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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中，只有一种兵器享有“王者荣耀”，它就是“陆战之王”——坦克。坦克作为陆军突击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由此确立了其在陆军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坦克发展史上，99式主战坦克是一座里程碑。从它开始，中国坦克从模仿改制转变为真正的自主创新，也是从它开始，中国坦克跻身世界最先进坦克阵营。外媒评价其“作战能力可以与当前世界上风头最盛的主战坦克媲美”。
作为带领团队研制出世界先进水平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被称为“99式坦克之父”的祝榆生，身上有太多的传奇，他没有教授头衔，没有技术职称，只有高中学历；他是老八路、新四军，上过战场、打过仗，为排除炮弹故障失去右臂的“独臂英雄”。
抗战时期，祝榆生被誉为“军中鲁班”，研制的石头地雷、平射迫击炮等武器屡建奇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辗转于多所兵工院校、科研机构，参与了多种陆军武器装备的研制，涉及步兵、工兵、炮兵，唯独没有装甲兵。
然而，正是这位没有任何坦克车辆专业背景的“老兵”，在离休之年白首挂帅，历时15载，带队打造出了国之重器。
文 | 董少东编辑 | 张小英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纪事”（ID：bjrbjishi），原文首发于2022年11月29日，原标题为《99式坦克之父：白首挂帅，历时15载，带队打造出国之重器》，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99式坦克的最新改进型号。北京日报记者 和冠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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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喜欢搞这个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成果初显，但国民经济还处于恢复阶段，“文革”十年内乱，让太多领域需要“补课”，国防科研经费十分紧缺。面对各种武器自主研发、更新换代、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需要，在八五计划期间，中央决定集中有限的力量和资源，设立若干重点装备项目。兵器工业部领受的任务就是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坦克。
原本，中国的坦克都是由坦克厂负责总体设计与总装，从最早的59式开始，概莫例外。但此时，坦克厂负责的二代坦克还在攻坚阶段，放不下也腾不出手。经过国防科工委与兵器工业部多次调研协商，三代坦克的总体设计任务交给了兵器工业部坦克研究所。这个决定，却让坦克研究所犯了难。坦克，是陆军装备各种技术的集大成者，系统极为庞杂，几乎涵盖了车辆、枪炮、弹药、光电等全部专业。
坦克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是坦克，各个专业齐备，就是从来没有承担过坦克总体设计，一时找不出合适的总设计师人选。这也是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考虑的难题。在几位候选人中，他看中了刚从兵器工业部离休的66岁的祝榆生。傅宝玉是原三代坦克副总师、总师办主任，当年他的办公室就在祝榆生的隔壁。在傅宝玉看来，祝榆生之所以能成为三代坦克总设计师，首先在于他那“常人难以同时具备的特殊经历”。
1937年，日寇侵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笼罩在硝烟战火中。国难当头，19岁的祝榆生放弃在重庆安稳的银行职员工作，只身跑到南京考取了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迁至南京的黄埔军校。彼时，在国民党系统，考上黄埔军校意味着成为“天子门生”，前途无量。但入学不到一年，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后，祝榆生自叹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他在时政新闻上看到有关延安的消息，了解到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力量时，当即决定：“到延安去！找共产党去！”
1938年1月，几经辗转，祝榆生抵达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一名学员。同年10月，他在宝塔山下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抗大后不久，祝榆生被派到抗日前线，成为八路军115师的一名参谋。凭借大刀和步枪这些近乎原始的兵器，祝榆生参加了30多次战斗。 眼看因兵器落后而牺牲的战士越来越多，祝榆生将心思转移到提高兵器性能上。只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武器，他都要研究一番。看不懂日文说明书，他就拿着手中的实物反复操作，几回下来，也能连蒙带猜地弄明白怎么用。
当时八路军炸药威力不够，祝榆生想出坑道定向爆破的主意，把敌人据点的围子和炮楼一起炸掉了。 八路军埋的地雷隐蔽性不够，他就发明了延时爆炸技术，即使敌人发现了地雷，却逃不过被炸的结局。 他还发明了迫击炮平射法，把原本只能曲线发射、打击威力和精度都不尽如人意的迫击炮，变成几炮就能打掉一个小据点的作战利器……“我就喜欢搞这个东西”，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祝榆生酷爱钻研军事技术，根据战斗需要改进了20余种“土武器”“土机械”，还被评为“拔据点专家”和全国战斗英雄。但是，钻研探索路上充满风险。
1948年，在一次迫击炮实验教学中，一发炮弹发射失败。祝榆生想搞明白为什么，伸手去检查炮弹是否装好。没想到突然一声巨响，炮弹爆炸，他从此失去右臂。那一年，祝榆生只有30岁。“有实战经验，懂战术，这对搞兵器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傅宝玉说，“但这一条一般人做不到。”祝榆生在世时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为什么被选为第三代坦克总师时，也有过类似的回答：“我打过仗，用过，熟悉。”但是，即便这样，也弥补不了祝榆生作为第三代坦克总师的一个“先天缺陷”——他的履历中没有坦克、装甲兵专业背景。这也是祝榆生成为第三代坦克总师人选时唯一的争议。
的确，祝榆生在抗战时期是作战参谋、工兵科长，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军政大学的教育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是第三高级步校与总高级步校的训练部长，哈军工时期是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炮兵工程学院时期是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只有步兵、工兵与炮兵的专业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祝榆生不懂坦克。1975年，祝榆生调任兵器科学研究院，在这家陆军武器系统科研单位，他接触到了坦克和装甲车辆，并参加了反坦克武器的研制和试验。1979年，祝榆生担任兵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的业务就包括坦克科研，其中重点项目即为二代坦克研发。坦克是一套专业繁多、运行复杂的武器系统，总设计师，是把控整个系统总体设计的统帅。就坦克总师的作用来说，对武器系统的理解和掌握，比精通某个专业要重要得多。祝榆生在这方面的优势得天独厚。
这可能也得益于他在战争年代多年从事的参谋工作，系统性、全局性思考问题，几乎成为一种本能。在哈军工时期，身为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的祝榆生一直装着一张课程表，一有空就到教室去听课，向专业教授请教问题。几年间，将与炮、弹、药有关的课程全都学了一遍。学院政委谢有法问他学什么，他答“学习武器系统”。谢有法不解，“没有这个专业啊。”“没有这个专业一样要学，我不是为了毕业学的。”用当时国防科工委顾问宋良甫的话说，“我们就是要找一个有统帅能力、基础扎实、思路开阔的人来担任总师。”这也是邹家华点将祝榆生的原因。事实证明，祝榆生确实是第三代坦克总师最恰当的人选。而且，在第三代坦克研制的过程中，恰恰是祝榆生提出的“系统取胜”理念，确保了99式一经面世，便跻身世界前列。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祝榆生已经办理了离休手续，已经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南京的家中安享晚年。
1985年6月，邹家华三顾茅庐，66岁的祝榆生挑起了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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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平手有什么用啊”
祝榆生要面对的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美国的M1、德国的豹II、苏联的T-80等主战坦克均已装备部队。就坦克发展历程而言，这些坦克属于二战后的第三代坦克，而中国的第二代坦克还没有设计定型。也就是说，中国的坦克已经落后世界先进水平两代了。整整两代水平的差距，要依靠三代坦克的研制来完成追赶。差距何以如此巨大？其实也不唯坦克，当时陆海空三军的主要装备，很多都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代差。中国奋起直追，还是需要时间。
近些年歼20战机、055大驱等军事装备“明星”纷纷亮相，才让空军、海军的主要装备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而99式坦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追上了世界脚步，直至今天，最新的99式坦克的改进型号也丝毫不落人后。相比于世界坦克强国，中国坦克发展起步晚了30多年。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坦克工业仍然为零。1949年9月，人民装甲兵创建初期，装备的坦克是缴获的美制和日制坦克，数量只有375辆。由于这些坦克型号繁多、性能落伍，而且零备件缺乏，难以满足装甲兵作战和训练的需要。
但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根本不具备研制和生产坦克的能力。从现实情况出发，中国只能从苏联购买坦克以应部队急需。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更加快了中国引进苏制坦克的步伐。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吃了大亏，亏就亏在我们的武器不如人，我们的代价太大了。”彼时，硝烟从国土上渐渐散去，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要使国力强大起来，必须拥有先进武器。
中国第一代国产坦克于1959年定型，即著名的59式，从苏联引进的技术和生产线，原型是苏联T-54A中型坦克。59式诞生时，与世界差距不算大，但后来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上世纪60年代，二战后的第二代坦克开始出现，其代表是美国的M60、德国的豹I等，中国则因中苏关系恶化，使尚未成熟的重工业、坦克工业深受影响，随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军工企业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新型坦克研制工作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74年，59式基础上、参考苏联T-62中型坦克改进的69式才算定型，但仍属于第一代坦克。
为了缩小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对59式坦克进行升级改造，推出了一系列改进型号，以此来提高装备部队坦克的水平。59式一脉香火旺盛，产量巨大，改进型号极多，也就是网友口中“59 改”“59 大改”“59 魔改”……59式最显著的特征——五对负重轮也一直保留着。直到现在，“五对负重轮”仍被网友们用来指代59式及其后续型号。虽然后续坦克型号的性能有不同幅度的提升，但总体上仍归入二战后的第一代坦克。据西方专家称，中国坦克技术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差距约为30年左右；与苏联的差距也在20-25年以上。
有必要多说一句，从第二代坦克开始，坦克的分类也发生了变化。二战中，一般按照坦克的重量、火力分为重型、中型和轻型。二战后的第二代坦克，开始有了主战坦克的概念，指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坦克，兼有重型坦克的火力、防护性和中型坦克的机动性。59式就属于中型坦克，“五对负重轮”的基础再怎么魔改，也不可能同时装上重型坦克的火力和装甲。1978年，中国的二代坦克正式立项，但此时，苏联的T-72作为最早的三代坦克已经列装，随后的T-80在1976年就形成了战斗力。1979年，德国的豹Ⅱ开始服役，1981年，美国M1开始陆续装备，1982年，英国的挑战者加入英军，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虽然在1991年才开始交付，但其战斗力要超过美国、德国的同类装备，并被法国人骄傲地称为“第四代主战坦克”。
88式主战坦克在1988年定型，很有些“生不逢时”。它是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种坦克，但一面世就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代差。对现代陆军来说，主战坦克的性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兵种的战斗力。中国只能等着自己的三代坦克诞生。幸好，等待的时间不算久，而且，三代坦克研制过程中的新技术，被应用到88式坦克的改进型号上，先是有了出口型的85系列外贸坦克，赚回大笔外汇，然后又有了中国自用的88式终极改进型——96式主战坦克，其各项性能指标已达到或接近三代坦克的水平，又被称为“准三代”。近几年俄罗斯主办的“坦克两项”比赛，中国都是派出96式参赛，大出风头。这是后话。
1985年，祝榆生走马上任，成为三代主战坦克总设计师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国家下达的一个迫切而又远大的目标——要研制出在21世纪能够与世界先进坦克相抗衡的一流坦克。只有理解祝榆生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才能体会出这个任务何其艰巨。尚在研制、还未定型的88式坦克，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坦克工业的最高水平。且不说21世纪世界先进坦克，即便是比当时的三代坦克，差距也不是一星半点儿。88式早期型号用的是105毫米口径，远比不上西方的120炮或苏联的125炮；发动机动力不到德国豹Ⅱ坦克的一半；防护方面，西方坦克普遍采用了复合装甲、反应装甲，中国还在研究……饶是如此，祝榆生为三代坦克定的目标也不只是“抗衡”。后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打个平手有什么用啊，非得把它打掉！”
祝榆生（右一）查看正在研制的坦克发动机运行情况
研制新一代坦克所必需的几大件：火力火控、动力传动、装甲防护等，一件成熟的都没有。靠什么实现这样的目标？祝榆生的答案是四个字：系统取胜。1985年9月18日，三代坦克研制单位工作会议在坦克研究所召开，会议设立了总师办、技术顾问组，建立了分系统……研制工作正式展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祝榆生提出了系统取胜的总体设计思想。何为系统取胜？就是在系统工程与运筹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子系统的优化组合，部件与部件、分系统与分系统间的功能匹配与补偿，以达到总体性能最佳。简言之，就是要让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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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利的矛
总参装甲兵局原总工程师姚神保带队配合祝榆生开展设计工作。两人原本就熟识，但以军队方面代表和坦克总师身份，还是第一次合作。姚神保心里多少有些顾虑。
这两个身份就像“甲方”和“乙方”，军队希望指标高一点，总设计师单位怕定高了完不成，“吵架”是日常。但姚神保很快发现，“这个总师不一样。”一次弹道炮试验中，祝榆生操着四川话问他：“老姚，兵器行业你熟，我要选副总设计师，能不能给我推荐几位？”姚神保愣了一下，说出了3个名字：王哲荣、傅宝玉、杜惠昌。两个月后开会再次碰到，祝榆生对他说：“老姚，你提的这3个人真不错，我决定让他们当副总设计师！”这个举动彻底消除了姚神保心里的隔阂。而后来的工作，让他对祝榆生的评价变成了“比装甲兵还装甲兵”。祝榆生对军队提出的任务指标很少说“不”，不止如此，一旦获知国际国内有相关的新技术、新成果，他还会主动“加码”，都集中到三代坦克的设计中来。三代坦克总师组建立起来了。总师组下辖若干分系统和专项，整个团队副主任设计师及以上400多人，大多数都专职脱产。“这套班子很庞大，但运转起来很灵光。”负责整体协调的总师办主任傅宝玉回忆说。
1985年，邹家华（前排中）与祝榆生（左六）及新型坦克研制团队合影。
“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总体要求被姚神保团队分解成几千个任务指标。而祝榆生团队要拟定一项总体方案，将这些指标一一囊括，最终设计出能与国外新型坦克相抗衡的“陆战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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