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介绍：1969-2021（5万字长文

2005年

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分析方面的重要贡献。奥曼在决策制定理性观点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博弈论和其他许多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谢林是博弈论领域的重要学者，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罗伯特·奥曼
奥曼1930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38年搬到美国纽约，1950年获纽约城市学院数学学士，195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硕士学位和数学博士学位，195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纯数学博士学位，1956年起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奥曼定义了博弈论中相关均衡的概念，即一种非协作型博弈中的均衡，比经典纳什均衡更加灵活；2）交易者连续同级市场经济模型；3）重复博弈的连续交互模型。


托马斯·谢林
谢林1921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194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学士，1948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1951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谢林发展了一套“直面现象”的而非数学模型的博弈理论，开创了对议价和策略行为的研究，为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路径。例如，他所作的“种族隔离的动态模型”，解释了纯白人居住区是怎样迅速变为纯黑人居住区的；此外，谢林还将全球变暖解释为一个议价问题，即如果全世界能够减少排放，贫穷国家将获得大部分收益，而富裕国家将承担大部分成本。



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以表彰他对宏观经济政策跨期权衡分析的重要贡献。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为新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础。菲尔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于伊利伊州伊凡斯顿，1955年毕业于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5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费尔普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认识，奠定了费尔普斯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杰出地位。费尔普斯的另一理论贡献在于他建立了工资与价格定价的非协同模型。该模型沿用了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观点与方法，运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研究自然失业率、隐含工资合同、滞后效应与失业等重要问题，并试图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费尔普斯还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律”，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费尔普斯在一篇关于“黄金律”的论文中，试图分析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资本投入和增加研发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中存在的创新和新发明等问题。



2007年

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和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以表彰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赫维奇开创了“机制设计理论”的主要思想及框架，经济学家马斯金和迈尔森对其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莱昂尼德·赫维奇
赫维奇1917年出生于波兰，后加入美国国籍，目前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他早年学习法律，毕业于华沙大学，然后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并师从卡尔多和哈耶克学习经济学。1939年来到日内瓦国际研究生院学习，然后转学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赫维奇开创了“机制设计理论”的主要思想及框架，并提出“显示原理”概念，即帕累托最优机制。机制定义为一个交易者彼此交换信息并共同决定产出的连续的系统，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社会所有成员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会显示自己真实的信息，从而实现均衡产出。显示原理是机制设计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创新，它大大简化机制设计的复杂性，现在已经成为机制设计和激励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


埃里克·马斯金
马斯金1950年出生于纽约，1972年马斯金获得哈佛大学数学学士学位后。1976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1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任教8年。也是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马斯金的主要贡献在创立了“机制执行理论”，确保社会从一系列的选择中做出最好的选择。马斯金将博弈论引入了机制设计和执行理论，认为机制设计并不需要一个中央计划者，在非合作博弈中，每个参与者在考虑自己利益时会按照机制设计者的意图行动，从而实现机制目标。另外，他的学术贡献也体现在将机制设计理论应用于当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税收、债券和选举过程等。


罗杰·迈尔森
迈尔森1951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1973年、1976年他分别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博士学位。1979年他进入西北大学任教，并于1982年成为管理经济学教授。2001年起，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森对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贡献体现在对显示原理的一般化，即显示原理不仅在代理人拥有私人信息时有效，而且在他们采取不可观察的行动时也有效，以及将其应用到规制和拍卖等重要领域。



2008年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表彰他关于“新贸易理论”发展及“区域经济活动”领域做出的贡献。克鲁格曼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克鲁格曼1953年出生美国纽约，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77年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取博士学位。于1982-83年间，曾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8年，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1991年，获得克拉克奖章。1996年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准确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是著名的经济预言家。



克鲁格曼的理论主要解释了全球化趋势下的自由贸易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的问题，他的主要理论包括“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理论”。新贸易理论包含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又认为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增所形成的国际分工。第二，某些历史性偶然因素也是形成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决定什么地方生产什么产品的过程中，历史因素常起着关键作用。例如，规模经济会使得某个产业在该产业发源地发展壮大起来。第三，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如果贸易保护政策会使世界市场分割成许多小市场，那么，各国不仅不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而且也不能形成规模经济；但是，对单独一国来说，贸易保护会使某个产业利润增加，甚至会降低国内消费者价格。第四，承认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贸易的好处要大得多，但是又认为一国有可能利用出口补贴和临时性关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分工，使其有利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新地理经济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运输成本在塑造国际贸易和区域间贸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第二，市场规模与规模报酬递增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选择生产地点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与当地资源相比，本地市场效应至少是地区人口密度差异和地区专业化的一个主要解释变量。第三，规模大的市场能吸引更多的厂商，而厂商的增多则会扩大市场规模，这样的累积过程会导致企业集聚，这一过程中某些历史性偶然因素在选择生产地点方面可能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2009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奥利弗·威廉姆森因“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尤其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因“经济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方面的成就”获奖。两者同属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治理领域，他们的研究共同证明了经济学分析可以解释大多数社会组织形式。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1933年出生，2012年去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领域都享有很高声誉。自1965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她一直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并创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曾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1）、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公共选择学会主席等。奥斯特罗姆的主要贡献是她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和与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共同创立的多中心理论，并在系统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将制度分析应用于公共选择研究中。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她从影响理性人策略选择的四个内部变数（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与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等三方面阐述了自主治理理论。多中心理论认为公共事务可以有多种组织和多种机制。奥斯特罗姆指出基于以往分析公共事务的三个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逻辑，所得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国家的就是市场的，但政府或市场不应该是解决公共问题的唯一途径，不同的事物都可以有一种以上的管理机制，关键取决于管理效果、效益和公平。因此她提出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且认为这一途径不是唯一的。她的创新之处在于认为公共当局是多元体制的，由互动的公共机构构成，这些公共机构并非受到单一控制，而是在自发地创造秩序。公共当局也是竞争者和合作者，因此得出了更为广泛的公共当局之间相互调适的观点。在这一领域，奥斯特罗姆创造性地综合了政治学和经济学。


奥利弗·威廉姆森
奥利弗·威廉姆森1932年出生于美国，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60年）和卡内基-德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1963年），曾师从科斯（1991年诺奖得主）和西蒙（1978年诺奖得主），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和“耶鲁组织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等职位，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



奥利弗·威廉姆森通过引入分析工具，完成了对缺乏分析的旧制度经济学的革新。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他汇总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的成果，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对不同组织方式的交易费用进行具体的经济学分析，来研究企业和市场之间相互替代的制度问题，并系统地推广了科斯理论。科斯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市场交易不一定能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威廉姆森则对什么情况下市场交易成本会提高到使市场失效的水平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一切足以引起提高市场交易费用的其他因素，如交易中充满的不确定性、市场交易角色数目很小时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高依赖性和使用专用性资产的厂商对交易伙伴的高依赖性，都是通过人（即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转化为交易费用的上升。通过这样的分析，在选择市场交易还是公司内部交易时（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可以定义企业的边界。基于这些理论，他的研究更趋于实际，使用交易成本思路来分析和解决公司治理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他的研究为企业战略、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和政府干预提供了指导意义，也推动了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2010年

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共享。这三名经济学家因在解释“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以及对“存在搜寻摩擦的市场”的分析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三人建立的劳动力市场模型（DMP模型）解释了“失业率和空缺岗位是如何形成的”。


彼得·戴蒙德
彼得·戴蒙德生于1940年，在23岁时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3-1966年）任教三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1966年至今）担任教职至今。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戴蒙德在25岁发表的第一篇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中，考虑到经济个体存在差异性，对拉姆齐模型进行了改造，纳入不同代际的不同经济选择，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模型，更贴近于现实生活，戴蒙德的研究对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这篇论文一举奠定了戴蒙德在公共财政领域中的地位。1971年，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合作发表的《最优税制与公共生产：(I)生产效率、(II)税收规则》使最优税制理论终成体系，证明了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最优生产效率是存在的，提出了使经济处于帕累托有效状态的“拉姆齐-戴蒙德-米尔利斯税收法则”。同年，戴蒙德基于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过程中劳资双方存在搜寻适合对象的时间资源成本和即便适合但因工资未能达成一致而求职失败的现象，发现了与传统理论不符的供求出现无效率匹配或根本无法匹配的市场结局，提出了搜寻理论，即使是些微的搜寻成本，都会造成与传统“竞争平衡”模式完全不同的配对结果。


戴尔·莫滕森
戴尔·莫滕森生于1939年，于2014年去世，美国国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除劳动经济学外，他最知名的学术成果是在工作搜寻和失业理论的突出贡献，并进一步研究了劳工移动率和再安置等方面的问题。莫滕森和皮萨里德斯对戴蒙德的搜寻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并应用到劳动市场中，建立了著名的DMP模型(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 Model)。DMP模型中，工人在雇佣后的即期工资收入和失去工作的预期损失中取舍，厂商在维持空缺职位的直接成本和雇用工人填补空缺职位的增加价值中取舍，通过对搜寻摩擦的假设来评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因素对失业率、失业平均持续时间、职位空缺数量以及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诺奖评委会在颁奖时强调，戴蒙德等人的理论不仅适用于理解“规章制度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更是“适用于劳动力市场外的其它领域，可用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学以及家庭经济学等”。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具有英国、塞浦路斯双重国籍，于1948年出生于塞浦路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和在南安普顿大学学习三年（1974-1976年）后，一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皮萨里德斯的研究方向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劳工、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等多个领域，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他推动了失业匹配函数的建立以及基于这一函数进行经验估算和在经济的结构性增长方面的研究。

2011年

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2011年，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因建立了基于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动态模型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指导。


托马斯·萨金特
托马斯·萨金特，1943年出生，美国国籍，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先后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70年代初以来，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和新古典学派的代表，研究领域主要有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等，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的相关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华勒斯共同研究和发展出了理性预期均衡的马鞍路径稳定性特征化及政策无效性命题。萨金特展示了如何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调整，他在著作《征服美国通货膨胀》中研究了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通胀上行，以及实行经济政策系统性调整后通胀率的下降，认为经济事态的变化反映了经济体中的个人对于经济政策的预期的更新，而非政策本身的变化。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出生于1942年，具有美国国籍，196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68-1970年），随后前往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二十年（1970-1990年），此后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1988年）和美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西姆斯的贡献集中于对应用宏观经济学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创立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改变对宏观经济的作用，这类统计模型将所有变量的若干阶滞后变量作为回归元，来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对比传统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这一模型使得西姆斯能更好地在动态环境中模拟经济政策临时性变化，如利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一创造性贡献已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被广泛地被应用于政策制定。



2012年

阿尔文·罗斯和劳埃德·沙普利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和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以表彰他们在“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上的卓越贡献。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以价格机制为中心的市场如何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在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时应当如何匹配资源的问题，并设计出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匹配算法。


阿尔文·罗斯
阿尔文·罗斯于1951年出生于美国，197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执教。1998年，罗斯来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于2012年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工作，并一直保留着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的荣誉。罗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主要围绕市场设计做出。在沙普利的稳定配置理论问世20年后，擅长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的罗斯发现了国家住院医生配置计划（NRMP）所使用的算法等价于盖尔-沙普利算法，“稳定”是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功的关键因素，才实现了稳定配置理论的现实应用，如罗斯帮助设计的纽约公立学校匹配系统（挑选学生的机制）和英格兰肾脏移植计划（换肾机制）。


劳埃德·沙普利
劳埃德·沙普利出生于1923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前往中国支援抗日战争，期间还因破解了前苏联的气象密码而获得铜质勋章。战争结束后，沙普利返回哈佛继续学业，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沙普利对于经济理论和博弈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将合作博弈一般解“核”的概念引入研究中，引领了合作博弈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基于合作博弈论的框架，提出了公平分配的沙普利值公式（即按照付出与所得相等的原则进行分配）、稳定配置理论以及双边市场中的盖尔-沙普利算法，奠定了匹配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理论基础。他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使双方不愿打破当前的匹配状态，以保持匹配的稳定性。在他发表的《大学录取和婚姻稳定性》论文中，以男女婚配这一双边市场为例，沙普利和盖尔提出了盖尔-沙普利算法，即延迟接受算法，每轮配对中都由所有男人对该轮中的第一选择发出婚约邀请，女人在接受到的邀请中选择，则在有限轮次配对后，可以找到稳定的配置；男人发出邀请的最终配对结果对男方而言是最优的；且仅当男人和女人的最优配对结果一致时，才有唯一的配置，因而证明了稳定配置的存在性、最优性和唯一性。



2013年

尤金·法玛、拉尔斯·汉森和罗伯特·席勒



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拉尔斯·汉森（Lars Hansen）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因“对资产定价的实证分析”而一起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人们目前对资产价格理解的基础，资产价格一方面依赖波动风险和风险态度，另一方面也与行为偏差和市场摩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席勒的学术观点和法玛和汉森截然不同,评奖委员会在这一年将奖项授予学术观点完全不同的三位经济学家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尤金·法玛
尤金·法玛1939年出生，美籍意大利裔移民，1964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先后担任过多本经济学著名期刊的编辑，是美国经济协会、美国金融协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美国金融学会会员。法玛被誉为“现代金融之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投资组合管理和资产定价，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在1970年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在现代金融市场主流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假说以市场参与者具有足够理性以及能够迅速反应作为前提，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中，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中，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1992年，法玛与肯尼思·弗伦奇共同提出“法玛-弗伦奇三因子模型”，改进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模型基于对美国股市历史回报率的实证研究，解释了股票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受哪些风险溢价因素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模溢价、市净率溢价以及市场平均回报对股票市场回报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


拉尔斯·汉森
拉尔斯·汉森1952年出生于美国，1974年在犹他州立大学获学士学位，1978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81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今。汉森与法玛同属芝加哥学派，他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出一种适用于检测资产定价的合理性的统计方法，即1982年提出的广义矩方法（GMM）。GMM是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一定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不需要知道随机误差项的准确分布，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而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有效。汉森将GMM应用到众多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国际金融、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分析经济模型，如今GMM已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广泛应用。汉森的另一大贡献是与萨金特一同发展与扩充稳定控制理论，他基于这一理论研究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对“系统性风险”评估及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罗伯特·席勒
罗伯特·席勒1946年出生于美国，于197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0年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助理研究员，目前就职于耶鲁大学，也是Macro Markets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2005）和东部经济学会主席（2006-2007年）。席勒被认为是新凯恩斯学派的成员之一，在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动产、统计方法以及市场道德判断、公共选择等研究领域都有显著成绩。1993年，席勒在《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一书中提出多种新型风险管理合同，如国民收入或不动产期货合同，在风险管理领域掀起一场适应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发展的革命。



与尤金·法玛的理性人假设和市场有效的学术观点截然不同，席勒坚信市场存在缺陷，股票价格除了由股票价值决定外，还受到投资者心理与行为的重大影响。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泡沫是由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而席勒认为市场泡沫一方面由加速其产生的因素造成，另一方面由它的放大机制，包括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席勒1989年在《市场波动》一书中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2000年他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对1982年以来美国的股市繁荣展开深入分析。基于对投机泡沫的分析，尤其是对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席勒准确预言2000年股市泡沫和2008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2014年让·梯若尔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因对“市场力量和调控的研究”而获奖。梯若尔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让·梯若尔出生于1953年，法国国籍，1978年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赶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担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兼职教授，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梯若尔善于将经济学领域的最重要的成果整合成系统的理论框架。梯若尔早期研究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先后发表《理性预期下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和《资产泡沫和世代交叠模型》。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后，梯若尔转向产业组织理论领域的研究，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整合当时学界将博弈论纳入的零散模型、构造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于1988年出版著作《产业组织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从重视市场结构转向重视市场行为，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对原有产业组织理论产生变革式影响，认为现代企业可以不依靠市场，而通过许多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如合谋、组织结构调整等来解决问题。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奠定影响后，梯若尔与德鲁·弗登伯格合著的《博弈论》1991年面世，成为博弈论领域中的经典著作。在研究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同时，梯若尔又进军激励理论的新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和拉丰于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并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此后他们继续推进对垄断行业的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的分析，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并将研究结论总结成书《电信竞争》（2000年），推进了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



2015年安格斯·迪顿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经济理论贡献”而获奖。他提供了定量测算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这一工具有助于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迪顿出生于1945年的苏格兰，具有英美双重国籍，在剑桥大学获得了自己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布里斯托大学任计量经济学教授七年（1976-1983年）后，来到美国发展，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执教至今，曾任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年）和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年）。



迪顿在家庭行为、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以及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三个领域的研究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家庭行为方面，迪顿升级了学界对于个人需求、消费选择和储蓄行为的理解。1980年，迪顿与米尔鲍尔合作发表的《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以柯布-道格拉斯、斯通和高曼的传统理论为基础，利用鹿特丹支出模型和对数转换模型的函数逼近方法，引入了与偏好最大化一致的需求等式的实践系统（迪顿-米尔鲍尔系统），提供了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反应的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福利经济学、政策制定等经济分析中，迪顿对于储蓄行为的研究，包括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缓冲库存储蓄以及跨期选择、保险金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等三篇文章也对后来的相关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方面，迪顿通过生活标准测度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发展理论机制的评估和对世界商品价格波动的研究。



迪顿早期通过计量工具对收入、储蓄、价格等微观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后来转向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迪顿对于如何定义和测量贫困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对于世界银行的贫困计算方法、贫困线的设定提出了质疑，认为贫困线的不恰当设定会导致在对比贫富国家时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并以印度为研究对象，重新考虑了贫困发生率和其他贫困指数的标准，修订后的贫困估计与印度实际经济环境走向相符，并发现衡量通货膨胀时可能出现的错误确实会对贫困线的设定产生影响。迪顿近年来在健康问题领域上做出的研究成功挑战了一些传统观点，如传统观点认为健康状态与收入相关，但迪顿证明了“收入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对健康构成危害”。另外，迪顿的研究表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几乎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国家越富裕，人民越幸福。迪顿的这些研究都对公共干预政策的制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016年

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



2016年，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om）因对契约理论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契约理论研究在特定交易环境下不同合同人之间的经济行为与结果，理论模型往往简化了复杂的现实交易，因此契约理论学派往往是从不同侧重点来分析特定交易。哈特确立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和霍尔姆斯特伦的契约和激励理论有助于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契约和制度以及合同设计中的潜在缺陷，研究在制定合同时如何平衡组织和个人的供应和需求、风险与动机，他们对最优契约安排的分析使许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得以完善。


奥利弗·哈特
奥利弗·哈特1948年出生于英国，后加入美国国籍。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数学学士学位期间，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毕业后转投经济学，在获得了英国华威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1972年）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博士毕业后，哈特回到英国，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讲师。哈特早期的研究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全理论中的垄断与收购问题，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讲师的前三年内，他发表了六篇关于不完全市场和金融市场均衡的著作。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期间，哈特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企业理论上，与桑福德·格罗斯曼、约翰·穆尔等合作发表了《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理论》和《产权与企业的本质》这两篇论文，提出了关于契约剩余控制权的概念，以两企业模型为例阐述了剩余控制权在契约存在不完全性时的重要意义，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构建了企业产权分析的新框架GHM模型，涉及专用性投资的事前、事后收益和最优所有权结构的选择等问题。在哈佛任教期间，哈特在《企业、契约与财务结构》一书中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系统化，进一步发展了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产权理论。他最主要的贡献是系统科学地解释了“不完全合同”存在的原因，一是由于不可能预测所有的可能情况，二是即使能够预测，契约难以明确写清所有可能情况中的权利与义务，三是即便在契约中写清所有的可能情况中的权利与义务，出现契约纠纷时法院等外部机构也很难对契约各方约定的条款进行证实。



哈特中后期研究专注于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1996年到2007年，哈特的研究提出不完全契约理论后，哈特等人围绕着经典不完全契约理论形成了许多有实践价值的思想，围绕企业债务偿付、破产程序、治理结构以及契约参照点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和拓展。2008年，哈特与穆尔发表的《作为参照点的契约》解决了GHM模型的两大缺陷：过于强调事前投资在企业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和事后效率的假设无法解释组织中的权威、授权和科层等制度问题，因此他放弃了事后效率的假设，引入了行为分析,从行为经济学视角考察契约关系并提出了参照点契约理论，认为契约为缔约各方的交易关系提供参照点。


本特·霍尔姆斯特伦
本特·霍尔姆斯特伦1949年出生于芬兰，1978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西北大学（1979-1982年）、耶鲁大学（1983-1994年）和麻省理工学院（1994年至今）执教。他拥有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芬兰汉肯经济学院的名誉博士学位，曾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2001年）和任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主席（2011年）。霍尔姆斯特伦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理论，尤其是在契约和激励理论的研究，包括组织和激励设计、执行补偿、资本管理、劳动契约等领域。他在西北大学执教期间，使用基本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提出基于“信息量原则”将代理人的薪酬与绩效相关的信息联系起来，从而制定一份最佳契约。在后续的研究中，他将理论应用于实际情境中，对如何设计企业高管的薪酬结构、团队中的成员偷懒情况等问题进行研究，在契约理论领域贡献丰厚。

2017年理查德·塞勒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因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奖。塞勒将心理学假设融入到经济分析中，通过探讨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及缺乏自制力等个人特质会如何影响个人选择，从而影响市场。



塞勒1954年出生于美国，在罗彻斯特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罗彻斯特大学（1971-1978年）和康奈尔大学（1978-1995年）执教，自1995年至今在芝加哥大学任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兼职，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塞勒致力于心理学与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理论方面，他对反常行为、经济人假设、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和股票市场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实际应用方面，他对消费者行为、社会福利政策、储蓄与投资等行为经济案例进行了阐释。



早期，塞勒对经济学中的反常行为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探索如何运用前景理论解释人类行为，但直到特沃斯基和卡内曼发表的《前景理论：风险决策分析》为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启蒙，塞勒开始运用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替代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才确定在反常行为的研究中继续深入。在1987至1990年间，塞勒运用心理学、金融学、劳动经济学和博弈论等众多交叉学科领域知识，发表多篇关于反常现象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他发现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存在缺陷，现实生活中个人往往凭直觉做出选择，理性人假设过于简化个体的差异性，因此对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做出了批判。基于前期的研究，塞勒针对经济学现有理论体系的缺陷，在这些领域贡献了大量理论成果，提出了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和储蓄理论等概念，认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涉及跨期选择的情形下，个人可能会违反理性选择假说；消费者在不同来源收入下的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不同。2000年后，塞勒逐渐将他的理论应用到分析消费者行为和政府政策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中。塞勒基于人类特性所提出的助推和选择设计等思想，使得政府的管理模式得以革新以及变得更为有效。



2018年

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罗默（Paul M. Romer），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诺德豪斯是环境经济学的开拓者，奠定“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美国经济周期，提出“机会主义周期理论”，与萨缪尔森合著教科书《经济学》为公众所熟知。罗默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提出“宪章城市”理论，集学者、创业者、世行官员身份于一身。


威廉·诺德豪斯
诺德豪斯1941年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萨缪尔森和索洛等经济学大师，1977-1979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曾在国家科学院的多个委员会任职。1986年-1988年担任耶鲁大学教务长，此后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现为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的学术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了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该模型研究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双向反馈循环，能够模拟经济和气候在不同的自然、市场与政策假设下如何共同演化，进而在不同的全球场景和政策干预中做出最优选择。该模型包括碳循环、气候和经济增长三个模块，共同组成了一个简单、动态交互的世界模型，有两大版本：区域综合气候-经济（RICE）模型以及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模型能够模拟出保持现状或者采用不同政策干预产生的结果，有助于将市场经济引向平衡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合理碳排放水平。二是建立了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诺德豪斯于1975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周期》，被引次数高达4786。文中提出了“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会对经济周期产生显著影响。诺德豪斯指出，组成政府的政党和官员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个体，其机会主义行为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执政党和在任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下届连任。而选民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根据通胀和失业等经济表现选择是否支持，二是较为短视，近期的经济表现对其投票决策影响更大。因此执政党和在任官员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选举之前通过财政扩张等方式刺激经济来吸引选票，在选举之后再进行政策紧缩弥补赤字抑制通胀。定期选举和政党操纵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从而使经济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周期。


保罗·罗默
罗默1955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父亲罗伊·罗默曾任科罗拉多州州长。罗默于198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2001年创立以“知识付费”为主要模式的Aplia，汇集各类科目与权威教科书相对接的网上预习、复习、网上测验等功能。罗默曾任总裁，后将Aplia出售给Cengage Learning。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罗默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罗默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986年，罗默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进步》中又提出了他的第二内生增长模型，即四要素三部门模型，进一步完善了内生增长理论。罗默认为，（1）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2）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3）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实施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4）开放有利于增加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与积累。



2019年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三位获奖者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他们将实验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使得这一曾经失去关注的学科重现生机，其科学方法更是大大增强了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阿比吉特·班纳吉
班纳吉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198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机构的荣誉顾问，获得2009年印孚瑟斯奖等多个奖项。


埃丝特·迪弗洛
迪弗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197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9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2009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2010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等多项荣誉。其中克拉克奖被称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仅颁发给40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41位得主中有13位荣获诺奖，其余亦是热门候选人。迪弗洛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的得主，年仅46岁，而平均获奖年龄为67岁。埃丝特·迪弗洛的博士生导师是阿比吉特·巴纳吉，二人是夫妻也是同事，育有两个孩子，可谓是“一门双诺奖”。班纳吉和迪弗洛合作紧密，共同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合作出版畅销书《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并于2003年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J-PAL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其研究和政策拓展工作遍及从肯尼亚到印度尼西亚再到法国等多个国家，惠及超过4亿人。


迈克尔•克雷默
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发展中社会盖茨教授。1964年出生于美国，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获麦克阿瑟奖学金和总统学院奖学金，被提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帮助制定了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对疫苗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疫苗分发的私人投资。于2010年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发展创新风险投资（DIV）的创始科学总监。三位得奖者不仅仅是研究同一个领域，而且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许多有影响力的论文、专著等都是其中两位或三位得奖者共同撰写的。他们的研究最大的成绩是其基于实验的新方法使发展经济学蓬勃发展。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因殖民地独立运动一度成为显学，但是由于脱离实际而逐渐没落。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更是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在研究方法上，三位得奖者创新研究范式。深入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进行田野实验，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生物医学中常用的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比较不同政策措施的效果差异，进行科学评估。在研究内容上，他们针对发展中国家最常遇见的教育、健康、采用新技术、小额信贷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试验研究，得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减贫措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们的研究对公共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关于补习教育的研究为印度大规模的助教计划提供了依据，目前已惠及超过500万印度儿童；关于寄生虫药物的研究发现驱虫为学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但是父母对价格非常敏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建议向8亿多学龄儿童免费分发驱虫药物；发现印度政府为治理政府雇员无故旷工而设计的一套生物信息识别系统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可以伪造记录，因此及时叫停该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等。

2020年

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



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颁发的2020年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授予保罗·R·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B·威尔逊，“以表彰拍卖理论的改进和新拍卖形式的发明”。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Milgrom），美国经济学家。他是斯坦福大学雪莱和伦纳德·伊利人文和科学院教授，1987年起就一直担任此职。米尔格龙是博弈论专家，尤其擅长拍卖理论和定价策略。他还与Nancy Stokey一起提出了无交易定理。保尔·米格罗姆（Paul Milgrom）：斯坦福大学教授，在拍卖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享有盛誉。1979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商学博士学位，目前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教授、经济学教授。他还在哈佛大学和MIT授课。米格罗姆教授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

保罗·米尔格罗姆
保罗·米尔格罗姆
Paul Milgrom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包括现实世界的拍卖设计和其他市场、组织经济学、有限理性和经济史等。他与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合著的《经济学:组织与管理》（Economics,Organization,and Management）（1992）一书是十分著名的教材。Paul Milgrom教授也领导团队为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德国、墨西哥、加拿大等设计频道、公用事业拍卖机制。在拍卖领域，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保罗?米格罗姆(Paul?Milgrom)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1993年，米格罗姆接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委托，参与(FCC)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的电信运营执照的拍卖工作，天才地完成了拍卖机制的主要设计，使FCC的拍卖大获成功，因此，米格罗姆成为全球拍卖领域和产业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米格罗姆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在Ameri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等知名经济学期刊上，他现在的研究兴趣是激励理论、计划、拍卖市场设计。他因在频谱拍卖设计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于世。保尔·米格罗姆教授最近的著作“《拍卖理论与实务》（Putting Auction Theory To Work）”已于200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结合拍卖理论和实务，受到高度推崇。


罗伯特·威尔逊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Wilson）是美国经济学家，也是斯坦福大学亚当斯杰出管理学教授。他以对管理科学和商业经济学的贡献而闻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引入了序列二次规划，这成为非线性规划的主要迭代方法。罗伯特·威尔逊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博士学位。威尔逊曾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94）和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1999）。现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其研究与教学涉及市场设计、定价、谈判、及有关产业组织与信息经济学的相关主题。他是一个博弈论专家。作为产业组织理论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价格理论、市场设计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1年

戴维·卡德和乔书亚·安格里斯特、吉多·因本斯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半授予戴维·卡德（David Card），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的贡献。另一半授予乔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和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表彰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


戴维·卡德
戴维·卡德（David E.Card），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盖尔夫，1978年获加拿大皇后大学文学士学位，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戴维·卡德是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在劳动市场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他在包括瞬时间生命周期模型，集体谈判契约中的工资指数化条款，学校资源的收入效应和最低工资条件下劳动者的就业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他主要对移民、教育、工作培训的研究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在不同情况下的比较。在移民方面，卡德的研究表明，新移民对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通过对移民群体的研究，他发现新移民对美国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影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卡德说：“老实说，我认为反对移民的经济论据是不重要的，因为它们几乎无关紧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应该增加移民，我只是认为移民不会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威胁。”卡德还在学校资源对学生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检验学校资源是否对学生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成功有影响，卡德和他的合作者比较了住在美国同一州但在不同州长大的人的教育回报。卡德发现：在个人成长的州，教育回报随着教师密度的增加而增加。这项研究也激发了许多新的研究。现在有强有力的实证支持表明，教育投资会影响学生以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对于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来说，这种影响尤其明显。



几年前，哈佛大学卷入了一场官司。一批亚裔学生指控哈佛，在招生当中存在着歧视行为，因而要求哈佛进行赔偿。面对指控，哈佛大学专门邀请了经济学家撰写了报告，作为呈堂证供。这个经济学家并不是某位哈佛教授，而是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教授。


乔舒亚·安格里斯特
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196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是以色列裔。1982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和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安格里斯特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经济系。1994年至今一直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仟教，现任经济学系讲座教授。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教育经济学、学校改革、社会计划和劳动力市场、移民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制度等，另外还有计划和政策评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他充分利用“自然实验”事件所带来的行为和结果的变化，可以进行因果关系的推断。比如，人人都知道教育对收入有影响，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呢？乔舒亚·安格李斯特曾在研究中发现，多上一年学可以增加9%的收入。但这是由于政策等因素产生的人群间的随机教育差距，这种研究方法有别于人为实验，属于自然实验法。安格斯特（Joshua Angrist）最著名的一个研究是服兵役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学，而且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越战时期，美国强制服兵役，开始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会去服兵役。这种随机抽签排除掉了一些人工选择因素，比如学历、个人意愿等等。所以最终的结果更有客观性。他发现被抽中当兵的人，10年以后，他的工资比没有抽中当兵的人低15%。这是一个随机试验。



安格里斯特与中国功夫还颇有渊源。他表示，儿时住的小镇很少有亚洲移民，大概从他12岁起，每天放学回家就会看功夫（电视剧）和星际迷航（Start Trek），同时深受剧中功夫的吸引。谈到计量之于劳动经济学，他认为，经济学是关于实证问题的学科，它的目标是回答经济体、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等相关问题。随机控制试验在未来十年将会变得更加普遍。不仅限于学界，一些业界的公司如亚马逊、谷歌、网飞等，他们也在低成本、高效率地运用随机试验来了解商业中的关系与原理，并且他们将会为社会科学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吉多·因本斯
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1963年出生于荷兰埃因霍温，从布朗大学毕业后，因本斯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他拥有圣加仑大学的荣誉学位。2019年至2023年担任《计量经济学》的编辑。美国与荷兰双重国籍。



他专攻计量经济学，特别是绘制因果推理的方法。他设计了一套统计方法，解决抽签的问题。因为抽签中，可能还会有一系列复杂因素。比如没有被抽中当兵的人，可能最终也选择当兵了。但是，你并不能保证抽签的和不抽签的人完全一样，被抽签抽中去当兵的人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复杂因素，再如何进一步把这些因素分出来？比如没有被抽中当兵的人，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人也选择当兵了，怎么对比？这里还有很多复杂因素。哪些因果关系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