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F对于各类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这一问题在实证上却面临着诸多困难,因为经济系统内的各大主体是相互影响的,很难说明谁影响谁。
为降低这一问题,一种经典的识别策略是寻找工具变量。最近,我在阅读 2016 年发表于 Econometrica 的一篇文章时,发现作者使用河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瞬间思路打开。
作者研究的是取消科举制对清末起义的影响。使用河流作为工作变量的原理在于,河流并不会影响起义;但是,河流却会影响行政区域划分,而行政区域越多,科举名额越多,在取消科举后,受到的影响也越大。
看到此处,我突然意识到,河流密度也可以作为政治激励,乃至一系列ZF行为的工作变量。因为中国存在独特的“标尺竞争”现象,自己做的好不好取决于同行的衬托,而同行越多,往往竞争越激烈。例如,余泳泽等 (2019) 就干脆使用省内地级市的数量作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
依循此理,我们可以发现,河流密度大有可为,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目标,晋升激励等ZF行为的工具变量。因为河流密度会影响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越密集,区域内ZF竞争越激烈。但是,河流密度,尤其是小河流的密度,其作为地理因素的一环,却往往具有很好的外生性。
因此,我将河流密度与河流长度数据分享给大家,收取一点工本费。数据描述如下:
河流长度数据:
河流长度
(93 Bytes, 需要: RMB 19 元)
河流密度数据:
河流密度
(85 Bytes, 需要: RMB 19 元)
河流长度与河流密度[合集]:
河流长度与密度
(85 Bytes, 需要: RMB 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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