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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如果说在中国搞私有化，还没行动就被众人的唾沫淹死；如果说我们发展经济，需要明确的界定资产的权利，大家认为可以试试看。后来我们试了一试，就成功了。 张五常认为，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从政治权力界定权利，转变为资产界定权利。汉语的威力显然是巨大的。但这样一种产权制度的转变，张的解释是有遗憾的。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离不开分析交易费用变化的说明的，张瓶装旧酒，说在新兴经济体，土地利用的效率对经济绩效是至关重要的，于是自然的转变到佃农理论。也就是说，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地主能够租金最大化，那么土地利用就是有效率的。同样，在新兴经济体，土地的利用有效率，经济就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率。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地主，北京的土地租金最大化，中国的经济就有效率了。
在中国，县是北京代理人，他们掌握着如何使用土地的权利。但是县如何使土地的利用具有效率呢？原因在于一个分成合约。这是源自94年分税制改革的增值税分成，即县与国家共享增值税额为17%，而县独享此税额的四分之一，为4.25%。这个分成模式与农业上的联产承保责任制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合约体系，并且在94年以后逐渐成形，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在93年-2000年这样严酷的经济环境下取得傲人的经济绩效。
县的分成合约的结果是激烈的县级竞争，但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分成合约，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分成比例，17%。由于土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工业投资者的生产率不同，一个固定比例的分成很难导致有效率的土地利用。解释这一点的核心是负低价。即表现为**低价甚至负低价向企业转让土地使用权。
考虑一个农民和地主共同参与投资的分成合约，在非土地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地主要实现地租最大化，只要使单位土地面积的地租最大。如果地主的投资额越高，则农民的单位土地投资成本越低，因而单位地租的比例越高。县的负地价正是对土地投入的一种量化，而且表现出无限的调整可能，因而可以使地租比例调整到一个有效率的区间。这就是固定分成比例的租佃有效率的原因。
科斯的观点是，市场的运作是分两步走，首先界定产权，然后安排权利的交换。我们这个分成合约则是两步一起走，因为企业并不是在与县签订合同时立即获得土地使用权，只有履行了在土地上投资既定项目以后才能获得土地使用权。这也使县更加关注工业投资者的合约后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县对土地价格的操控是经济运行的关键，那么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危害深远，地价市场化将使我们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理解可能有疏漏，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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