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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我认为有三个认识要澄清。
第一，什么叫“硬着陆”？相对于去年10.7%的增速，如果下调一两个百分点，就是“硬着陆”？我认为不能简单看速度，关键要看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中，一些行业进行调整后就业率发生变化，对社会稳定是否带来明显的压力？这应该是判断是否“硬着陆”的一个重要指标。另外，要看在结构调整中，整个金融体系是不是稳定的？要从这两个角度看“硬着陆”，某种意义说，不是仅仅看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而要看对失业人群的再就业、失业保险、失业救助等各项财政政策是否落实了。
第二个认识，怎么理解今年调控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物价？毫无疑问，稳定物价是今年的首要问题，但因为物价上升有结构性原因，而不纯粹是货币原因，因此货币因素减弱后，物价仍会处于一个温和上涨的时期，对此我认为，决策者和市场要做长期的政策准备。
第三个认识，具体怎么掌握稳增长、控物价和调结构的关系？单独一项说都好说，放在一块，怎么办？怎么处理好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的矛盾？哪个先，哪个后？哪个主，哪个次？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西方教科书也没有标准答案。中国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主要经验是什么？就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关系，首先要看我们各项政策的力度，还有看中央决策中对各项政策的平衡艺术。这就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答案。而且我认为，要解决以中国经济30年来积累的物质和财力基础，是完全有可能处理好的。
在具体的政策掌握原则上，我提了四条。第一，任何政策的出发点，可以从解决短期问题出发，但最终必须着眼于长期问题的解决。具体说，短期政策的设计要尽可能着眼于能衔接长期结构转型的政策需求，即兼顾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征，为未来政策留下空间。
第二，出于临时调控的困境，在无奈的情况下，可以出台一些行政措施，但要真正解决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结构性问题，应尽可能主要运用市场的、法律的手段，并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来替代过去积累下来的行政措施。
第三，要明白，已在33年渐进改革轨迹上快速航行的中国经济，“渐进改革”与“快速航行”的特点，决定了多年积累的经济困难是错综复杂的，因此不要指望能找到诸如“人民币升值”这样一种西药，能包打天下、能包治百病。中国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只争朝夕”，又需要继续采取体现“渐进”特征的多味中药，选择落脚于长期转型方向的解决，包括多种政策在内的一整套工具箱。
第四，由于是多种政策的“工具箱”，因此防止多种政策效应的“抵消”和“过度”迭加，讲究多种政策的综合效应及其评估，远比选择某一政策工具更重要。这是ZF在解决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交错、重叠时期，提高ZF执政能力的关键。
那么，具体短期政策怎么选择？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农业问题、贸易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等，这里就不说了，我想重点围绕市场纠结和困惑涉及的几个大问题谈一谈。
第一，货币政策怎么办？我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必须在今后几年内始终坚持。为了逐步消化市场已存的75万亿元的巨大货币存量，今后几年内，不能简单套用过去的货币增长经验公式。鉴于目前巨大的货币存量，今后一个时期，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框架，有利于结构调整，有利于兼顾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的平衡解决。还要继续运用公开市场、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手段，不断对冲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下不合理的货币增量。
基于防止输入型物价上涨因素和国内经济内在的需要和可能，应保持人民币的逐渐升值。同时还要理顺利率价格，特别是在市场上各种实际利率已大幅上浮的情况下，应尽快使存款利率转负为正，这有利于改善各种资源的配置，有利于稳定物价预期，有利于进一步抑制投机炒房。
第二，怎么看财政政策？我认为，在货币政策适度偏紧的环境下，财政政策应适度积极，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结构转型。下一步的财政政策，我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中的重点。只有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才能真正确保中国的结构转型。
我的建议简单有：（1）扩大结构转型时期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支出；（2）扩大失业人群再就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支出；（3）配合取消各项行政审批制度，增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过渡性的财政补贴支出，顺利推动3800万人的事业单位改革，以减少各种行政审批，支持经济结构转型；（4）在加快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改革支出的同时，确保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各项必要的补贴支出；（5）在以各种补贴、财政担保、税制改革等手段，支持创新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力支持国内消费及服务经济的发展；（6）配合结构转型，政策应抓紧布置研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税制、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7）配合结构转型，应将国有资本预算和年度财政预算统筹考虑，在坚持国有资本IPO资金按比例划拨社保基金、提高国有股份分红比例的同时，必须明确国有资本预算管理的原则，体现对部分行业国家相对和绝对控股的战略性要求，实行国有资本“有进有出”，而不是国有资本“规模越做越大”的管理原则。
第三，房地产政策怎么办？这是最纠结全社会人心的一个领域。要做好短期行政措施和长期市场机制的制度衔接准备，把房地产市场真正引向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这是我几年来没有变过的观点。国务院讲的坚决打击投机炒房，加快社会保障房的建设，这个原则坚决不能变。坚持这个原则，就是要把房地产市场引向以消费品为主导的健康发展方向上来。
房市调控的目标，在方向上，ZF在短期，可以着眼于房价，长期看，一定要着眼于形成长期有效的制度。ZF长期的调控方向不应是调控房价，这个理念要确立。当前房市调控的策略，应是一边以暂时的行政措施为主，一边必须抓紧规范中国房市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研究和政策储备。对已多年历史积累的问题，调控既要坚持方向，明确信号，又要讲究策略，准备再花一两年的时间，把握节奏，择机做好短期行政措施退出和长期税收、市场及其他法律制度出台的衔接。要防止因为在短时间集中解决多年累积的历史问题，而致使出现社会、经济难以忍受的剧烈震荡。
具体的建议有：（1）为了精确打击产生于交易环节的投机行为，与其上房产税，不如重点先推出高额交易所得税。选择适当时机，在统一上海、重庆不同的房产税，在淡化、统一35个城市不同的限购政策的同时，重点推出累进高额的交易所得税。（2）在理解投资人在目前市场货币多、买房保值心情的同时，ZF应学习德国、法国经验，尽快出台以重点保护承租人利益为主的“房屋租赁市场管理条例”，控制二级市场上租金的过快上涨，者可以从另一角度确保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3）在确保社会保障房资金方面，除了继续给地方ZF一定压力、迫使其少搞项目之外，应通过各种财政、金融手段，刺激、鼓励社会多方力量，多管齐下，创新资金供给机制。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只要金融创新恰当，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4）土地财政问题事关重大，中央ZF必须拿出勇气，结合财政改革、国有资本预算改革，通盘考虑税制改革。中央财政必须、也仅仅是以公共财政、事关民生的支出为限，确保中央转移支出的规模。（5）改变国企必须退出房市的强行行政规定，但对有富余资金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国企，ZF应从国资所有人角度，一律对其另行提高分红比例或依法抽撤其投资资金。
第四，社会流动性多，如何扩大合理的投资？应该加强监管，协助国务院落实“新非公36条”。“新非公36条”意义重大，但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国务院应支持全国人大或政协，加强监督，或开展网上逐条讨论，鼓励舆论监督，督促ZF有关部门，对照研究落实措施。
第五，如何建立恰当的反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这里的内容很多，我想重点讲两点。
一个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银监会刚刚公布了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十条措施。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呼吁维持“存贷比”按月控制规定，不宜执行按日控制“存贷比”的规定，给中小银行留有临时调度资金的空间，以确保中小企业短期的资金头寸周转性需求。在对待个贷公司、村镇银行贷款问题上，要网开一面，研究更有针对性的、分类的支持政策。
另一个是地方ZF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问题。这是今明两年稳定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关键。要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一是一定要发挥地方ZF和银行的两个积极性，做到对每个项目债务实事求是，精细分类；二是依法处置。必须按照1995年的《担保法》严肃处理，不能下不为例、破坏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最后不管以各种方法处置，要作好有最终“埋单”者的准备，绝不能在债务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形式，将风险传递到自然人。四是可以允许地方ZF发债筹资偿还银行贷款，但必须规范发债行为，发债主体要编制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符合发债条件，方可发债。我相信只要一讲规范，有些地方ZF是发不了债的。五是对实在无能力偿还债务的地方ZF，允许银行债转股、出售股权等方式偿债，也可迫使地方ZF以出售其他实业、宾馆、金融股权来筹资偿债，相应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第六，如何加快外汇储备战略性、多元化运用，严堵“热钱”的流入？这同样是确保国内调控首要目标完成的一项重要事务。应在国务院领导下，尽快成立“国家海外投资委员会”，集若干部门智慧，寻找新的对策，共同磋商、谋略加快外汇资金的用途，减少纯金融资产的运用比例。应大力支持有条件的非政策性金融机构、企业购汇，予以海外运用。银行、企业以人民币资金购汇，可在减少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减少市场上货币，减轻国内通胀压力。在这方面，当前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尽快提高工作效率，制定制度予以落实。
同时要加强资本管制，严堵“热钱”流入，尽管困难重重，成本不小，但是这是中国当前金融渐进改革过程中一项必然的政策，也是保持国内经济稳定的一项重要政策。建议应参照其他新兴国家曾行之有效的做法，择机对外资流入建立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和预征税制度，以对“热钱”形成威慑力。
四、最后的结论：乐观还是悲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久前曾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经济到2016年，总体经济实力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对此，我认为，这是长期预测。就长期而言，对中国经济应持乐观的态度。我在今年5月12日摩纳哥的德勤全球投资者论坛上也曾指出：“中国经济短期内正处于困境之中。但是可以说，对于仍具有强劲增长潜力的中国来说，能看到问题，就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了三分之一。”“因为过去30年的历史同时能证明，经过痛苦的摸索，仍然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因为中国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变，即中国增长的大周期还在延续，享有30年改革开放好处的中国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改革开放。”
然而，准确预测美国2008年危机的“末日博士”美国教授鲁比尼不久前又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出事。
对此，我认为，这是基于中短期的预测。中国经济目前确定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胶着的转折关头，如果拿不出一套清晰的、有效的对策，并且予以坚定不移地执行，从现在看，鲁比尼的预测，可以说，存在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对中国经济应保持长期的乐观，但又不能盲目乐观，特别是在中短期内，是困难重重。出路在于必须对结构转型拿出真正的战略勇气、坚定的决心和一整套让市场看得清楚、让市场充分相信的政策措施。而经过33年改革开放积累的中国经济实力，也是提供了拿出一套政策措施的财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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