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下册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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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下册第一章
　　
　　
　　
　　《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很少有人会想到19世纪的英国与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会联合起来形成协约国。这两个国家在中亚、远东、非洲地区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没有直接开战就算老天保佑了。法国与意大利一直不和，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在维也纳结成三国同盟后，也很少有人会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会中途叛变，投靠了英、法、俄协约国集团。　　
　　
　　 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并无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利益的纽带中最为紧密的则是金融。首先看英法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法之间金融联系极为紧密，权倾一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在其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扮演了两国中间联系人的角色。罗氏家族在英格兰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上起到了平衡作用，确保英法货币政策不会发生冲突。　　
　　
　　 1906～1907年，全球发生了大规模的货币危机与经济危机。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当时美国已成为全球金融投机的聚集地。大量欧洲资本涌入纽约，仅1906年就有5亿美元的欧洲资本流入美国。这些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资本采用短期信贷的方式间接参与投机活动。而哈里曼、摩根财团等金融寡头则在股票市场进行大规模投机活动，有意制造市场动荡以攫取暴利。他们先低价收购股票，再将股市行情哄抬上去，高价抛售大量股票赚取巨额利润。　　
　　
　　 投机的暴利又让规模更高的外国资金流入美国，结果，美国的工业与房地产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各种产品与原料的价格也随着水涨船高。投机者们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开始囤积居奇，甚至有意制造“煤荒”、“铁荒”等产品供不应求的假象。结果，库存的大量增加导致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长。最终，资金开始变得短缺了，欧洲资本大量抽回。　1907年3月13日　，美国股市暴跌。仅仅在这一天中，铁路股价就下跌了20%，纽约交易所全部市值下跌了20亿美元，当时美国的GDP才不过200亿美元。　　
　　
　　 美国的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英国成为欧洲各国中受害最深的国家，许多企业完全陷入停顿，失业人数骤增。货币危机导致信贷状况恶化，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自然成了各国银行追逐的目标。1906年11月，为了稳定金融，吸引美国的黄金流入，英格兰银行将利率提高到6%。但仍然有大量黄金被巴西、印度和持有大量英镑纸币储备的国家从伦敦提走。利率越高，贷款成本越高，企业经营的成本则越高，最终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造成影响，此外，黄金储备越来越少，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与信用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不过在罗氏家族的帮助下，法兰西银行出手相救，提供了大约价值140万英镑的黄金短期债务援助英国。这些黄金是英格兰银行的及时雨，4个月后利率便下降到4%。　　
　　
　　　 　
　　
　　但到了1907年8月，英国金融状况又开始恶化了。英格兰银行不得不连续提高利率。两个月后，罗氏家族再次从中斡旋，将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大量转移到英格兰银行用作英镑纸币的发行储备。但情况仍未好转，1907年11月，英格兰银行的利率达到7%。罗氏家族又一次出面从法国募集260万英镑的黄金，自己又拿出40万英镑的黄金接济英格兰银行。与此同时，美国向法国请求黄金支援却惨遭拒绝。由此看来，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两个债权国——英国与法国将自己的金融利益与货币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结成了坚固的金融同盟。这让英法之间在政治上联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尽管英俄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与激烈的冲突，但法俄两国却是天然的伙伴。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从拿破仑二世时代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和贸易国跌落到可怜的第四位，不但落后于英国和美国，最重要的是它还落后于敌对的德国。　　
　　
　　 统治法国的是拥有或控制着法国大部分财富的法兰西银行的股东们——著名的二百家族是自私而贪婪的金钱贵族。他们不必在金钱方面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不必提供太多的资金只靠ZF的特许授权就可以大发横财，成为巨富。ZF慷慨地为二百家族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在需要时给他们的生意发放补贴以保障金钱贵族们不受损失，还锦上添花地高筑起关税壁垒，使法国企业避开外国企业的竞争，从而确保他们毫不费力地获得巨额利润。　　
　　
　　 他们积聚了巨额财富之后却变得越来越无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那些拥有或者控制着大部分大型企业的二百家族通过ZF的特许开发权、经营许可证、财政补贴以及高高筑起的关税壁垒稳固着自己的地位，却疏于国内外的竞争。但国家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法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只有那些没有战略价值的奢侈品：丝织品、佳酿葡萄酒、香水以及在世界时装之都巴黎设计生产的女式衣帽。但是，再精美的丝织品，再高档的葡萄酒与香水，即便遥遥领先于世界，也根本无法与德国的那些正在为克虏伯的大炮冶炼钢铁的巨大高炉相提并论。　　
　　
　　 拥有特权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与参议员、众议员和内阁部长沆瀣一气，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法国二百家族的统治者不但没有把巨额的资金投入国内的企业中，反而把大众的存款贷到国外。法国的老百姓不得不在薪水微薄的服务业中谋生，其中数百万人陷于贫困之中。法国经济因资金投入增长不足而处于停滞状态。法国在国外投资高达450亿法郎，其中25%投资于俄国。　　
　　
　　 法国与俄国之间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少得可怜。但仅在1895年，法国就贷给俄国10亿法郎用来支付俄国从德国进口的军火费。巴黎金融市场变成俄国借钱的专用场地。反过来说，贷款也是法国金融资本控制俄国的手段。为了对付夹在两国之间强大的德国，拥有共同利益的法俄两国形成了天然的同盟。　　
　　
　　 1905年，俄国败于日本之后，如果俄国货币与信用体系崩溃的话，法国将遭受巨大损失，最终也会严重影响到英国。为了防止俄国的崩溃，摩根财团为俄国募集了8 900万英镑的国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英国终于也与俄国建立了紧密的金融联系，几年后的1907年8月，英俄两国相互妥协，在彼得堡签订了双边协议，划分了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正式建立同盟关系。　　
　　
　　 意大利在1862年统一之前只是一个政治分裂的地理名词，甚至很多地区都被法国、德国占领。完成统一后的意大利仍未摆脱寄人篱下的经济附庸地位。意大利的各种公、私金融业长期受外国金融资本的支配，与拉丁美洲的那些殖民地国家并无本质差别。银行、矿山和铁路投资均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意大利只能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金融宗主国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西银行为首的法国金融寡头垄断了意大利在国外市场发行的债券。法国资本在意大利的投资比在俄国的还要多，占到国外投资总额的30%。意大利ZF则完全被法国金融家的意大利代理人所控制。　　
　　
　　 直到德、奥、意三国结盟之后，德国金融资本的介入才逐渐改变了法国人一家独大的局面。德国金融资本于1894年建立了代表德国势力的意大利商业银行，又于1895年建立了意大利信用银行。在德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下，以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为首的大工业财阀进军意大利，逐渐掌控了意大利工业的一个不小的份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拉丁民族的意大利成为日耳曼民族的德奥之盟国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但是，法国金融资本并不甘心将意大利拱手让给德国人。1905年，法国兴业银行和信贷银行联手成立意大利金融公司，后改名为意大利贴现银行。后来，巴黎的金融集团又创建了意大利省信贷银行。法国人再次在金融上占据了主动权。1906年，意大利ZF债券即将到期，要将旧债券转换成新债券，也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项交易主要由罗氏家族法兰西银行所领导的辛迪加银团负责，尽管其中有7家德国银行，但德国人在10亿法郎的债券中所占的份额要比法国少很多。在整个债券转换的过程中，意大利一直与法国站在一起，这表明在三国同盟中意大利对德国与奥匈帝国的义务与束缚宣告终结。“一战”爆发后，意大利见风使舵，与协约国达成秘密协定，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协约国，三国同盟正式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肉搅拌机　　
　　
　　 在西方国家，绝大部分人都将德国看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戎首。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卑污**的宣传伎俩。德国并不是蛮横凶悍的蛮族，英法也不是彬彬有礼的绅士，美国更不是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民主斗士。　　
　　
　　 统一而强大的德国改变了欧洲格局，英法等老牌欧洲强国无不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德国随时面临着被肢解与瓜分的危险。对德国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东面的俄国、西面的英法。欧洲陆战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两线作战。为了确保能在最短的时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从未参加过战争却饱读兵书的施里芬将军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制订出“施里芬计划”。　　
　　
　　 根据施里芬的分析，俄军虽大但不足为虑，因为俄国虽陈兵600万，但军事思想与装备都很落后，俄国士兵甚至还有不少用绑了利刃的木棍做制式武器。此外，俄国铁路网稀疏，军事动员体制落后，俄军的反应速度很慢，至少需要6周～8周才能完成对德国的军事集结。因此，“施里芬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法国。一旦开战，兵力较少的东线德军与奥匈帝国军队配合，牵制俄军的进攻。同时，西线右翼德军主力取道比利时进入法国，横扫法国沿海后再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巴黎，继而向东，从背后包抄德法边境的法军主力。西线左翼的任务则是抵御法军主力的攻击。迫使法国退出战争后，再利用德国密集发达的铁路网集中兵力对抗俄国。　　
　　
　　 从“施里芬计划”来看，德国无非是准备打一场很快结束的放大版的普法战争，不过寄希望于战争胜利之后索取高额赔款，并未有侵吞他国领土的欲望。实际上，当时各国ZF都未想过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比如法国战前计划的对德战争费用是200亿法郎，远低于实际支出的1 200亿法郎。它们都以为几个月后就可以结束战争，拟订一份皆大欢喜的和平协定。俄国人，要求保证欧洲斯拉夫人均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德国人，要求获取经济殖民地，并永保本国安全。英国人，不把普鲁士军国主义摧毁誓不罢休。　　
　　
　　　 　
　　
　　法国人，不将德国肢解得支离破碎则夜不能寐。1914年，欧洲各国民众拥上各大城市的街头，欣喜万分地从军出征，都以为很快就会胜利班师。　　
　　
　　 遗憾的是，世事不能尽遂人愿。德军统帅小毛奇略微修改了“施里芬计划”，德军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照计划行事。刚开始似乎不可战胜的德军势如破竹，胜利的果实就要唾手可得了。但最终在1914年8月，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将军率领的英法联军以两倍于德军的兵力将德军的铁蹄阻挡在了马恩河地区，史称“马恩河会战”。马恩河会战打破了德国人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小毛奇得知会战结果后便向德皇威廉二世直言道：“陛下，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　　
　　
　　 对于德国来说，西线转入僵持局面，战争就必须要继续打下去。战争对于普通的欧洲人来说，没有赢家。在历时4年的残酷的堑壕战中，各国的士兵变成了流血的工具，战场变成了收尸场。整整一代欧洲青年男子都被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血肉搅拌机中，被榨成粉末。妇女则代替男子在田里耕种，在工厂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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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金融五百年 世界金融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 天津社会科学 意大利 世界大战 维也纳 出版社 协约国

　　真正的赢家：美国人　　
　　
　　 赢家是军工生产商与提供贷款的金融家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大快朵颐的猎食者之一。早在19世纪末，罗氏家族就已插手协约国的军工业。1888年，罗氏家族英格兰银行为英国海军建造与装备公司发行过股票，随后不久又为马克沁公司和诺登菲尔德公司的合并发行了190万英镑的股票和债券。罗氏家族也拥有了新成立的新马克沁—诺登菲尔德公司大量的股份，还对公司经营具有直接的影响力。这两家公司生产的马克沁重机枪与诺登菲尔德机枪大名鼎鼎。尤其是马克沁重机枪更是被誉为“大杀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躲在铁丝网后的堑壕中的马克沁重机枪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将步兵成千上万地送入黄泉。在1916年的索姆河会战中，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仅在一天之中就将6万多英军击毙。倒在机枪下的士兵的血肉让罗氏家族赚足了真金白银。不久，世界各国都将马克沁重机枪列为制式武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克沁重机枪仍然配备在德军的二线部队中。　　
　　
　　 对于金融家来说，没有祖国，只有利益。从同盟国的角度来看，早在18世纪中期，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掌管奥地利业务时，罗氏家族就控制了奥地利维特科威兹钢铁公司。维特克威兹公司在今天的捷克境内，周围密布有大量煤矿，运输成本低，利润极为丰厚，早在1841年就已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区域内“最为非凡和多产的机构”。这家公司不仅为奥地利陆军生产弹药，还为奥地利海军提供钢铁原料。尽管当时奥地利禁止犹太人建立工厂，也不允许涉足采矿业。但罗氏家族却被特许可以进行钢铁、军工的生产。不过，罗氏家族从战争中捞取的好处比起美国的寡头大亨们却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原本就是欧洲各国的移民，其中有1/10是德裔和大量反英的爱尔兰后裔。欧洲发生战争，ZF无论站在哪一方都会引起国内部分民众的反对，因此从华盛顿时代开始美国便以中立主义为主流。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爆发后宣布美国保持中立：“这是一次对我们而言是无所作为的战争，他们之间的战争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大量欧洲资金抽逃出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美国开始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那些祖籍德国、奥地利的美国人在心中支持同盟国，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英法裔则支持协约国。在战时，这些欧洲后裔与各自的祖国开展贸易。到了1915年，战争双方的订货却刺激了经济增长。到1917年4月，美国已将价值20多亿美元的物资出售给英法为首的协约国。　　
　　
　　 从中立的角度来看，美国应该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但严格地说，美国在保持中立时实质上已经卷入欧战之中。对于美国来说，协约国的胜利，将削弱欧洲的优势，提升美国的力量，但德国的胜利则意味着美国不可能获取霸权。因为，德国是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德国占20.1%，而美国所占份额却不超过17%。甚至在美洲，德国都在抢夺美国的市场。1913年，拉丁美洲对外贸易中，美国占28%，德国在很短的时间便上升到14.2%。一旦德国获胜，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将彻底瓦解。因此，美国开始倒向协约国，逐渐变成了协约国单方面的军需供应国。美国成了协约国的仓库和兵工厂。　　
　　
　　 1915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摩根财团成为协约国在美采购军需品的代理人。英国ZF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被交送摩根财团保存，而摩根财团则以国债方式向美国采购5亿美元的军火。同年，美国ZF向协约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帮助协约国购买美国军火与其他补给品。英国这个老大帝国终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缓过气来，而美国经济也随之开始繁荣起来。美国的经济繁荣与协约国捆绑在一起。如果协约国战败，美国将血本无归。尤其重要的是，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的命运与协约国也紧密联系在一起。1934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所成立的国会奈氏委员会的调查表明，美国1917年的参战很大一个原因是金融家和军火巨头的操纵。这些人几乎只与协约国做生意，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协约国取胜，这样才能大赚其利。　　
　　
　　 在陆地上，德国正一步步取得胜利。而在海洋上，德国却遭到英国的严密封锁。英国海军布雷北海对德国和欧洲中立国家设下很长的海军封锁线，并搜捕所有开往德国港口的中立国家的船只，尤其是装载粮食到意大利、荷兰和其他欧洲中立国以便转运的德国船只。德国水面舰船力量薄弱，无法打破英国的封锁。而德国粮食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进口，结果，德国面临严重的饥荒。迫于无奈，德国只有用潜水艇来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1915年2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水艇战，对环绕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领海以及英吉利海峡的敌国商船一律击毁。事先不加警告，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　　
　　
　　 1915年5月，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船上有大量美国人死亡。美国声称“卢西塔尼亚”号装载的是非战争物资，因此，德国用鱼雷攻击它是一种罪恶滔天的大规模谋杀。其实，英美ZF完全是骗子。当时“卢西塔尼亚”号装有数千箱运往英国的弹药。威尔逊总统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继续攻击民用船只的话，美国就将对德国宣战。德国并不希望再增加一个强大的对手，因此，德国许诺不会再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攻击民用船只，并就“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表示道歉。美国ZF为了安抚国内德裔与爱尔兰裔美国人，接受了德国道歉，仍然在口头上保持中立。　　
　　
　　 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有意让自己的船只被德国人击沉，以此激发美国人参加战争的热情，并堵住孤立主义者与德裔、爱尔兰裔的嘴。时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是这种政策的拥护者之一。他全力支持将武装了的美国运输船只派到欧洲交战区，故意激怒德国海军，让德国人将美国船只击沉，从而让ZF清除参战的国内障碍。　　
　　
　　 到了1916年，美国通过船只对协约国的大量援助终于彻底激怒了德国。德国再次发动无限制潜水艇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击美国船只。德国潜艇战的效果非常好，缺乏补给的协约国在陆地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1917年年初，随着协约国战场形势的不利，美国开始有了爆发金融危机的苗头。　1917年4月6日　，美国对德宣战。很快，德国人便投降了。　　
　　
　　 “一战”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美国金融业迎来了飞跃性的大发展。不仅为战争融资而发行的国债扩大到了250亿美元，自由公债发行量也达到了215亿美元。美国股市规模更是得到了大幅扩张，尤其是和战争相关的钢铁行业发展更快。伯利恒钢铁公司股价从战前的46美元飙升到了战后的460美元，甚至一度达到600美元。资本市场投资者也由战前的35万增加到了数百万之众。　　
　　
　　 整个战争期间，仅摩根银行就代英国发行了30多亿美元的国债。英法等国则由于巨额逆差，不得不付给美国大量黄金，日益成为美国商品和付息贷款的市场。美国还借机收回了外国人所有的价值20亿多美元的证券，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美国ZF借给协约国的战债约100亿美元，成了20个国家的债主。它还把世界黄金储备的40%掌握到了手里。　　
　　
　　 与金融业紧密相连，美国工业也因战争而突飞猛进。仅杜邦公司就为协约国提供了40%以上的军需品，业务增长了176倍。“一战”前，杜邦无烟火药年生产能力为840万磅。到1917年4月，也就是仅仅时隔两年半，产量已经达到4.55亿磅，增长54倍；员工总数则由5 300人增加到8.5万人。杜邦公司在“一战”中资产从战前的7 500万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3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垄断公司之一。1918年2月，杜邦家族以6 000万美元收购通用汽车公司23%的股票，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老板。第二大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战前接的最大订单是1 000万美元，但战争开始后的第一笔英国订单就有15亿美元。摩根一手创建的控制美国65%钢产量的美国钢铁公司仅1916年一年就获利3.48亿美元。　　
　　
　　 美国不仅从对欧洲的军火出口中大发横财，而且还趁大战之机从欧洲人手中攫取并巩固了新的市场。美国对拉美的进出口总值从1914年的7.98亿美元增长为1920年的33.9亿美元。到1917年，美国已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和橡胶、玻利维亚的锡矿、智利的硝石、巴西的咖啡。此外，美国还加强了在中国和中近东市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争夺。　　
　　
　　 英国的丘吉尔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代表大英帝国哀叹道：“美国的巨大潜力成为地球的不祥之兆。”　　
　　

　　真正的赢家：美国人　　
　　
　　 赢家是军工生产商与提供贷款的金融家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大快朵颐的猎食者之一。早在19世纪末，罗氏家族就已插手协约国的军工业。1888年，罗氏家族英格兰银行为英国海军建造与装备公司发行过股票，随后不久又为马克沁公司和诺登菲尔德公司的合并发行了190万英镑的股票和债券。罗氏家族也拥有了新成立的新马克沁—诺登菲尔德公司大量的股份，还对公司经营具有直接的影响力。这两家公司生产的马克沁重机枪与诺登菲尔德机枪大名鼎鼎。尤其是马克沁重机枪更是被誉为“大杀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躲在铁丝网后的堑壕中的马克沁重机枪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将步兵成千上万地送入黄泉。在1916年的索姆河会战中，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仅在一天之中就将6万多英军击毙。倒在机枪下的士兵的血肉让罗氏家族赚足了真金白银。不久，世界各国都将马克沁重机枪列为制式武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克沁重机枪仍然配备在德军的二线部队中。　　
　　
　　 对于金融家来说，没有祖国，只有利益。从同盟国的角度来看，早在18世纪中期，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掌管奥地利业务时，罗氏家族就控制了奥地利维特科威兹钢铁公司。维特克威兹公司在今天的捷克境内，周围密布有大量煤矿，运输成本低，利润极为丰厚，早在1841年就已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区域内“最为非凡和多产的机构”。这家公司不仅为奥地利陆军生产弹药，还为奥地利海军提供钢铁原料。尽管当时奥地利禁止犹太人建立工厂，也不允许涉足采矿业。但罗氏家族却被特许可以进行钢铁、军工的生产。不过，罗氏家族从战争中捞取的好处比起美国的寡头大亨们却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原本就是欧洲各国的移民，其中有1/10是德裔和大量反英的爱尔兰后裔。欧洲发生战争，ZF无论站在哪一方都会引起国内部分民众的反对，因此从华盛顿时代开始美国便以中立主义为主流。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爆发后宣布美国保持中立：“这是一次对我们而言是无所作为的战争，他们之间的战争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大量欧洲资金抽逃出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美国开始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那些祖籍德国、奥地利的美国人在心中支持同盟国，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英法裔则支持协约国。在战时，这些欧洲后裔与各自的祖国开展贸易。到了1915年，战争双方的订货却刺激了经济增长。到1917年4月，美国已将价值20多亿美元的物资出售给英法为首的协约国。　　
　　
　　 从中立的角度来看，美国应该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但严格地说，美国在保持中立时实质上已经卷入欧战之中。对于美国来说，协约国的胜利，将削弱欧洲的优势，提升美国的力量，但德国的胜利则意味着美国不可能获取霸权。因为，德国是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德国占20.1%，而美国所占份额却不超过17%。甚至在美洲，德国都在抢夺美国的市场。1913年，拉丁美洲对外贸易中，美国占28%，德国在很短的时间便上升到14.2%。一旦德国获胜，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将彻底瓦解。因此，美国开始倒向协约国，逐渐变成了协约国单方面的军需供应国。美国成了协约国的仓库和兵工厂。　　
　　
　　 1915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摩根财团成为协约国在美采购军需品的代理人。英国ZF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被交送摩根财团保存，而摩根财团则以国债方式向美国采购5亿美元的军火。同年，美国ZF向协约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帮助协约国购买美国军火与其他补给品。英国这个老大帝国终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缓过气来，而美国经济也随之开始繁荣起来。美国的经济繁荣与协约国捆绑在一起。如果协约国战败，美国将血本无归。尤其重要的是，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的命运与协约国也紧密联系在一起。1934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所成立的国会奈氏委员会的调查表明，美国1917年的参战很大一个原因是金融家和军火巨头的操纵。这些人几乎只与协约国做生意，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协约国取胜，这样才能大赚其利。　　
　　
　　 在陆地上，德国正一步步取得胜利。而在海洋上，德国却遭到英国的严密封锁。英国海军布雷北海对德国和欧洲中立国家设下很长的海军封锁线，并搜捕所有开往德国港口的中立国家的船只，尤其是装载粮食到意大利、荷兰和其他欧洲中立国以便转运的德国船只。德国水面舰船力量薄弱，无法打破英国的封锁。而德国粮食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进口，结果，德国面临严重的饥荒。迫于无奈，德国只有用潜水艇来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1915年2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水艇战，对环绕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领海以及英吉利海峡的敌国商船一律击毁。事先不加警告，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　　
　　
　　 1915年5月，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船上有大量美国人死亡。美国声称“卢西塔尼亚”号装载的是非战争物资，因此，德国用鱼雷攻击它是一种罪恶滔天的大规模谋杀。其实，英美ZF完全是骗子。当时“卢西塔尼亚”号装有数千箱运往英国的弹药。威尔逊总统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继续攻击民用船只的话，美国就将对德国宣战。德国并不希望再增加一个强大的对手，因此，德国许诺不会再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攻击民用船只，并就“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表示道歉。美国ZF为了安抚国内德裔与爱尔兰裔美国人，接受了德国道歉，仍然在口头上保持中立。　　
　　
　　 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有意让自己的船只被德国人击沉，以此激发美国人参加战争的热情，并堵住孤立主义者与德裔、爱尔兰裔的嘴。时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是这种政策的拥护者之一。他全力支持将武装了的美国运输船只派到欧洲交战区，故意激怒德国海军，让德国人将美国船只击沉，从而让ZF清除参战的国内障碍。　　
　　
　　 到了1916年，美国通过船只对协约国的大量援助终于彻底激怒了德国。德国再次发动无限制潜水艇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击美国船只。德国潜艇战的效果非常好，缺乏补给的协约国在陆地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1917年年初，随着协约国战场形势的不利，美国开始有了爆发金融危机的苗头。　1917年4月6日　，美国对德宣战。很快，德国人便投降了。　　
　　
　　 “一战”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美国金融业迎来了飞跃性的大发展。不仅为战争融资而发行的国债扩大到了250亿美元，自由公债发行量也达到了215亿美元。美国股市规模更是得到了大幅扩张，尤其是和战争相关的钢铁行业发展更快。伯利恒钢铁公司股价从战前的46美元飙升到了战后的460美元，甚至一度达到600美元。资本市场投资者也由战前的35万增加到了数百万之众。　　
　　
　　 整个战争期间，仅摩根银行就代英国发行了30多亿美元的国债。英法等国则由于巨额逆差，不得不付给美国大量黄金，日益成为美国商品和付息贷款的市场。美国还借机收回了外国人所有的价值20亿多美元的证券，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美国ZF借给协约国的战债约100亿美元，成了20个国家的债主。它还把世界黄金储备的40%掌握到了手里。　　
　　
　　 与金融业紧密相连，美国工业也因战争而突飞猛进。仅杜邦公司就为协约国提供了40%以上的军需品，业务增长了176倍。“一战”前，杜邦无烟火药年生产能力为840万磅。到1917年4月，也就是仅仅时隔两年半，产量已经达到4.55亿磅，增长54倍；员工总数则由5 300人增加到8.5万人。杜邦公司在“一战”中资产从战前的7 500万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3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垄断公司之一。1918年2月，杜邦家族以6 000万美元收购通用汽车公司23%的股票，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老板。第二大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战前接的最大订单是1 000万美元，但战争开始后的第一笔英国订单就有15亿美元。摩根一手创建的控制美国65%钢产量的美国钢铁公司仅1916年一年就获利3.48亿美元。　　
　　
　　 美国不仅从对欧洲的军火出口中大发横财，而且还趁大战之机从欧洲人手中攫取并巩固了新的市场。美国对拉美的进出口总值从1914年的7.98亿美元增长为1920年的33.9亿美元。到1917年，美国已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和橡胶、玻利维亚的锡矿、智利的硝石、巴西的咖啡。此外，美国还加强了在中国和中近东市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争夺。　　
　　
　　 英国的丘吉尔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代表大英帝国哀叹道：“美国的巨大潜力成为地球的不祥之兆。”　　
　　

　　 美国ZF权力的扩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获得了美联储控制权之外，美国ZF对经济金融与工业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权也逐渐扩大。
　　 “一战”后期的191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国会通过的《军事拨款法》授权成立由陆军、海军、内政、农业、商务和劳工部长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和资源，并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其全部7名成员由总统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推荐直接任命。被总统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有很多人是金融与工商业巨头：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丹尼尔•威拉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哈德逊汽车公司副总霍华德•科芬、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所长霍利斯•戈德弗雷博士、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秘书长富兰克林•马丁博士。战后的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改组战时工业委员会，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该委员会主席，并赋予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总统的权力。战时工业委员会管辖工业原料的调配、生产，工业品和军需品的采购等。
　　 表面上看，这些金融家、铁路巨头和企业主控制了ZF的各个战时机构。其实，这些选出的委员维护的都是国家与ZF的利益。比如在战争期间，ZF需要将每一吨钢铁都用于支持军事，但钢铁企业老板却想从ZF身上大发战争财。1917年9月21日，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与美国钢铁巨头的65名经理人员协商价格的会议。刚开始，钢铁企业提出了远高于ZF期望的价格。战时工业委员会就此发出威胁：“如果钢铁业由于价格已经固定而不愿意全力合作的话，那么，战时工业委员会就将采取必要的步骤接管钢铁厂。”最后钢铁企业只能乖乖就范。
　　1917年5月，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汽车大亨削减生产以降低民用汽车对钢铁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ZF因战争需要而牺牲了汽车业，并将责任全部推到战时工业委员会身上。但在ZF的强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只能服从ZF，不仅削减汽车产量，还将一半的生产能力转产大炮、卡车、坦克、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等，为ZF提供军需品。
　　 财大气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ZF宰过一刀。1917年年底，陆军部与杜邦公司签订了一份让该公司承建纳什维尔无烟火药工厂的合同。无烟火药在当时属尖端技术产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够生产。尽管这两家公司大规模地增加了生产能力，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美国ZF和盟国对无烟火药的需求。ZF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附近的尼特罗镇开始兴建两个无烟火药工厂。当陆军部与杜邦公司之间关于承建纳什维尔工厂的合同签订后，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必须取消这份合同，绝不能让ZF出钱而杜邦公司却白白赚取6 000万～7 000万美元的利润。战时工业委员会威胁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ZF在建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那么ZF将在民间专家的协助下独立建设这座工厂。结果，陆军部取消了与杜邦公司的合同。与此同时，巴鲁克委托美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丹尼尔•杰克林全权负责尼特罗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杰克林在9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尼特罗火药工厂建成，并于1918年9月生产出了该厂第一批无烟火药。1918年1月29日，杜邦公司迫于无奈只能与杰克林签订了提供技术援助的合同，仅得到2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补偿。战时工业委员会完全将火药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为火药原料的硫黄在当时的市价是每吨35美元，而ZF采购价格却只要每吨22美元。

　　 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一战”还让美国ZF对海外资本输出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在“一战”之前，像英法这样的国家都是以私人资本在国外的投资为先导，直接军事占领自然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与地区或与之签订不平等协议保证私人资本的投资利益。即便在发达国家，国债也是以铁路、矿藏、银行和工商业的资产为担保被外国私人投资者持有。因此，以前的国际金融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如罗斯柴尔德、巴林和摩根这样的私人金融家手中。但“一战”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一战”让欧洲参战国的直接损失达到了2 090亿美元。战争的全部费用消耗了英国32%的国民财富，法国为30%，意大利为26%，美国仅为9%。如果不是美国的贷款，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所有国家都无法承担这种不创造财富的战争损耗。在美国参战前，协约国向美国私人金融家借债35亿美元来购买美国军火武器。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征用或转卖本国公民拥有的美国资产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需品，向美国人出售了价值近40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普通股和其他证券来换取美国军火，结果有75亿美元的净资产转移到美国人的手中。
　　 美国ZF对欧洲国家的贷款却让私人金融家的借贷黯然失色。“一战”之初，美国ZF卑鄙地诱惑欧洲国家上钩。当时，美国ZF暗示协约国ZF，不需要考虑贷款的还本付息条件，大胆地借款即可，只要打败德国及其盟国，贷款问题都好商量。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对欧洲国家执行了财政援助制度，尤其是对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美国以巨大无偿援助的法国。在美国公众的支持下，法国收到价值10亿美元的美国ZF的援助，这激励法国ZF通过向美国ZF借款的融资方式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备。法国人以为这些借款实质上不过是国家同盟之间的援助，最终会不了了之。欧洲很多国家都像法国那样迅速落入美国ZF的贷款陷阱。1917年，美国ZF借给欧洲国家的钱才30亿美元，但到了1921年，协约国欠美国ZF高达120亿美元的债务。
　　 “一战”结束后，美国却并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样无须欧洲国家还款或少还款，而是要求欧洲国家的欠债连本带利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地统统归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地解释说，美国不是欧洲国家的盟友，而是一个合作者。因此，美国提供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贷款。于是，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名义贷款转化为ZF之间的债权关系。
　　 不仅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一战”还使一个国家的ZF欠下了另一个国家的ZF巨额的债务，比如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欠英国ZF的钱。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在1923年时高达280亿美元。1921～1925年，美国国债占到总额达45.9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的78.9%。英国发行的债券中的60.5%是ZF债券，其中在纽约发行的有36亿美元，在伦敦的有近20亿美元。以1英镑兑5美元的汇率计算，在伦敦发行的外国ZF债券仅占协约国之间战争债务的7%，尽管不到盟国之间的全部战争债务加上德国的赔款义务的2%，但却远远超过了1921～1925年间在伦敦的11亿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发行的债券。这些数据表明，“一战”后，ZF已经从私人金融家手中接过了国际债务的控制权。
　　 当然，国际债权主要集中于美国ZF手中。美国与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国以军事占领或胁迫落后国家与地区作为基础，为私人资本争夺海外利益与国际金融主导权。而美国的对外贷款，主要通过战争债务方式以ZF借贷为主要工具，流向欧洲那些工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从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转移到ZF手中。国际金融资产集中于美国ZF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资本集团手中。ZF不仅要考虑金融利益，还要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综合在一起，从战略高度来控制与调整金融体系。换而言之，ZF要考虑所有金融与工业寡头整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某一个金融集团谋取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务于美国ZF所认为的合适目标。这样的ZF不仅将积聚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源，而且将通过外国ZF向它们的公民，包括它们的统治阶层借款和征收债权税。换而言之，美国ZF正逐渐变成世界警察，而美联储也逐渐变成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国意在瓦解大英帝国的经济霸权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宣告大英帝国霸权与英镑为王时代的结束。新崛起的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随行人员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家，分别有：首席金融顾问保罗•华伯格、杰克•摩根、摩根财团掌舵人莱蒙特、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克、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他的兄弟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德国的谈判代表则是保罗在德国的兄弟。巴黎和会变成了美国金融家的盛会。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与英镑霸权却消弭在“一战”的炮火声中。英国ZF在“一战”期间向美国ZF借入的8.5亿英镑，按照3.3%的优惠利率计算，到1933年为止，英国每年需支付给美国约3 500万英镑，以后每年的支付额增至近4 000万英镑，直至遥远的1984年，债务关系才会得到全面解除。这项庞大的支出相当于整个英国海军2/3的军费开支，或相当于英国在教育领域的全部支出，或相当于英国战前的负债总额。如果没有这笔支出，大英帝国可以彻底铲平英国领土上的全部贫民窟，改建成舒适的公寓。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军事工业的停滞和居民购买力的下降，英国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直线下挫了49%，其中支柱类产业如煤产量下降了29%，生铁产量下降了67%，钢产量下降了59%，造船吨位下降了68%，棉花消费量下降了43%。
　　 美国要求其盟国尤其是要求英国，连本带息清偿战时为购买美国军火与各种战略物资而向美国ZF借的援助款项。在“一战”之前，提供给盟国的援助一般都视作战争投入的成本，战时的盟国从未被要求清偿战争援助费用。在战时，美国ZF曾经暗示欧洲各盟国无须考虑还款问题，放开手脚地借钱即可，可现在却违背了这个承诺。
　　 在巴黎和会期间，英国要求取消协约国之间所有的战争债务。当时英国虽然欠了美国的钱，但欧洲大陆国家都欠英国的钱，英国的净负债其实为零。英国宣称，只要美国取消英国战争债务，它就将其他国家欠它的债一笔勾销。美国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利用债务变本加厉地压制英国。美国提供英国贷款的利息率，结果英国的利息负担相当于法国的2倍、意大利的8倍。
　　 英国并不甘心于世界霸权的丧失。它既要防止美国的壮大和英镑霸权的丧失，又要帮助德国巩固地区强国的地位来制衡法国，同时防止德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在美国取消债务的前提下降低德国赔偿的建议，法国人完全不能接受。对于法国来说，虽然德国失去了殖民地及国外财产，被迫割让了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1/3的煤矿和3/4的铁矿。但相对于法国来说，德国可以说是完好无损，它的主要地区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法国本土却是“一战”的主要战场。法国有价值1 340亿法郎的商品和财产在战火中化为乌有，每10个法国人当中就有1个死于战场，每10个18岁～28岁的年轻人就有3个人死去。在426.6万伤员中有150万人终身残废。德国依然保持着对法国的优势。法国无法赞同英美两国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德国赔偿的建议，而是迫切地希望通过债务枷锁将德国分裂成无数的小邦而无法保持统一。
　　 英法宣称，美国必须同意对德国索取巨额赔款，它们才能如数偿还美国债务。但美国拒不承认盟国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任何先后关系。结果，英国不得不向法、德催债来偿还美国债务。法国只有压榨德国，甚至在1921年派兵占领德国莱茵河以西的工业区，掠夺德国实物产品作为战争赔偿。有趣的是，英美两国却发表声明转而支持战时敌国德国，表示无法容忍战时盟国法国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其实，当时除英国外，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系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体，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德国经济的繁荣与德国企业的健康发展。德国为欧洲各国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些邻国又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德国进口急需的设备与技术。如果德国完全倒退成一个三流的落后国家，欧洲的经济体系迟早也要崩溃，最终将间接影响英美甚至世界各国。
　　 要化解各国间的沉重的网状债务关系，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欧洲列强就必须让德国出口商品换取外汇作为赔款基金，美国就必须要从欧洲各国进口大量商品，从而美国不得不演变为一个贸易赤字国。可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提高关税，这使欧洲各国通过出口清偿战争债务的可能性变成泡影。
　　 美国所施加的债务负担，迫使欧洲各国ZF倾尽国库所有，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这还剥夺了它们的产业所需的信贷，限制了它们的出口潜力。美国实际上是要削弱欧洲各国的实力，尤其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大英帝国的实力，从而夺取世界经济霸权，将英镑这个世界货币赶下历史舞台。
　　 1924年美国主导的“道威斯计划”新鲜出炉了。与对战时盟友的态度完全相反，美国转而保护起德国的利益。其实美国拒绝签署极度压榨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时就已表明了态度，到了1921年和德国单方面签署《柏林条约》恢复两国关系时，就更加明显了。美国要求欧洲列强缩减德国战争赔款，但是自己却不缩减战争盟国的债务。最终，美国主导的“道威斯计划”不仅大幅削减了德国的战争赔款，还将其赔款锁定，不会因世界信用的紧缩与物价的下跌而支付更多的实物。到了1929～1930年的“杨格计划”出台后，德国事实上停止了赔款的支付。扶持德国遏制英法成为美国人现实的选择。美国拒绝给予英国同等的待遇，这样只要世界物价水平下降，英国就要偿还美国更多的实物。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美国私人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美国ZF成为全世界的最后贷款人。1924～1929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及投资326亿马克，其中美国资本占70%。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战争赔款约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得到的贷款约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是22.5亿美元。同时，美国收回战争债务20亿美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收支循环流动。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德国国家银行用这些美元向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偿还战争赔款，法国再用来偿还欠英国的战时贷款，英国和其他欧洲战胜国又向美国ZF支付了这笔资金，清偿它们的战争债务，最终又流回美国。而欧洲的债务偿付进一步地提高了美国的信贷基础，使美国私人投资者获得更多的资本借给德国，从而形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依赖于美国ZF的资金循环网络。
　　 在这样的态势下，英国人寄希望于维持国际金本位制来维持英镑霸权，守卫自己那濒临崩溃的金融主导权。
　　 当时美国的私人金融家都成长于大英帝国巅峰时期，他们倾心于英国的国际金本位制，心甘情愿帮助英国挽救英镑。摩根财团就提供给英国大量援助。但金本位依赖于英国私人资本的对外输出，同时纸币能够自由兑换黄金，而战后私人金融家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一战”造成的ZF之间的债务破坏了战前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黄金体系。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已没有足够多的黄金来支持流通的纸币。战前1英镑可以兑换4.86美元，战后英镑汇率下跌，1英镑只能兑换3.4美元。英格兰银行采取措施让黄金流入美国，希望美国信用扩张，发生通货膨胀，从而使得英镑汇率上升。但早在“一战”开始的1914年，欧洲就有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纸币发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上涨，信用随之扩张，从1914～1920年，美国工业设备产出提高了205%，耐用消费品提高了257%，生产过度扩张而消费却无提高，结果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英国人的伎俩自然不入美联储的法眼。美联储在黄金储备增加19%的情况反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国债和商业票据，让美国货币供给减少了8%。英国迫不得已只好随之开始了通货紧缩的过程。
　　 为了英镑的稳定，1925年，在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授意下，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与纽约联储银行的斯特朗在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中央银行的支持下，将英镑的价值稳定在战前的水平。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在议会郑重宣布，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兑换4.86美元恢复金本位制。为了支持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摩根财团向英国财政部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目的是帮助英国ZF对付可能发生的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按购买力平价估算，当时英镑兑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大约是1英镑兑换4.4美元左右，依照战前汇率意味着英镑汇率至少高估了10%。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的，如果英镑外汇价格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无论英国出口何种商品，国外买主的支出将增加10%，而英国收取的收入将减少10%。
　　 凯恩斯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中写道：“丘吉尔力图维持的金本位英镑虚高，造成了信用紧缩，而这一现象将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即工商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里，最终结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获得利益。
　　 而且在财富转移期间，还存在另一个更加剧烈的干扰因素。假如实行的政策逐渐地提高国家货币的价值，用商品加以衡量时，使之比现有价值高，这就等于告诉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生产者，在某一时期，他手头的存货和原料的价格将稳步下跌；同时还告诉每一个用借入资金来开展经营业务的人，在他的债务关系上，他迟早会受到损失。现代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其陷入停顿状态。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经营者，这时暂时退出经营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个打算支出的人，如果他尽可能地推迟这种行动，对他是有益的。精明、务实的人会把他的资产转变为现金，摆脱风险，停止工作活动，赋闲在家，静候其现金价值向他预期好了的方向稳步提高。若公众对通货紧缩产生了可能性预测，将会导致相当糟糕的后果；一旦对通货紧缩产生了确定性预期，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不出凯恩斯所料，英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同时信用紧缩更进一步遏制了国内投资。结果，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陷入停滞之中。丘吉尔面对这种经济形势，再次压缩军费开支，开征进口轮胎税、增加酒税、火柴税、烟草税、赌博税、载重汽车额外税等12项临时性税收。苛捐杂税为他提供了300万英镑；他挪用修路基金，又获得1 200万英镑；将酿酒商的信贷期限拖后一个月，他又得到了500万英镑；命令资产所得税必须一次付清，而不是一贯的两次分付，他又提前得到了1 500万英镑。丘吉尔因其低劣的国家财务治理能力而在英国获得了“自罗宾汉时代以来最兴高采烈的征税者”的头衔，结果英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自从英国ZF实施金本位措施以来，英国资本输出总额从1919年的134亿美元增加至181亿美元，同期英国工业生产仍持续着1.4%的增长，但贸易却因英镑的坚挺而继续赤字连连。
　　 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为了防止英镑贬值预期导致对英镑的巨大投机压力，大幅度提高伦敦和纽约两大资本市场之利差，以防止资本从英国外逃，或努力促进资本流入英国，以此支持英镑的高汇价。但是，英国的高汇率、高利率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经济严重衰退和通货紧缩。纽约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低利率使得信贷大为扩张，刺激人们肆意借钱投资或投机，直接催生了华尔街股市的惊天泡沫，埋下了华尔街股市最终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种子。

　　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
　　 1929年，美国股市大跌，经济泡沫破灭。大量私人投资者从欧洲抽取资金，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美元循环停止运转了。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再也无法从美国私人投资者那里借入资金。一个由美国ZF制造的虚假繁荣终于落下了帷幕。
　　 1930年年初，经济危机蔓延到英国，贸易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失业率上升到25.5%。1931年年初，英国黄金汹涌外流，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1931年9月20日，英国正式宣布废除英镑金本位，英镑同黄金脱钩，英镑迅速贬值30%。大量储备英镑的外国央行损失惨重，荷兰央行行长甚至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英镑贬值打击了德国出口。更糟的是，许多德国企业习惯以英镑来做结算货币，因此当英镑汇率下跌时，它们便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关税和货币贬值战。在英国放弃金汇兑本位制后，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葡萄牙、希腊、埃及、日本、与英国有主要贸易关系的几个南美国家以及整个英联邦随后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作为支付手段。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各国为支持它们的货币而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控制，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出口禁运、双边清算体系和易货贸易。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各国进行了疯狂的努力，相继实行计划式经济政策。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导致了大量虚拟资本的消失，逐渐断绝了国际借款的渠道。1931年的国际短期债务减少了33%～40%，各个债务国中共有约60亿美元退出了商业使用。如果不是因为有冻结了对德国的短期贷款的暂停偿付协议的话，国际短期债务减少的比例还要高很多。无论如何，其后果都是剧烈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了世界价格和贸易的崩溃。无论是靠增加出口还是借入新的私人资金，美国以外的国家都无法筹措偿还其ZF间负债所需的外汇。
　　 由于几乎无法从海外借款，德国相应地减少了它的战争赔款的偿付。尽管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正在减少，但英国仍试图继续支付它那一部分的盟国间债务，这削弱了英镑，造成了在英国价格大幅下跌的同时，英镑价值下降。世界价格的下跌导致了战争债务清偿的真实负担的加重。结果，在美国财政部与其他国家财政部之间，在美联储与其他央行之间作出的决定比在正常的外交过程中作出的决定重要性要大得多也长得多。
　　 在国际账户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债权国可以控制各国的脉搏。世界经济形势被ZF间债务所控制，清偿这些债务所要求的货币转移，则远远超出了债务国中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产生盈余的能力。自此，各国ZF接管了私人金融家的业务，以政治谈判的方式缔结各种协定，建立各种体系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
　　 与此相反的是，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国际投资银行的权力则大为缩小。摩根财团在“一战”时是英国财政部的独家代理银行。但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时，摩根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纽约和国际金融界的统治地位。摩根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一度权势熏天的摩根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丧失了超越ZF的金融控制权。洛克菲勒旗下各金融机构此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存款银行。存款银行并不依赖国际债券的认购或买卖股票的投机。不久，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超越摩根银行成为美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大萧条时期：中国短暂的繁荣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国也未能逃脱大萧条的影响。在“二战”之前，中国一直都保持着银本位制度，成为当时国际金本位体系下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铜币。白银主要用作批发生意、长途贸易等大额买卖，还可用于缴税，铜币则主要用于零售的小额交易。当时中国货币市场十分近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各国货币与本国货币都在市场上流通。其中较为常见的外国货币有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亦称鹰洋或英洋、日本银元和法国人铸造的西贡银元。中国各省本土铸造的银币因背面往往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此外，还有可兑换白银的流通较少的纸币，由外国金融机构、国家和省级ZF、中国本土私人金融家发行。
　　 尽管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但世界白银市场却有伦敦、纽约、上海和孟买四大城市。其中伦敦是首要的白银市场，英国人操纵着白银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具有白银定价权。当时每天的白银价格均由伦敦的四家金银经纪公司决定。上海是中国本土白银交易的中心，但仅仅是世界白银贸易的被动接受者。
　　 在单纯金本位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只要比较含金量的不同就可轻松得到。但中国货币与其他金本位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却必须要先比较金银之间的兑换率，因此，白银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会有极为强烈的联动作用。
　　 1873～1931年，由于绝大部分国家逐渐放弃白银充作货币的功能，与黄金相比，白银大为贬值。1873年的金银比价是1∶15.9，到了1894年就涨到1∶32.59。除了“一战”时期，很多投资者购银保值，产银国却又禁止白银出口，银价曾有过短暂的上涨，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都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一方面，金贵银贱，加重了作为债务国的中国每年偿本还息的负担。1929年，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高达1.3亿两白银，银价若跌落10%，则中国财政负担就要增加10%。另一方面，银价下跌也会带来短暂的好处。
　　 除了在“一战”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白银的短暂时期之外，1933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主要由外国在华银行利用中国自由市场的特点大量输入白银牟取暴利。中国纸币以白银做储备，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基础。换而言之，白银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这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
　　 在金贵银贱的大趋势下，金本位国家由于黄金购买力上升，白银购买力下降，货币相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货币升值。这导致金本位国家的出口停滞，甚至倒退。反过来，中国受信用扩张的影响却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是粮食、棉纱与生丝等。
　　 就棉花来说，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都消费印度与中国的原棉，日本和印度还生产粗纱供给中国农村市场。白银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日元与卢比对中国货币的汇率，最终影响到中国的棉花价格和本土棉纺织业。白银价格下跌，中国从印度、日本进口棉纱或原棉的价格上涨，结果中国棉纱厂得到极大的发展。
　　 机械化的工厂需要庞大的原始资本投入，在当时中国没有良好的融资渠道，工业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向银行贷款经营，也没有一家工厂不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壮大的。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创建的申新公司，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即荣德生四子。1916年，公司初创时的外来资金是公司自有资本的2倍多，其中80%来自短期贷款和银行透支。到了大萧条时期，银价日贱，银行有更多的白银储备，信贷更是随之扩张。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各大银行对外放贷的主要对象便是工业企业。当时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1/3，其中66.7%是对棉纺织业的贷款。
　　 那时的中国信用匮乏，银行并非毫无保留，工业企业一般必须要以自身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来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则对工厂进行严密的控制。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申新公司的贷款就对该厂的生产经营与财务加以严格监督。
　　 申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其提货单必须要经过银行盖章，储蓄成品的仓库大门钥匙要交给银行掌管，重要账据和大宗的现金出纳要由银行会计人员来审核。因此，工业企业一旦失去银行的支持，就很难维持经营，结果只能倒闭。
　　 由于信贷扩张，从“一战”一直到1931年，中国经济都比较景气。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中国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这种繁荣却很脆弱。1931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开始上涨。在外国市场上，棉花、粮食和生丝等中国商品的价格随之暴涨，海外市场日益萎缩。反过来，印度、日本等外国生产的原料与成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优势却开始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村与中小城市立刻就陷入了内部冲突和混乱之中，各地军阀割据，关卡林立，赋税沉重，盗匪横行，于是大量内地城乡的白银有来无回地涌入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农村经济不振让主要市场在国内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陷入困境。1932年3月，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独立，在东北市场对国产棉纱和棉布课以重税，却对日货免税，更让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这很快便给跟这些企业关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从1929年年初到1931年9月，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下跌了50.5%，纽约市场下跌了51.1%。这段时期，中国物价上涨了21.2%。大量白银被投机者通过上海口岸输送到中国，这些白银均为投机性资本输入，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都会撤离中国。因此，投机性白银的输入只能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加剧中国汇率与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国外与中国内地白银最终都会聚于上海，上海金融机构拥有了充裕的白银储备，信贷能力大为提升。但由于工业企业的不景气，信贷扩张不仅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面对中国内地城乡的萧条与工业的衰退，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移到上海房地产市场。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白银，但其中一半的增长都来自于1928～1929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100万两，最多时可达到1 000万两。投机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投机者一旦购置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此作为抵押来购买更多的房地产。
　　 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农村经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一些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打出广告说：“进口出口均极暗淡，唯有地产一枝独秀。大量存银，唯有投资地产最为安全。如君有意，敬请垂询。积十七年之经验，服务咨询，包您满意。”
　　 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抓住上海金融宽松的条件，大量发行债券。1931年，鸦片贩子沙逊洋行经营的华懋地产公司发行了总额达30万两的债券，年利息率6%。两年后，华懋公司又发行了1亿两白银的债券，年利息率毫无变化。债券以房地产公司为后盾。沙逊洋行经营的另一个房地产中央地产公司发行了600万元的十元券，年利息率5.5%（1933年3月1日，中国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并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废除银两改用银币。3月8日，财政部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这些债券由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南京路上的地产及其房屋租金利润做支撑。这些资产总价值为5 190万两。由于房地产价格日趋上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债券。
　　 银行大量过剩的资金也均投向房地产。1927年前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处于第1、2位，后退居第5、6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租界拥有1 000多幢建筑，抗战前中国主要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也当仁不让，更是拥有多达1 200多幢的建筑。银行投资的房地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己营业用的房地产，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银行均有自造的大楼作为总行或总部的所在地。
　　 位于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银行大楼，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昂贵建筑。这是因为兴建一座高成本的银行大楼，不仅起到投资房地产的目的，也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证明，对潜在客户能起到极大的吸引作用，有利于业务的开拓和兴盛。二是经营性房地产，自己建造好后出卖或出租。很多银行为此建立了信托部，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收租业务。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随后英镑开始大幅贬值，伦敦白银市场上的银价开始攀升。随后，印度、马来西亚、越南、伊朗、日本等众多在市场上与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相继对外贬值本国货币，中国纸币对外币汇率下降的趋势终于开始逆转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出口锐减，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平衡国际贸易赤字，中国迫不得已大量出口黄金和白银。仅在1932年，中国就净出口白银734.6万元。到了1933年，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中国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逆差竟达7 337.39万元，结果净出口价值1.89亿美元的黄金和1 420万美元的白银。金融机构的硬通货储备急剧下降，信贷随之紧缩。
　　 美国是生产白银的传统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66%和白银冶炼的77%。白银主要集中在西部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7个州生产。来自这7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为核心形成了白银利益集团。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严重打击。于是，白银集团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白银集团视中国为眼中钉。他们认为，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银本位制的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产品。此外，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1934年6月，在白银集团的游说下，罗斯福ZF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才结束。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
　　 结果，在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更为迅猛地上涨。将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至少可以得到50%的净收益。在华外国银行成为白银外流的主力和急先锋，外资银行拥有治外法权，又有大量的白银库存，如1933年年底上海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为2亿7千多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50.4%。这些银行将大量白银运出中国，让中国金融形势变得更为摇摇欲坠。美国则为白银的主要进口国。从1934年9月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ZF每月平均收购白银2 400万盎司，到1935年6月30日为止，共收购了2.94亿盎司白银。
　　 中国ZF只好通过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以阻止白银外流之势。但是，大量的白银转向华南经由中国香港出境或华北地区，然后再走私出口到境外。其中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日本人在进行走私白银的活动。日本通过中国银价与世界市场银价的价差积累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的币值。针对中国外汇存底有限的情况，日本正金银行在1934年11月和12月间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维持汇价。当时中日之间正处在爆发全面战争的前夕，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不啻为助纣为虐。结果，在华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35年9月时白银库存只占到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7%。
　　 很快，白银大量输出导致了中国物价下降，白银储备降低，信用收缩，利率上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仅在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1 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降低60%。由于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时发生了灾荒，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
　　 房地产亦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格上涨的势头终于发生了逆转。租界房地产交易额逐年降低，1931年还达到1.31亿元，到了1934年仅为0.12亿元。据当时报纸记载：“往昔上海市况繁荣，地价与房租，随之昂贵，其价之高，不特为全国各地冠，亦渐占世界之地位。今市况萧条，工商业者对于巨额房租之负担，夫岂能胜。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地产极度衰落，价格狂跌，交易完全停顿。”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萧条，金融业也受到严重冲击。中外银行以房地产为抵押品或担保品放出巨额贷款。随着房产价格与交易额的急剧下降，银行贷款收不回，流动性丧失，资金周转失灵，很多银行只好关门大吉。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倒闭了17.9%的民族资本银行，18.2%的钱庄。
　　 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奖具有本质的差别）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ZF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最终，中国ZF只有放弃银本位制度，实行法币改革，走上了恶性通胀的不归之路。
　　

　　千疮百孔的意大利
　　 意大利在“一战”中大发战争财，出现了一批金融与工业垄断寡头。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生产军火的昂萨尔多集团，1914年，其固定资产仅4 200万里拉，战后总资本已达5.88亿里拉。如今的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当时主要生产机枪和飞机、军舰发动机等军火，资本金战后增加了7倍，达到2亿里拉，员工人数也从战前的4 000增加到战后的4万。战争期间金融资本渗透到意大利的各个部门，出现了以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贴现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罗马银行为中心的垄断金融集团。意大利商业银行资本金为2.73亿里拉，主要与冶金、航运和电力工业关系密切。意大利贴现银行资本金为1.68亿里拉，主要控制着靠协约国订货而发展起来的冶金和食品机械工业。意大利信贷银行资本金1.2亿里拉，主要控制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的产业。罗马银行资本金1亿里拉，主要靠昂萨尔多公司支撑。
　　 有喜也有忧，“一战”让意大利政府债台高筑。年国民总收入200亿里拉，在此期间的战费支出高达650亿里拉，相当于4.7亿英镑。其中有200亿外债，350亿内债。内债总额由1910年的140.89亿里拉上升到1920年的950.17亿里拉。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巨额债务仍不足以应付战争，还必须要超额发行纸币。1915年6月30日全国货币流通额为38.56亿里拉，1917年6月30日为58.15亿里拉，1917年12月30日增加到84.25亿里拉，1918年上升到117.50亿里拉。在1920～1921年，意大利财政收入只能满足37%的财政支出。1922～1923年，国债又增加了452.95亿里拉。
　　 国债的利息支出成为意大利沉重的包袱，纸币的超额发行导致了严重的通胀。随着战争的结束，工厂订单下降，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失业者的队伍日益庞大，工人阶级生活贫困。战后的意大利陷入金融混乱、财政崩溃和物价腾飞的困境。民以食为天，无法填饱肚子的意大利人终于开始起来反抗了，都灵、米兰等城市发生了群众暴动事件，一时间，意大利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16年，意大利全国各地举行的罢工达1871次，参加者55.4万人；1920年工人运动的声势更加浩大，全国举行罢工2 070次，参加者猛增至231.4万人。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还有至少60万工人参加了占领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
　　 动荡不安的社会是法西斯诞生与壮大的温床。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早年信仰社会主义，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社会党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初名意大利劳工党，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1年其左翼另组共产党，1922年被墨索里尼政权取缔。1915年，墨索里尼退出社会党，1919年，他创建了以古罗马“棒束”标志为党徽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该组织大量吸收退伍老兵、中产阶层青年、失业大学生和军官，以及因政治混乱和经济困难而心怀不满的社会中下层民众。
　　 很快，墨索里尼的队伍被金融与工业寡头看中。1918年2月，昂萨尔多军火集团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0年，米兰电力经营联盟和伦巴底钢铁与机械产业的巨子们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2年，墨索里尼还得到菲亚特公司董事长阿涅利、皮雷利公司董事长兼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皮雷利与意大利大金融家尼蒂的支持。尼蒂是意大利贴现银行创始人之一，代表着意大利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
　　 意大利政府也开始公开把法西斯行动队作为军警与宪兵的辅助力量来使用。意大利法西斯迅速成为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打狗棒。大批法西斯打手组成别动队，以共产党与社会党为首的左派革命组织为目标，采用残酷的手段疯狂镇压甚至杀害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法西斯分子被寡头们赞美为制止革命运动的“复仇天使”。
　　 1922年10月，在意大利金融界与工业界的支持下，墨索里尼指挥法西斯党军事组织“黑衫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并夺取政权，任内阁总理。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秘书长奥利维蒂专程前往米兰会见墨索里尼。意大利工业寡头组织——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声明“对法西斯新政府表示热烈欢迎”。11月6日，十几位意大利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前往首相府会见墨索里尼，当面表示祝贺与支持。
　　 墨索里尼接管的意大利当时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府财政亏空，赤字连连，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面对这样的局面，墨索里尼开始进行经济整顿，首先是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将大量原本用于政府支出的资金投放到工业上。为了解决6 000亿里拉财政赤字的问题，墨索里尼任命法西斯政治经济学博士德斯太芬尼做财政部长。经过他的巧妙增税和发行公债的办法，仅两年时间，收支就平衡了。实际上，他是把债务全部转嫁到人民身上了，难怪墨索里尼坦承：“在我们没有很多天然财富的基础上，我非常钦佩我国人民忍受重税压迫的能力。”大量固定资金的投入和公用事业的建设，电力、机械、化工、纺织等当时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意大利工业发展发生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