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理论背后的科学家群体总是备受瞩目。历史上的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及个人的性格特质,都是当下知识生产、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靶向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出颠覆性研究的科学家又是重中之重。本文借助心理学模型,针对少数杰出科学家人格特质,利用已有史料,抽象出革命科学家群体突出的共性特质,旨在揭示那些隐而不显的独特精神气质。
1 研究的对象及其方法
1.1革命性的科学家:被忽略的存在
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被看作是科学发展史中的颠覆性事件,是新旧理论交替的标志性节点。科学革命的概念起初由A•柯瓦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经由英国史学家H•巴特费尔德普及[1]。受柯瓦雷影响,T•库恩将理论范式的更迭理解为科学革命,即围绕某一问题产生的新旧科学范式变更。通常,科学革命经常伴随着争论,故科学革命一直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
聚焦于科学革命固然重要,但将引发科学革命的科学家主体作为次要因素实在是有失偏颇。一位成功的革命科学者是过去旧有理论的颠覆者,是新科学秩序的建立者,为科学现象提供新的解释。如在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中,革命性的科学家通常会率先发现“反常”,提出新的科学解释模式,随后可能会吸引一群拥趸继续“解谜”,形成新的“常规科学”[2]。不仅如此,一场科学的革命不仅是问题本身的博弈,还充斥着科学主体间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争夺的腥风血雨。同社会革命家一样,科学革命者也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真知灼见,百折不挠,最终赢得科学革命。如果说人的某种行为和选择是由其内在的认知图式决定的,而认知图式的形成离不开其特殊的成长背景和性格,那么,具备何种特质的人可能成为科学的革命者?这种人的成长经历及性格一定非同寻常。
近年来随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科学家个人的性格特质。从宏观上,有学者关注科学家本身具有的性格特质[3],尤其是男、女科学家性格的差异[4];从微观上,有文章具体地分析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性格特质[5]。费斯特(Gregory J. FEIST)[6]2017年基于他自建的人格与创造力模型,指出科学家的创造力与高开放体验(high openness to experience)和低合意性(low agreeableness)相关,即内向的低社交与科学的创新力持续相关,但对于内向的性格究竟是如何表现,以及人格与创新力之间的关系都留有继续探索的空间。卡罗(Joaquín M. Azagra-Caro)与洛皮斯(Oscar Llopis)[7]在2018年的研究运用稳定的心理特征(如人格特质)来探究科学家对科研工作的感知,结果表明,组织自由度的增加,有利于增强科学家对其研究的积极态度。
相关研究已表明,科研能力与科学家个人独特的性格特质密不可分,那么,革命性科学家这一群体究竟具有何种特殊的性格特质?量化的研究有助于表征这种关系,而更深层的本质则可能需要回归革命性科学家的人物史,挖掘他们在人生各个阶段所展现出的性格特质。然而,不同的人的性格差异巨大,因而可能需要一些心理学的量表。本文就基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心理类型理论,以及其衍生出来的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的人格测试量表,来探析科学史中的革命性科学家的典型性格特质。
1.2“MBTI模型”:探究革命性人格的方法
“人格类型”(Personality type)是指不同个体的心理学分类。荣格在《心理类型》中将人的一般性心理特征分为外倾(extraversion)和内倾(introversion)两种态度类型(attitudes types),又将特殊的、具有个体分化的类型,如思维、情感、感觉、直觉等称为“功能-类型”(function types)[8]。结合两者得到八种具体的个体类型:外倾思维型、内倾思维型、外倾情感型、内倾情感型、外倾感觉型、内倾感觉型、外倾直觉型、内倾直觉型[9],如表一所示。荣格的理论被K•布里格斯(Katharine Briggs)与I•B•迈尔斯(Isabel Myers)母女拓展为十六种人格,即“MBTI模型”。
表1 MBTI的四个性格测量维度及八种人格偏好
基础的人格类型 | 维度一:接收能量的不同方式 | 外倾(extraversion) | 聚焦于外部世界,行动基于同他人的交互。 |
内倾(introversion) | 个体更关注内在世界以及对概念、记忆和经验的反思。 | ||
特殊的人格类型 | 维度二:获取信息的不同方式 | 感官型(sensing) | 倾向于从五感获取信息,聚焦于客观实在。 |
直觉型(intuition) | 倾向于从联想获得信息,聚焦于可能发生的事。 | ||
维度三:做决定的不同方式 | 思考型(thinking) | 对应着远离困境,客观冷静的分析它们,更喜欢根据客观逻辑做出决定。 | |
感觉型(feeling) | 通过介入情境来权衡人类价值观和动机,更愿意依据价值观做出决定。 | ||
维度四:联结世界的不同方式 | 判断型(judging) | 喜欢以有计划和组织的模式化生活,享受终止和做决定。 | |
知觉型(perceiving) | 喜欢自主和灵活的生活,享受开放的选择。 |
资料来源:迈尔斯-布里格斯公司官网 [10]。
布里格斯二人沿用荣格的基础类型(“内倾”和“外倾”),并进一步将其廓清为个体获得能量的方式,结合态度类型和个性类型标准,根据对这四条标准的搭配选择,演化为十六种职业类型。一般而言,MBTI测试有两种测试版本,分别是93题的完整版与48题的简单版本,人们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应的选项,最终生成一种属于自身的人格特质[10]。
荣格的理论与其衍生出来的MBTI模型各有其优劣之处。荣格的分析方法是用历史中的个别人物来例示人格类型理论,譬如,他从斯比特勒和歌德的诗歌中,发掘出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分属于内倾和外倾类型。神话人物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通过他们的虚拟生活或话语,仍能够展现出他们的性格。然而,荣格的理论缺乏如MBTI这种清晰的标准,仅仅是一种思辨的分析。毫无疑问,MBTI在荣格的理论基础上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标准——任何人只要拿起MBTI的测量表,都能根据自身的经历,大致确定自己的人格类型。MBTI的实操性也使得它被广泛地运用于公司招聘、学校选拔人才、心理治疗等多种场景。
然而,MBTI作为一种心理测验,需要受试者通过测验来评估性格,而本文所针对的对象如荣格所分析的人物一样,不能自己亲自完成测试。故我们不得不在使用MBTI的标准下,同时模仿荣格的分析方式,以尽可能中立的视角,从这些科学家的经历、言行及作品中析究他们的人格。
2 利用MBTI量表分析革命性科学家的人格特征与气质
本文挑选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伯努瓦•曼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1924—2010)四位科学家作为分析对象。一方面,以上科学家都可以称作革命性科学家;另一方面,这些科学家涉及不同的领域,又身处相接续的历史时期,使得对人格的分析能呈现出跨越时空的特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打算对四个维度都做系统地分析,而是突出革命性科学家特殊的人格类型特征。
2.1接收能量的方式:内倾
首先,界定内倾和外倾的标准。荣格对于“基础态度类型”的定义是模糊甚至矛盾的,存在两层可能的内涵。一是在认识论层面,外倾人格更倾向于对客体认识,而内倾人格则更倾向于认识内在自我。二是在行为驱动层面,外倾人格更倾向于外部准则的指导,通常受到社会或者道德规范的影响,故经常表现为盲目顺从集体主义;而内倾人格则有自我的内在准则,表现为对集体标准的抵触与厌恶。
譬如,基于认识论的标准,荣格以康德和达尔文为例,将哲学家归于内倾型人格,科学家归为外倾型人格;因为前者更注重内省和反思,后者则多注重探索客观的对象。这与第二条标准矛盾:难道哲学家就一定尊重内心的准则,而科学家就盲从于集体主义吗?显然并非如此,无论是在哪个群体中,都可能存在遵循内在尺度和服从外部规范的人物,譬如达尔文恰恰就是内向拘谨的人。因此,MBTI指标以获取能量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显得更为合理,也更符合科学史的实际状况。
结合两种尺度,我们将内倾定义为:第一,不屈从外界和他人的标准,从内在尺度判别是非;第二,在独处的环境中更感舒适。外倾则被定义为:第一,以社会普遍的价值作为个人的行为准绳;第二,能在与他人的社会化交往中获得更多能量。探究科学家的性格特质后可发现,革命性的科学家大多属于内倾型的人格,这可从科学、宗教和社会三个维度体现。
其一,科学上,正因为革命性的科学家能遵从自身的价值标准,而非随波逐流,所以面对旧有理论支持者的阻碍时能坚持信念,最终创新理论。牛顿所处的17~18世纪是欧洲的大变革时代,但是在他的青年时期,学术的主导理念仍旧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学说。在新旧范式或观念的冲突中,牛顿在笔记本中写道:“我是柏拉图的朋友,我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可是,我更好的朋友是真理。”[11]68针对笛卡尔光射入眼睛的理论,牛顿身体力行地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甚至差点致盲[11]78-80。达尔文在晚年回忆起拉马克的信件时写下“上天庇佑我避开拉马克的胡说八道”,并在第一次听罗伯特•格兰特夸赞拉马克时表示“我惊讶地静静听着,而我知道,这对我的内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12]。爱因斯坦的叛逆属性则更加明显,这点令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等他的朋友兼理论反对者都十分恼火。曼德勃罗更是某些数学家的噩梦。据说一位数学家半夜惊醒,因为梦到上帝说:“你知道,那个曼德勃罗还是有两下子的。”[13]
如荣格所思,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但是这些革命性学者给出的却是不符合社会主流的答案,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的初衷源于对真理的渴求。从这点上看,这与哲学家的沉思没有多大的不同。
其二,内倾还表现在革命性科学家对宗教的态度上。牛顿是一名坚定的清教教徒(阿里乌教派),该教派并不是社会主流教派(基督教)。为了支持自己的信仰,反对“三位一体”的教条,牛顿苦心钻研《圣经》,终于找出将上帝和耶稣同体可能是由于阿塔纳修派和阿里乌派的争斗,是腐败和自私的产物[11]203-206。如若牛顿是外倾型人格,完全可以屈从当时主流的教派,这可比苦苦寻求历史真相简单,也更容易获得舒适宽松的社会环境,但他的内倾特质让他选择不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无疑也是对上帝观念的最大威胁,现在西方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进化论,希望能将神创论纳入科学教育中。历史学家在研究达尔文的信件时发现,达尔文最初并不排斥基督教,但是随着对世间苦难的反思,他逐渐远离了宗教[12]281-282。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力学的超距作用,离不开个人的宗教信仰,因为他坚执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笃信世界的秩序是被某种超人类的上帝掌控着[14]。宗教对曼德勃罗的影响并不显著,比起宗教对人们的影响,恐怕计算机等科技对现代人的影响更大——曼德勃罗的分形理论就是借助计算机推演出的公式和图像。
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充分表明,宗教对人的熏染始终伴随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之中,这是通过对个体世界观的长期塑造完成的。这几位革命性学者大都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选择了异于社会和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方式,尤其是达尔文,甚至放弃宗教的信仰,这在19世纪西方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尤为罕见。
引自-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829-13882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