。余英时祖籍安庆潜山市官庄镇，1930年出生于天津。抗战爆发后为避战乱，他从天津回到了老家官庄。从8岁至17岁离开，余英时在这座古老村庄里度过了整整9年时光，在这里读私塾，识国文，点亮了他通往知识之途的第一抹光。读完古文，余英时跟着私塾先生也练一练毛笔字，余英时的书法基础就此打下。后来著述等身，他几乎将全部的身心与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正如余英时本人所言，书法只是有友生索求而无法推辞时，才写一点较小的条幅。但透过余英时为数不多的毛笔书法，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先生的文化情怀、文人性格，也能触摸到中国文人书法的脉搏。
自古以来，书法就是文人喜好的专利。文人爱舞文弄墨，每当有闲情雅致，随即挥写，文人书法就是这种真性情的表达。专业书法家讲求的是“练”，而文人字主要在自己的心里“养”出来，故而许多文人写字，并不爱称自己为“书法家”。但往往他们才是书法家中的“书法家”，因为文人字有着超乎寻常的文化滋养，流淌着书写者的精神血气。北宋大书家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个中原委，想必文人自然清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余英时焉能不知书法之昧？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先生曾在香港举办“金耀基八十书法展”。余英时托董桥转达他对金耀基书法的感受：“我在室中走动，偶然抬头看到他赠我的条幅，但我所见到的却不是书法，而是书法家本人。”这是真正的“字如见人”，我们所看到的书法作品，实际是字中所涵养的人格——余英时对书法如是理解，不可谓不深。
正因为余英时把业余写字，当作展示人格意涵、文化内蕴的场合，因此他的毛笔字，不但是内蕴丰盈的笔画喻体、书法意象，也是心中的精神通道。通过余英时文人书法生态的字，我们可以看到他高情远致、逸笔文心的学者气质与文化襟怀。真正怀抱古今，沉潜传统，用翰墨文心，树立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
中正之笔与“士”之精神
余英时书法的高标作品，是他中年时代毛笔撰写的《疏园遗作集存》序言。余谊密，字詠南，晚号疏园，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安徽省要员。其后人将其遗作集存成册，请余英时用毛笔誊抄序言。诚如余英时自己所说，他更擅写小行书。满篇的小行书徐急有致，绚丽多姿，劲雅圆融，雍穆婉婥。无一字不佳，令人读之品之，心摇神动。尤其到后半部分，余英时行笔明显加快了节奏，气息相连，如行云流水，字体饱满又抑扬顿挫，似有一份王羲之《兰亭序》的潇洒飘逸。其书法的线条透润着传统文化的古典美感，灵韵十足。有时淡墨轻飘，有时浓墨漫步。书法的本体、笔法、境界，均超越一般书法家的范畴，但余英时是虚怀若谷的学者，不会将其视之为“书法作品”。传统法度与文人心灵激荡下的洋洋数百字行书，形成文质相和之势。在字与字的行走之间，我们看到了余英时传达给世界的人文关怀与精神问候；在笔画与笔画的拥抱中，我们更能睨见余英时可爱的纯朴形象。
世所周知，余英时是一位正直文人，在他的毛笔之下，必定流淌着“中正”之风。余英时写毛笔字，大多是中锋。中锋用笔在于力道，将内蓄之势聚结于笔毫，气定神凝，骨力尽现，余英时用中锋写出的字中正爽朗、圆劲秀挺。间或也用侧锋，或中侧锋并用，这些用笔特点基本决定了余英时书法的个性特征。书法用笔的“尚中”，某种程度上就是余英时“尚中”儒家思想的体现。他曾被人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说明他的文化思想存在新儒学的合理内核。故此，余英时善于“中锋”用笔，是其哲学上的“方法论”实践。折射到书法作品中，“尚中”思想变为对中和之美的推崇，从而使其书法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存在范式。
余英时书法属于典型的“文人书法”，他的书法讲究“文质”。“文”包括文化、文采等多维度的意涵，而它的“质”，则呈现内在的特征、形象蕴含等精神要素。所谓“文质彬彬”是也！“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这个“真”就是余英时书法的另一重要特点。犹如余英时的个性，以真待人，以真研学。他的字不事文饰与技巧表现，体现出人品与书品合流的书道传统。这是古往今来文人书法难能可贵的一面，也是有别于专业书法家的区别所在。颜真卿如此，苏东坡如此，黄庭坚亦如此。历史上的大书法家都是文人出身，倘若他们都去做了专业书法家，不知道他们在中国书法史上还有没有今天这样的文化地位。
余英时曾出版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士与中国文化》，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他将中国古代的“士”置于历史文化大系统中进行了一次重新观照与探触，实际上，以笔者接触并感知到的余英时为人风格来看，他本人才是当代文化中最牛的“士”。有古代之士拔剑怒吼的果敢、坚毅，也有今日之士激浊扬清的宏阔、从容，既有“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淡定，也有“翩如惊鸿，婉若游龙”的气魄。余英时从本身性格到为文、写字，处处皆能体现这种“士人之境”。古今“士”者，意味着要担当使命、承载责任，“士”志于道。因此，在余英时的书法里同样散发着这种“士”的境界，实乃当代文化之幸。
学养滋含与大师风范
余英时书法，对于当代书法人也是一面可以自照的镜子。当代书法，人文内涵的退隐，已成为书法界的普遍忧思。书法家需要文化的支撑，否则，其书法只能单薄无力，犹如花拳绣腿一般。当我们触摸到余英时书法的文化性、精神性之后，回过头来再欣赏书法，我们对书法是否又多出一层理解？董桥曾经慨叹：“写毛笔字的人少了，爱惜书法的人也少了”。是的，毛笔书法随着民国时代的远去，尤其是张中行、张充和、周梦蝶等老派文人的离世，文人书法会不会成为最后的绝唱？从这一角度来说，余英时文人风格的书法尤应重视并加以研究。我们看到这些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文化名人，他们的身上不但裹满传统文化的风采，同时也充满现代精神，洋溢着新时代的文化气质。书法与人同一，书法与文化同一，同时也与时代同步——这是余英时书法呈现给我们的当代启示。
余英时的老师、国学大师钱穆对此曾有过一句精辟之言：“中国艺术中最独特而重要的，厥为书法”（《中国文化史导论》），换角度说，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一门最具特色与风采的艺术。钱穆先生自己的书法刚健婀娜，自成一格，守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线。余英时的挚友，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新亚书院原院长金耀基同样认为，书法要守住美的底线！金耀基先生曾忆及一段往事：2007年余英时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中国文化史通释》一书时，要金耀基为之题签。金耀基先生岁逢八十，就写了一首《赠孟夫子》长卷寄给了万里之外的余英时，以解老友不能晤面之憾。余英时收悉后，给金耀基打来越洋电话：“君书有一家面目”，并说“我虽不善书，但我是懂书的”。余英时涉及书法极少的一点言论，其实已泄天机，他不是不懂书法，而是懂在文化的深处。
但凡被人们尊为“大师”的人，必定是人类中的精英，包括在文化、思想、道德、哲学、艺术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独特成果，树立了后世的人格标杆，独开一路，引领了历史前行的脚步。我所知道的余英时先生，就是这样的学界明灯——不仅在史学界，在书法上也有给人以深悟启迪的一面。
（金肽频，著名艺术评论家、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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