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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尘世里，骗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国佛教徒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小骗子用两个大骗子归纳起来；这两个大骗子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看见许多帆船在中国海上驶行，往来如织。他便问他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上的人在干什么，他的大臣答道，他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名”，一只叫“利”。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诱惑，可是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个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谈论这两种俗虑的根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隐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乐与大众谈经说法，而不愿隐处小庵，如我辈与弟子作日常谈。”那个弟子答道：“若吾师者，诚可谓世上唯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自己的人生观察讲起来，佛教徒这个对人生的骗子的分类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骗子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名、利和权。美国有一个名词可以把这三个骗子概括起来，这个名词就是“成功”（success）。可是许多智者知道成功和名利的欲望乃是恐惧失败、贫穷，和碌碌无名的讳称，而这些恐惧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收，可是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想统治人家。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活奉献于祖国，为祖国而服役。这代价常常是很巨大的。如果你请一个智者向一群民众扬帽招呼，一天演说七次，而选他做总统，他一定不愿为祖国服役。白赉士（James Bryce——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以为美国民主**的制度不能吸引国中最优越的人才入政界去活动。我觉得单是总统竞选运动的吃力情形已足吓退美国所有的智者了。做官的人常常须在奉献一生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之下，一星期内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留在家里把自己奉献于一顿简单的晚餐，穿上睡衣上床去睡觉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骗子的吸引之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偶然的骗子的奴隶。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造社会，提高人家的道德，卫护教会，扑灭罪恶，制定一些计划给人家去施行，破坏别人所制定的计划。在大会席上读一篇他的属员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坐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的蓝图样，甚至于开设一间疯人院（脸皮真厚啊！）——总而言之，干涉人家的生活。他不久便忘记这些自告奋勇而负起的责任，这些改造人家实施自己的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等问题，在过去并不曾和他发生过关系，或许甚至不曾跑进过他的脑海里。一个在总统竞选运动中失败了的候选人，在竞选二星期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大问题忘掉得多么一干二净啊！他是谁呢，干吗要改造人家，提高他们的道德，送人家进疯人院去呢？可是如果他成功了的话，这些头等的骗子和次等的骗子是会使他心满意足地忙着，使他有一种幻觉，以为他的确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是“重要的人物”啦。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子，和上述的骗子一样有力量，一样普遍，这个骗子就是时尚（fashion）。人类很少有表现原来的自我本性的勇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cmokritos）以为他把人类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这两个大恐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对人类的一种伟大的贡献。可是，虽然如此，他还不曾把我们由另一个同样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解放出来。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有许多还不能摆脱畏惧人们的心理。不管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我们在这尘世中都是演员，对着一群观众扮演他们所认可的角色和故事。
这种演剧的才能，及与之有关的摹仿的才能（也是演剧的才能的一部分），是我们在猴子的遗传中最特出的质素。这种展览和表演的才能无疑地可以获得实际的利益，最明显的利益就是观众的喝彩。可是喝彩的声音越大，舞台后的心绪的纷乱也越厉害。它同时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什么人依观众所认可的方式去扮演他的角色。
可是，那演员也许会取那个人的地位而代之，完全占有了他：这是唯一可议之处。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他们的本性者，为数甚少；只有这种人做戏的时候知道他们在做戏，他们不被权位、名号、产业和财富等等人造的幻觉所欺骗，当这些东西跑来找他们时，他们总用一种宽容的微笑去接受，可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这样做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这些精神上的伟人，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上才会始终做简朴的人。因为他们不被这些幻象所缠扰，所以简朴永远是真正伟大的人物的标志。小官僚幻想着自己的伟大；社交场中的暴发户展览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已挤上不朽的作家之林，于是便立刻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行为更足以表示渺小的心智了。
我们的演剧的本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在离开舞台的时候，还有真正的生活可以度过。于是我们一生劳劳苦苦的工作着，不是依我们的真本能为自己而生活着，而是为社会人士的称许而生活着，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象老处女“为他人作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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