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法国病:是否还有美国病?
“英国病”
是指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的滞涨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实力地位下降,人们通常称它作“英国病”或英国的衰退。) “英国病”的出现还有着复杂的背景。战后的英国奉行凯恩斯的市场供求经济学说,无论在什么阶段,ZF都喜欢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不错,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确帮助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投资、国家干预等问题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英国各界ZF挽救经济的法宝。然而这种过于迷信的崇拜,让英国经济策略变得单调,缺乏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ZF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诱导,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而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供求关系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英国学者萨姆,艾伦诺维奇说:“英国发展不快,生产率低,增长速度慢,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相对衰退不可避免’。戴维•科茨和约翰•希拉德说:“自19世纪末以来,所谓‘英国病’,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几乎所有舆论都认为情况不妙,衰退加剧”有人则把“英国病”和19世纪欧洲病夫土耳其相比。 “英国病”的症状,从纵向看,表现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缓慢。 从横向看,表现为英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对“英国病”根源,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有的强调:“深植於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环境之中”。有的强调导致衰退的不同政治、经济因素。二战后英国大量殖民地丧失,英国丧失了大笔源于殖民地利益的经济收入,同时由于美国对英国某种程度的军事束缚,英国也难以象2战前那样经常性得大规模通过武力去维持它的海外殖民地,也难以象美国那样通过资本优势和雅尔塔体系产生的政治优势去发展一些在国际上有争议的科技。(美国倒是在战后通过尖端军事产业去吸引其他富裕国家的投资)而之前英国一直保持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很多的社会福利水准和工资水平,这让英国人劳动成本明显偏高,加上由于超大型货轮的普及,世界工业由原来的煤铁复合性为多数转向临海型为多数,(日本在50-70年代的经济腾飞这个因素作用很大)。欧洲内部也不例外,基础工业生产主要不再是那些煤铁矿周围地区,从英国-德国等欧洲北半部国家转移到意大利,西班牙等本身缺煤缺油南欧国家,(比如说欧洲钢铁产量战后的情况是意大利高于西德,西班牙高于英国)。所以英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逐步倒退的,沦为发达国家的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偏偏英国在此时仍然要照顾选票,仍然要保持相当高的福利开支。所以,英国病由此产生。这个威胁是什么呢?它是新的英国病:自我毁灭的民族怀疑悲观情绪。这种病是由英国精英阶层中所谓的舆论制造者们散布的。这些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是我们大家的最佳选择。这种病的表现为:总喜欢轻视我们的国家,赞扬别的国家;贬低我们的成就,羡慕别人的成就;蔑视我们的国家制度,赞许别的民族的制度;嘲笑我们的每一个全国性人物。悲观主义者们已经散布了一种毒素。太多的政治家、学者、教会神职人员、作家、评论家和新闻记者们表现出新英国病的全面症状。
法国病
旁观者清,很多非法国的观察家都把这场胜利的意义延伸到体育胜利之外。90年代并不是法国的光辉岁月。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业停滞不前、郊区有种族暴力、市中心有恐怖主义(巴黎是欧洲最早遭受袭击的城市,1995年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在巴黎地铁安放的炸弹造成8人死亡)。媒体们一致把这称为“法国病”。法国30岁以下年轻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去纽约,或者委屈一点去伦敦,因为盎格鲁-萨克逊的经济自由主义比较容易带来工作和收入。有个事情很清楚:世界杯的胜利可能成为“法国病”的解药。在法国文化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有一个冠军奖杯能够将全国团结在一起,类似于1966年英格兰赢得世界杯。这种团结的感觉在法国社会引起了反响,因为法国是欧洲种族最多元化的国家。那支法国冠军杯也被形象地叫做“彩虹之队”,其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德约卡夫是亚美尼亚人;图拉姆出生在法属加勒比海的瓜德鲁普;利扎拉祖是巴斯克人;维埃拉出生在塞内加尔;最重要的明星是齐达内,他是阿尔及利亚后裔。那天晚上,他的形象被涂成红白蓝三色,响彻香榭丽舍大街的也是“齐祖,总统”。这场胜利被看作是法国文化生活种的一个新开始。“齐祖效应”指的就是新的宽容和伙伴关系。政治家们也做出了回响,希拉克是坚定的右翼资产阶级,也穿上了国家队的颜色;左翼的前文化部长杰克·朗,一直以高雅品味著称,也表态说他一声都在梦想这样一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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