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漫谈(三)
马福安 袁大成
马福安:后来是又什么因素让中国经济有了强有力的发展呢?
袁大成: 主要是以下因素是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一个因素是外向型经济,特别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为中国经济积累的巨大产能打开了国际市场,让中国生产力突破了由于中国经济追求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资本主义思想所造成的中国内需市场的狭小的限制,获得了更广阔外部市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也真的让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价廉物美的优势,从而带来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依存度曾经高达80%,可见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到了何种程度。就这样,对外大出口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引进了按揭贷款制度,让中国人可以不靠低微工资的积累而借款买房,从此带来了中国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代,而房地产作为终端产品,也带动了对钢材水泥的巨大需求,拉动了中国成为钢材水泥产量的世界第一大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引擎。
这里必须要说一下,如果没有按揭制度,就没有中国的房地产业的黄金几十年,而房地产正是中国经济这几十年蓬勃发展的火车头。按揭贷款是中国金融业第一次直接向社会需求侧大规模注资的渠道,这才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过去,在生产至上的思想下,中国银行主要是把大家的钱吸纳来向供给侧的企业放款的,造成了中国产能过剩,消费疲软,经济失衡。
由此可见,让货币回到社会需求侧对经济发展是多么重要。当然除了银行的按揭贷款,国家的二次分配更是让货币回到社会需求侧,形成货币循环的重要机制。
马福安: 看来那种让人民勒紧裤带来求经济发展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大发展,就是内需靠房地产,外需靠国际市场这两大引擎发展起来的。袁大成:是的。外向型经济缓解了中国经济追求效率所导致的宏观经济不平衡,才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劲的发展。现在每年载满中国产品的万吨巨轮浩浩荡荡地运往世界各地。全世界十大港口,有八个都在中国。中国一个洋山港的吞吐量就超过了美国九大港口吞吐量的总和。如果不是世界市场的规模吸纳了中国廉价劳动力们不能吸收的产品,那种“补课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是无法带来所谓的“改革成就”的。
但是,这种外向型经济也给中国带来了资源耗竭,环境严重污染的巨大问题,尤其是土壤污染非常严重,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而且,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依托于中国所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造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生产力水平脱节,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人民贫穷的发达国家。这样使得中国的发达变得没有意义。所以,这种依托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外向型经济终究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不能为了保持中国产品价廉物美的竞争力,让中国保持所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让中国只是一个驱使着亿万廉价劳动力的大工厂。
马福安: 外向型经济是中国以亚洲四小龙为榜样所建立起的经济发展模式。
袁大成:是的。其实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品种多样的国家,实在没有必要像亚洲四小龙那样靠”外向型经济”才能生存,而应该以自己国内的需求为引擎,靠国内市场的需求建立起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在内需的牵引下,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学界受微观经济经验思维的影响太深,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积累效率,导致了中国经济不能自我平衡,逼得中国必须把产品大力出口,才能让生产力充分开工。这就是中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由来。而这一模式现在已经走到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学界依然不突破微观经济的经验思维,不愿意在中国建立起由国家主导的二次分配所构建的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那么中国经济将迟早会发生大衰退,爆发像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萧条。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靠满足自身的14亿人口的需要为发展引擎为好。中国目前还有超过美国人口两倍的六亿人口的月收入在一千人民币以下,中国自身的市场潜力还很大,只要提高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完全可以让中国的GDP再翻两番。所以,中国需要破除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思维方式,摒弃那种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让共同富裕做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可以让中国经济在自我循环中强劲发展。
马福安: 最近中央也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然而,中国许多人却认为“共同富裕”就是搞社会主义大锅饭,只能让中国变成“共同贫穷”,所以是开历史的倒车。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袁大成: 这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所放出来的说辞,赢得了许多低智商的人们跟着瞎起哄。只有愚钝到极点的人才会把共同富裕看成历史的倒退,把贫富分化看成社会的进步。共同富裕本是普世价值,只有在是非不分的人那里才成了一个贬义词。
放下这些价值观的争论不谈。我们可以在纯逻辑理性的框架内,以数学方法证明,共同富裕不但可以消除贫困,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为什么十四亿人口的印度的GDP却落在只有八千万人口的德国的后面? 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就是德国有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而印度没有。印度是贫富悬殊社会。所以,尽管印度人口大大超过德国的人口,印度首富的财富也超过德国首富的财富,但是因为印度绝大多数人却非常贫穷,其购买力总和不如德国几千万人口的购买力,所以印度虽然人口众多,但其内需乏力,经济总量也就难以发展起来。
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都吃不起肉,那百分之一的人口再富,一个人一顿也吃不下一头猪,这个的国家养猪业如何发展呢?所以,尽管印度人口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因为印度贫富分化悬殊,所以其国内市场的容量实际上并不大,导致了其经济总量还落在了人口不到其零头的德法等国家的后面。因为,那些有福利制度的国家的人口虽远远小于印度人口,但是因为有着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所以其市场容量要比贫富悬殊的印度要大的多,从而可以支持更多的GDP产生出来。而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因为其大多数人的绝对贫困,必然导致该国经济陷入了人民贫困的陷阱,造成百业萧条,经济落后。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是国民有效需求总和所形成的有效购买力。
中国因为贫富悬殊也有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还有六亿人口月收入在1000以下,其中一亿多老人每月只有几十元的养老金,连电费都不够。那么,提高这六亿低收入人口的现金收入,推进共同富裕,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让中国经济的GDP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进入富裕社会。
马福安: 有人会质问,在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贫富分化并不大,为什么却是一个共同贫穷的经济落后国家呢?
袁大成: 我前面讲过,这是由于理论的失误造成的。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的思想主要是一种广义的”供给学派”占统治地位。从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哈耶克,到毛泽东,邓小平等等,他们的经济思想本质上都是供给学派。
什么叫供给学派? 我看有五个字可代表供给学派的共同特征,这五个字就是:”先把饼做大”。 几乎在所有经济学的教科书的开头篇章,都写着这样的话: 社会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的需求是无限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以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的无限需求。这样的话语深深地印入了每一个人的脑海,成为了社会常识。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需求如果没有货币支持,就不是有效需求。现代社会之所以经常出现生产过剩和失业现象,并非是生产力发达造成的,大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这种过剩现象有时竟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比如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并不是蝗灾造成的,也不是水灾造成的,而是因为生产过剩引起的,导致大量的牛奶被倒入了河流,人们却因商品滞销而挨饿。这显然是因为社会的经济管理的理论出了问题。
所以,人们的自然需求如果没有货币的支持,就不能成为市场上的有效需求,而这种有效需求显然和社会分配有关的,不是无限的。可见,经济学教科书把经济学的任务归结为解决有限供给和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显然有失偏颇。这种论调把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到生产领域,只关注如何把饼做大,把大多数人误导成为供给学派的信徒。
如果教科书所说的无限需求是指人们的自然欲望,那也不能成立。实际上人的自然欲望也不是无限的,而是非常有限的。就像一个人吃饱以后,再多的山珍海味都不会引起他的欲望一样。只有极少数人才是贪得无厌。然而这些人即使再贪婪,一个人一顿饭也吃不下一头猪,靠这些人的贪欲是无法支撑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这种供给学派的思想实际上是来源于人们的生活经验。首先是在自然经济时代的农耕经济或者渔猎经济中,那时必须是先有耕耘,后有收获,先生产,后分配。而其只有省吃俭用,才能积累致富。由此产生的经济思想模式就是:勤俭→积累→致富。
其次是来自资本主义企业那样的微观经济体的经验。在企业家们看来,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尽力减少成本开支,才能增加利润。这是所有企业的生存之道。由此产生的经济思想模式就是:剥削→积累→投资→发展。
从这两种从生活经验所得出的经济观念,对于自然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来说是并没有错,这就更加固化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并成为了社会常识,成为了供给学派的思想基础,并成为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
毛主席语录:“在波兰,这个问题现在成为很大的问题。哥穆尔卡起初强调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资,不注意提高工人的觉悟,结果工人只想多要线,不好好干。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吃老本的情况。现在逼着他们不得不出来反对物质刺激,提倡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说:“钱买不到人心”。特别强调物质刺激,看来总是难免走向自己的反面。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满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兑现而不能兑现的时候,就会被迫地走到强调物质刺激的反面。
历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这是经常的任务,如果以为只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做,那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就不要节约,不要积累了么?”
类似上述的语录在中国各级领导那里都有,充满了中国的书本和报刊。这都是由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所以大多数经济学家们,包括马列主义学者在内,都把注意力放在社会生产上,认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就是研究如何 “先把饼做大“。即使列宁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把社会经济学变成了生产管理学。而社会经济的管理者们的所有心思都纠结在如何让人民更勤奋地工作上,以追求更大的积累。
马福安: 你的意思是说,改革以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虽然有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也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袁大成: 是的。实际上,现代社会经济体系是由硬件(即体制)和软件(即操作理论)两大部分组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原东方国家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在体制的这个硬件基础上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机制上——由于理论的贫困——依然继承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和理念,所不同的仅仅是国家代替了私人资本家而已。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更起劲地剥削工人来追求“社会主义积累”,追求“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效率“,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原理的指导下,把“廉价劳动力优势“,当做资本增值的源泉,国家经济因此陷入了普遍贫穷的陷阱,最后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
所以,在我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落后,并非庸人们所以为的是公有制大锅饭带来的低效率所致,而是追求经济效率的热情太高了,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整个国家的经济因为廉价劳动力优势而陷入普遍贫穷的陷阱,当然无法发展了。
马福安: 很多人不理解,他们会问:如果不积累,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用尽,把钱都花光了,拿什么去扩大再生产呢?
袁大成: 这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可惜习惯于经验思维的中国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头脑已经被日常生活经验中的那些所谓的“常识“给封闭了。
对于个人和家庭或企业这样的微观经济体来说,钱是越花越少的,花完了也就没有了;所以,把节俭视为致富和积累之道是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企业的经验,这并没有错。但是,用这种经验观念指导宏观经济就错了。在宏观经济中,钱是不会越花越少的,只是在花钱时发生了转移,比如一个人买了十元钱的面包,这十元钱不会因此在宏观经济中消失的,只是从消费者那里转移到了面包师的手中,并因此产生了十元钱的GDP。面包这个产品虽然被消费掉了,GDP却因此产生了。所谓的GDP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中的交易记录。GDP实际上就是在交易过程中的货币循环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钱不会因为花了而消失的。相反,如果大家都不花钱,都勒紧裤带把钱存起来,货币就会从循环中沉淀下来,造成市场上通货紧缩,这样才真正减少了货币循环的通量,并导致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的指导者们一直以家庭或者企业的理财观念来思维。实际上,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家庭或者企业经济是两回事。家庭或者企业可以凭借节省开支而致富,国家则不能。因为在宏观经济中,所有人所赚取的钱其实正是另外的人所花的钱。如果政府管理经济的方法,就是要自己的国民勒紧裤带,勤俭节约,那么,经济就会停止活动,就会发生像现在疫情期间封城那样的经济凋敝情况。GDP只有在货币循环中才能产生出来的。
微观经济的许多概念是不能用于宏观经济的。比如”积累”这样的概念在微观经济中就是指通过省吃俭用的积累。宏观经济是不能用这种概念的。宏观经济中的”积累”,仅是指一个建设过程,指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样的过程,与省吃俭用没有关系。比如,中国今天的十万公里的铁路,是多年建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但是这个”积累”过程,并不需要全国人民非得要勒紧裤带,省吃俭用才能完成,不需要农民无偿缴公粮才能积累起十万公里的铁路。因为铁路毕竟是钢轨铺成的,而不是用粮食铺成的。如果让大家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口袋空空,即使有了铁路,也没有钱乘车,那么铁路也会亏损的。中国经济学人的错误,就是误以为”治国如治家”,把家庭或者企业的概念和方法用在了国民经济上,导致了中国经济因为俭省而陷入了普遍贫穷的陷阱难以发展。
所以,从我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原东方国家的经济失败,就是东方经济的积累主义败给了西方经济的消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败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东方的国家资本主义败给了西方的国家社会主义。
马福安: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东方阵营国家会发生这个重积累轻消费的错误呢?
袁大成: 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来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这个理论是平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马克思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在追求利润极大化,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利润收益所包含的悖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才是资本主义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根源归结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则是私有制造成的。所以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后来的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这一认识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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