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科举制在士大夫从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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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科举制在士大夫从商中的作用

高新伟[1]

摘 要：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一般将其归因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因而士大夫改变了贱商观念，并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积极地参与经商活动。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可以看出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正是由于科举制的实行，才导致士大夫整体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关键词：科举制，士大夫，从商

Intellectual Und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at of Scholar-Bureaucrat Engaging in Business

GAO Xinwei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China, 100872）

Summary：In tradition, intellectual have the tiptop status while the businessman the lowest one. The former looked down on the latter and thought it shameful of being in business. However, after Song dynasty, intellectual began to set foot in business. To this phenomena, academics at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They believe tha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rchandise economy,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businessman became strengthen. Scholar-bureaucrats began to change their view on businessmen and participated in business themselves under the seduction of high business earning. In fact, it i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at may be play a major role to this phenomena, which debased the politics, economic status of scholar-bureaucrat, and further injured their sense of pride, as a result, scholar-bureaucrats had to engage in business so that improved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tellectual; business; concourse

中国传统即有贱商的观念，四民之中，商人的地位最低。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皆以经商为耻，但从北宋中期开始，社会风气开始变化，尤其明代以后，士人经商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于以上现象，学者多认为这是宋明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观点，诚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笔者认为，商品经济固然有促使士大夫从商的诱惑力，但其作用是外在的，士大夫经商在制度上的原因则在于科举选官制度的实行。首先，科举制度使官僚出现平民化倾向，官僚“贫困”化及其地位的不稳定性，促使他们不得不借助经商来改变面临的窘境；其次，科举以干禄为唯一目的，士风相率就下，读书只为稻粮谋，义利观念因而发生变化，从商不足为奇；最后，科举制度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士人，入仕的途径越来越狭窄，随着竞争的加剧，许多士人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

一、贫困化导致士大夫阶层经商的必要性

关于宋代以后官僚的贫困化，史乘多有记载。如《燕翼诒谋录》所载：“国初士大夫奉入甚薄，……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明清两代，官僚俸禄收入更低，贫困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而明清两代士大夫经商之风更盛，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关于官僚贫困化及其与经商的关系，宋仁宗时王安石已有明确表述。他认为，“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1]]-P217王安石认为官僚经商是由于贫困引起的，这是不错的。但他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俸禄太薄则站不住脚。考之史乘，汉唐的官僚俸禄并不比宋代高。实际上，中国历代官吏的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宋代为最高，低级官僚则以唐代为最高，均远远高于汉代的水平。而汉代并没有出现官僚因贫困而大量经商的现象，这说明薪水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出现在薪水以外的收入，而这与科举取士的实行有很大的关系。简单地说，科举制实行以前，官僚多来自世家，本身即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科举制下的官僚，则多出身平民，不但先天不足，亦且地位不稳固。正是这种选官体制的不同，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贫富差异。

首先，科举制实行以后，平民做官的机会增多，但这也带来相应的问题，即其经济基础较差，在薪水有限的情况下，只好通过经商改善一下处境。而在科举制实行以前，在选官上基本为世家大族把持，因而形成所谓的士族阶层。早在汉初，权贵子弟即能通过任子制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官位的世袭。此后的所谓察举、孝廉等选官科目，固然使得平民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但由于这种制度较之科举制度远未完善，权贵子弟仍有较大的优势。

比如，汉代的察举中存在大量的投门请谒、以求贡举的现象，结果官贵子弟在选官中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东汉以来，许多衣冠世家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官位、族姓与文化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出现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样世代传经、世代公卿的家族。魏晋以后，确立了九品中正官人法，“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2]]-P1058来自微族寒门的民间英俊，无法与之竞争，士族在选官中拥有绝对的优势。

反观科举制下的官僚，则出身多是平民。宋代仁宗朝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家庭。理宗宝祐四年登科录中所载三代履历完整的进士570人，其中三代未仕307人，占53.86%；父亲入仕的129人，且属低级官职。明代的情形大致如此。由于大量的官僚出身平民，未入仕以前，大多贫困，很多人及第后竟无力上任，只好借贷以治行装。

其次，平民通过科举入仕，地位并不稳固，因而有一定的危机感。在科举制下，富贵不能长久，张载看到：“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计。”^[[3]]-P259由于受贫困的驱使，和对未来可能的贫困的恐惧，官僚们很容易借助自身的优势，别寻发家的门路。士农工商，“农”不足富，而“工”则其不能做，也不屑于做者，最后只有经商一条路可走。因而出现了官僚经商热。到了明代，尤其是明后期，士大夫经商之风更盛，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与官僚经商的原因相同，未入仕的士子们也因贫困的驱使经商。士子多出身平民，仅靠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其进取的要求，只好通过经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尤其很多士人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完成举业，转而经商，一旦商业有成，或是继续举业，或是资助子弟业儒，从而使举业与商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上可知，科举制选官造成了官僚的流动性。士大夫因而难以富贵长守，只好通过经商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二、科举制的功利目的使士大夫突破义利之辩

士人从口不言利到公开经商，贫困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士志于道”，是对士人的基本要求。如孔子所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4]]-P49唐代以前的官僚也有贫困的，却是安贫乐道的居多。因为作为士人而去经商，将为人所不齿，从而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但宋代以后士人终于突破了这一信条，正是由于科举对士人的品行不甚在意的结果。

唐宋以前的官僚注重德行，原因在于德行在选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汉代的察举即有德行高妙标准；孝廉则以孝子、廉吏二科取人。在这种选官制度下，长官辟举主要考虑士人名望，士人也着意于培养这种名望。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称当时 “举荐征辟，必采名誉”，士人对名誉的培养，十分看重，凡有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

魏晋以后，察举之制渐为九品中正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标准选官，形成所谓的门阀士族。此种制度，虽对士人的德行无所要求，但门第贵族多以诗书传家，本身即是文化贵族。他们无须借助经商，即能维持优裕的生活。所以，“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六朝士大夫，多带名贵气，与后世龃龊不堪的情形两样。”^[[5]]P251

科举制的实行，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在察举制下，士人被举“必采名誉”；而在科举制下，士人则无需举荐，可以“投牒自进”，对于名誉的培养，则无须多下气力。士人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单纯的利禄关系：“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无人问”三字并不仅仅意味着士人的寂寞，同时也说明对士人的品行是无人在意的。

同时，中举与否，亦与品行无关，科举考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举子只须在文字上下功夫，而文字与一个人的名节无关。由此造成所谓“进士轻薄”的问题。早在唐代，薛谦光曾上疏指出：古代取士，“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因而“人祟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现在却是“乡议缺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由于对士子的品行无所要求，已经造成士人无行的恶果。^[[6]]-P94

其次，在察举制下，士人中式与否，功夫全在平时，士人名誉一起，长官便有了征辟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士林的恶评。而在科举制下则不然，中举的士子只能是极少数幸运儿，这就助长了士子们的投机意识。科场之内舞弊迭出，轻者夹带书籍，甚至冒名假手，有司屡加纠绳，不能禁绝。一些士子考前“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如果考不上，则“率多喧讼”，^[[7]]-P33尽管知识阶层仍旧以“清流”自命，但其清白早已扫地殆尽，实际上与“浊流”无异。

最后，考试自身也有问题。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明经次之，要求举子的仅仅是记诵，只须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把《五经正义》背熟，便可以在科场中应付裕如。一般士子“务在出身”，投机取巧，避重就轻，凡觉得与考试无关的一概略过，“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8]]-P1374尤其元明清三代一直以朱熹的注疏作为经书的解释，不允许有任何发挥；程式上则形成严格的八股文，科举考试日渐程式化，士子们对于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哪里还会真心讲求，科举考试完全成为士人射禄的工具。已经入仕的官僚，公然谈论官位的肥瘠，做了一任官还乡，如果钱袋满满的，自己得意，别人也羡慕他有本事。如果什么也没捞到，两袖清风，甚至妻子孩子都不能过上好日子，还会受到旁人的耻笑。官场形同商场，无怪乎士大夫纷纷经商以谋利了。

三、科举制度使士人的队伍日益庞大

士人走上经商的道路，同士人队伍的急剧扩张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士人队伍的过分膨胀，官场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士人，他们也只有走上经商的道路。

士人队伍的扩大，是科举制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科举取士早在隋唐已经实行，但士人队伍的扩大是宋以后的事，士人经商的大规模出现也是宋以后发生的。这同科举制自身的发展有关。

隋唐两代的科举，在制度上尚未完善，与宋代以后的科举制相比，公平性较差，往往为高门士族把持，难以吸引更多的平民参与竞争，因而士人的数量有限。比如唐代取士，对出身有很多限制，录取时则采“誉望”，重“公荐”，盛行“通关节”，公卿大臣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子弟请托关节，以至“每岁策名无不先定”。^[[9]]-P4382科举考试往往为权势之家把持，对平民的吸引力很小。另外，唐代入仕门径除进士外，还有门荫、年劳、捐纳、杂色入流等名目，科举并不是主要入仕之途，而及第后不能直接做官，尚有所谓的“释褐”之试，进一步降低了科举选官的吸引力。

宋初统治者有鉴于入仕之途多为势家所取的弊病，对科举考试作了有利于平民的规定。首先取消了报考的门第限制，规定不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凡稍具文墨者，均可投牒自进，此外，还废除“公荐”制度，严格考试程式，特别是推行封弥、誊录之法以后，从而保证了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这一公平原则的实施。

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要经吏部再考核后选优授予官职。宋代一经考试及第即可授官，且进身极快。这样一来，读书人数剧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0]]-P666

明清两代，科举制进一步完善。自宋以来，直到明初，府州县官学多非考试入学，秀才“听于民间选补”，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士绅子弟。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这样就吸引了更多的平民参与科举考试。

同时，考试的内容出现平易化倾向。宋代考五经义，至明代则专取四子书。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之汉唐诸儒的繁琐的注疏，非家学渊源，一般人很难入门。与之相比，四书则容易得多，且四书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依据，而《四书集注》不过“略释文义名物”，^[[11]]P739较易掌握，只要智力中等以上，通过童试并不太困难，因而希图通过科举进身者日渐增多。

据近人估计，北宋读书人的数量已达40万人。到了明代，据顾炎武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清代秀才，太平天国以前大体为52万人。还有比秀才更多若干倍的童生。太平天国之前童生人数可能达到200万之多。清末童生当不下300万人。当科举入仕的身份限制减少、考试地位增高、其基础趋于广阔而其过程的集权程度大为强化时，必然会出现竞争加剧。科举制一方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士人参与进来，一方面又无力吸纳更多的士人，从而出现了中举难及入仕难的问题。

北宋参加发解试的士人有40万人以上，但能参加省试的举人仅约六七千人。南宋士子已增至80万人，但有资格参加省试的也不过增至8000千人。通过会试成进士的更少，北宋年均111人，南宋年均155人。明清两代，随着士子的增多，两级考试变成了三级考试。宋代地方上考试只有一级，录取后即成举人。明清两代则先要参加童试，取得秀才资格，才能参加乡试成举人。清代每次会试的举人约有七八千名，与宋代相仿，但宋代的举人只经过一级考试，明清两代则系二级考试，难易何止倍蓰。举人成进士的比率，明清亦低于宋代，大致明代年均89人，清代100人。

士子中举难，入仕亦不易。科举的唯一正途是做官，而官场的吸纳能力有限，决定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做官。宋代进士做官已经不易，明清两代，举、贡、生、监成为终身资格，更加剧了这种矛盾。明代举人按资格排队，有的直到老年才当上官。至于监生与秀才，更难入仕，其中绝大部分终生没有机会入仕。

这样一来，士人的日常生活就发生了问题，随之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明遗民陈确直接表示：“治生尤切于读书”，“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12]]P-158这样，就不但在实际上，而且在理论上为士人经商铺平了道路，士人经商活动，完全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被整个社会所接受。

综上所述，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字取士，“不务于德行”，完全成为“利禄之途”；科举制的实行，导致大量的平民进入士人的行列，造成了士人队伍的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士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结果，滞留在士人阶层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商业，作为士人一向瞧不起的行当，反而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士人通过经商致富，通过科举做官，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使其地位稍稍稳固起来。在士商合流的过程中，科举制起着关键的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士商的合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士人经商，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实质上，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士大夫经商。同样，士大夫经商，是否能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也大为可疑。众所周知，士大夫经商，多半依靠的是政治上的势力，而商业的发展，更注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士大夫经商，表面上看来使商业发达起来，实质往往导致商业畸形发展。更进一步讲，士人参于商业经营，还会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中国没有独立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怕也与士商的合流有关吧！士商的合流，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只会使传统的社会更加稳固。而西方的贵族鄙视经商，反而造就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假如西欧的贵族也经商，可以想象，是否还会产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是非常可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士大夫经商，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更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反过来说，士大夫经商，也并不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政治自身演变的结果。中央集权必然导致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减弱，增强对集权国家的依赖性，科举制下的士人地位比之以前远为降低，其生存条件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施舍。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知识阶层很少有独立意识，更谈不上有独立的人格。道义的信念在生活的压迫面前显得是那样渺小，转而从商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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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新伟（1969年6月—）河南商水人。汉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国 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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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卷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张载·张载集[Ｍ]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78．

[[4]]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3年[1944]．

[[6]]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封演·封氏闻见记[M]卷3·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8]]王溥·唐会要[M]卷7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刘桒·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洪迈·容斋随笔[M]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束景南·朱子大传[M]1·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12]]陈确·陈确集[M]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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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举制 士大夫 intellectual Examinations Examination 略论 科举制 士大夫 从商

是楼主原创吗？

谢谢高老师的好文章。分析经济史无疑是重要的。

我原则上不反对以相对价格的改变来分析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我同意世族相对商人价格的下降是导致商人---士人---地主一体化的原因。但这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更重要的是，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究竟什么导致了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换句话来说：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的背后，有没有经济因素？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魏晋到宋，中国的经济模式发生了从庄园经济----土地国有----土地私有的变化，唐末两税法似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标杆。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天翻地覆，使得原有的门阀垄断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原有的庄园模式被全国范围的更大市场模式所替代，随着自耕农和商人价值的提升，三位一体成为新的经济制度下的最优选择。

而运输成本的下降是扩大市场范围，打破原有庄园模式，细化分工的关键。在这里，我认为隋炀帝开通济渠永济渠，以及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程贯通，广修驿站驿道是关键性事件。

今天太忙，说的语焉不详，改日补充。我在这个帖子里的一系列发言某种程度反映我的观点https://bbs.pinggu.org/thread-3277-1-1.html

原创是肯定的。但是被别人以另一个题目发到另一处了。

情况是这样的。这篇文章写成于03年，但是当时学历低（硕士），一直没发掉，所以就找一个同事帮忙，代价是共同署名。遗憾的是又等了一年，仍没发掉。04年上了博士，同事说用不着了，让我单独发。不料同事却在另一刊物发出来了，而且没我的署名。最近同事解释说自己也没想到会把我的删掉，这时事情已过去一年多了。对这事我当时很震惊，现在没什么感觉了，而且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比较浅，自己也看不上，无所谓了。

也许你已看到另一篇内容相同、但题目不一样的文章。但你要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我投稿的时间在另一篇发表之前。

写这一篇文章主要是受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的影响》。实际上，科举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在经济领域。中国官僚制度的基础，可以说就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上。正是科举制，造成了中国各阶层的流动，导致中国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阶级，而只有士农工商阶层。而这也是没有一种稳定的力量与皇权相抗衡的主要原因，当然也造成了中国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关于此点，其实顾炎武、黄宗羲早就认识到了。顾、黄是从世家大族的消亡这一角度来讨论的，并认为明代迅速灭亡，与此有关。与此相反，晋室南渡后，北方文化不坠且能改造胡虏，其中关键就在于世家大族较有力量。而科举制对世家大族却有破坏作用，因为科举不重出身，所以也就难以有世家。这样，不但文化的传承缺少了稳定的载体（中国礼仪之邦资格的丧失，正是与此有关。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日本、朝鲜还保留了下来，就是因为他们有封建贵族。其实士大夫不知礼，正是在科举发达的宋代出现的。），而且也缺少了举族抗战的局面。

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在唐代学习中国文化时，引进了很多制度，就是没有引进科举制。结果日本的官僚阶层很快就封建化了，因为官僚可以利用自身特权，逐渐巩固地位，就像汉代的官僚一样，这样，官僚制实际就成为封建世袭。也正是因为日本有稳定的封建贵族，各阶层地位较固定，因而中央集权一直没能实现。其分权体制，为近代移植西方制度提供了相似的平台，而中国的集权体制则与西方无法接轨，所以至今不能有所突破。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土地私有，这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起私有制，在皇权较盛的情况下，私人产权是不受尊重的，因而所谓私有也是不完整的。杨小凯早已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矛盾，并不是因为私有制，而是因为没能发展起完善的私有制。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背后实际上是官民矛盾，是公权力不断剥夺私人权力而导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