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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我是北大穷学生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距离，就完全裂开，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我知道当时我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千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眼泪婆娑。他喝了杯酒，说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上下午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踢得满身大汗．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为何能这么高兴，这么快乐，说句实话，我思想上没有多么深刻，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淡苦难，看淡贫穷，然后超越。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我是惯了。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是逃避，不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买书，买生活用品，吃饭，洗澡，穿衣，诸如种种花销，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束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时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后来我还拿此封信，对我母亲说，真看不出，你还上过高中。母亲笑着说，那么多年了，能记得这么多字，已经不错了。母亲在那封信里说，她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和不安。我赶紧写信给母亲，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可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一百块钱。这意味着我每月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我付出了很多。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上一下午的课。回校区的校车赶不上，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坐了345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阴路，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天基本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眼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是多么的高兴，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找不到27路车站，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我那一星期，除了上课，所有的时间都在写稿子上。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再一沓一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的时间，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
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上，用在学习上，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对于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上一门《东方文明史》的课，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后来写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评价很高。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查资料，写论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背诵，查资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也获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四十分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整个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混乱而又有秩序的。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谈的不错，之后，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定大大出乎了编导的意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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