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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财税政策近十年进行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厘清其逻辑与脉络或有助于市场理解当前政策、研判未来。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中央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是财税改革重点之一，对当前财税制度有深远影响
中央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是近十年财税深化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增值税等税种、财税征收、央地分成等方面均有推进。十年来，税收收入从2013年的9.5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5.5万亿元，年均增长6.8%，为经济发展、政策发力提供了财力保障。财政资源统筹力度的加强，为结构性减税降费等国家重点政策奠定财力和制度基础；征管体制的优化也为政策推进、税收牵引等提供了保障。
财政资源统筹力度的加强，有助于减税降费、收支预算管理等政策推进。其中，“营改增”的税种改革降低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间接税税负，2021年间接税占税收比例为60.8%、相较2012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五五分成”等变化也稳定了央、地财力格局、为减税降费打下财力基础；而财税征管等改革从制度和技术上均加强了中央对财税资源的统筹，有助于收支预算管理的规范化、透明化。
央、地财政权责划分逐步明确下，中央对地方财力支持力度增强、结构优化
财税收入统筹加强下，央、地财政支出权责划分的重要性凸显。财税改革围绕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推出基础公共领域划分清单等。从支出结构看，中央事权主要集中在外交、国防、粮油物资储备等领域，支出占比超六成；共同事权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社保就业等，相关领域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占比约30%；转移支付支持下，地方承担较多事权，在民生、基建等领域支出占比在九成左右。
随着财政权责厘清，中央对地方财力支持力度增强，重点体现在转移支付改革方面。2012年以来，转移支付持续加码及结构优化，增强了地方财政统筹和支配能力。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规模近同比增长18%，占地方一般财政收入比例为46%、相较2012年提升约3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2021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总转移支付比重达91%、较2012年提升超40个百分点。
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债务问题加快化解，地方“举债”逐渐规范化
财税改革推动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债务问题加快化解，同时规范地方举债行为。2015-2018年，地方发行近12万亿元置换债，将存量债务基本置换完毕；2021年起，隐债化解也加速推进，部分地区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堵后门”但“开前门”，地方债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2015年以来，地方债净融资占ZF净融资占比均在40%以上，2022年前10月占比抬升至83%。
存量债、隐债的“显性化”与地方举债加速，使得地方债务偿付和管理问题逐渐凸显。2015年以来，地方债偿付压力持续抬升，付息支出占地方本级广义财政收入比由0.4%抬升至2022年的6.3%。为此，相关应对政策陆续出台，一方面中央通过优化限额分配、探索ZF偿债备付金制度等防范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地方亦通过强化资金与项目协调、加强支出回收管理等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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