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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破除“中国模式”迷思
作者： 时间：2010-12-25 浏览次数：409 次
“中国之谜”并不特殊
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自不待言。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所激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就像正在高速升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内外部阻力和摩擦，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负面效应，包括**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由此造成了许多理论上和现实中诸多深层次的混淆、误区和错误的观点。一些短识者、短视者或既得利益者便误把阻力当动力，误把刹车当油门，误把缺点当优点，使本末倒置、似是而非的论调屡见不鲜。
比如，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政治治理结构，从而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发达社会截然不同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中国模式”，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误将“次优”当“最优”，误将过渡性制度安排当做终极性制度安排。从而，其政策药方就是不断弱化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不断扩大**规模，提高**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干预经济的力度和垄断，不遗余力地鼓吹**主导经济，导致**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造成了国进民退和国富民穷的局面。由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功能被强化，**寻租及不少官员的腐败未能得到有效遏止，成为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的症结之一，造成了严重的效率和公平问题。还有，一味地通过物质资源投资拉动经济，而不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导致人力资本的报酬停滞不前。
然而，不少人没有认识到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于**权力太大，干预过多，征税过高，使得**和市场的治理边界得不到合理界定所造成的，反而认为是**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结果必然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在经济政策上，一味地崇尚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经济理论，导致行政权力干预的势头有增无减，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严重削弱。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正从不同方面干扰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路向，严重干扰了中国改革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的方向问题。如果**主导一切的治理思维不加以扭转，就有可能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改革也就会失去内生动力。
这些体制上的矛盾正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使发展中的当代中国遭遇到深层次的困惑。往“左”或往“右”都可能走入歧路，后退也没有出路，只有继续向前。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改革方向，继续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凝聚改革的共识与内生动力，以切实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这应该成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程，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的讲话，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实际上，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对此有过一番精辟的论断：“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有学者认为，现有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成功之处，从而也一直被主流经济学界当做中国改革之谜。“中国之谜”也被看作是 “中国特殊论”在经济学家中的一个翻版。
其实，中国改革完全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框架及其内在逻辑来解释。我们认为，中国改革遵循的原则同现代经济学原理是完全兼容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发展，但是引进一项新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必须具有可行性、可实施性，满足客观约束条件，同时也可以将实施风险控制到尽可能小，不致引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动荡。这里实际上牵涉到“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究竟应该谁先开始”这样一个互动问题。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承认约束条件极端重要的同时，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拿约束条件来说事。不少人对国情这个约束条件的理解有很大误区，以至于对市场改革、对民主法治一概排斥，进而反对行政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最常见的误区有两个方面：
一是将约束条件长期化、刚性化、静态化。其实，从长远看，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约束边界和参与性条件也是在不断推移和扩大其边界的。许多30年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看来都不成其为问题。民主法治也是这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情也在慢慢演变，它对民主法治这样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也会越来越强。
二是混淆原则问题和方法问题。民主法治要不要，肯定要，这是原则问题。至于怎么实现，这是方式方法问题。因为所谓国情特殊，而抛弃大原则，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目标不等于过程，民主法治也不是立等可得的，需要探讨和摸索，需要有一个过程和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和步骤，一步步去实现，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做。改革开放30年获得巨大成功，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利益冲突的尖锐化，改革已然越过普惠的帕累托改进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难免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包括**自身庞大的利益。在此背景下，要确保改革深入推进，既需要满足更强的参与性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更需要**行政体制及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
首先，为什么会出现所谓“中国模式”的谬论？这是因为中国从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中走出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所激发出来的动能和势能都非常大，其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远超过**主导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于是，一些短识者、短视者或既得利益者便误把阻力当动力，误把摩擦力当动力，误把刹车当油门，误把缺点当优点，十分满足于发展现状，改革的共识和内生动力大大削弱。其次，为什么说从长远看以**主导为核心论调的“中国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在**直接介入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逐步积累起相当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风险，很多人却如同温水中的青蛙，浑然不知其害。再次，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凯恩斯的**干预思想用多了不好，是强心针，是激素，最多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不是基于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要建立长效机制，实现长治久安，还是应当采取亚当·斯密、熊彼特、哈耶克的自由市场思想，用赫维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解决市场和**失灵问题。亚当·斯密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的最优性；熊彼特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论证市场而不是**最能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哈耶克从信息与激励的视角论证市场制度优于计划经济制度，赫维茨进一步证明市场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且导致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安排, 并提出了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需要采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来解决市场和**失灵问题。这些经济学家的深邃思想将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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