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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形象从无到有、从英雄到寄生虫的转变过程，折射出了近代法国的沧桑巨变
文 | 乐启良
当下，公众舆论对企业家的看法正陷入严重的分裂。一方面，从1978年开始，官方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资本家”三个字，不少书报专著都称赞企业家锐意进取，富有冒险精神，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角；但另一方面，不少人斥责企业家致富的密码在于剥削员工，欺骗消费者，一些公司的“爆雷”恰恰提供了例证。作为法国史研究人员，面对当前的舆论形势与社会心态，不禁让我回想到发生在19世纪前后法国社会的一场大辩论：企业家到底是英雄还是寄生虫？企业家到底是什么？笔者无意做出评判，只想结合自身的学习和研究，指出在法国近代历史上，企业家的两种形象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在法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为解决迥然不同的矛盾而构建的观念产物。大体而言，企业家英雄形象的构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反对绝对君主的结果，是个人向国家、向社会要自由的结果；相反，企业家的寄生虫形象，则是工业革命爆发后，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产物，是早期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产物。
企业家是“现代英雄”
只要谈起企业家，我们便会下意识地得出结论说，市场自由程度高、经济繁荣的国家也必然是企业家的王国。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市场自由是企业家得以生存的先决条件，经济繁荣是企业家群体活跃的显著标志。但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对企业家精神作出系统阐述的理论家却未必来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20世纪，对企业家的职能作出精辟论述的经济学家可谓凤毛麟角，他们主要来源于西欧经济圈的边缘地带——奥地利。同样，最早提出企业家概念，最早构建企业家精神的人也不是来自民主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而是在政治上相对专制、在经济上更为落后的波旁法国。企业家形象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路易十四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批判绝对权力、反对垄断经济，争取自由尤其是市场自由的努力密不可分。在中国，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齐名，在位时间长达72年（1643-1715）。总体而言，路易十四的统治制度可概括为三句话：在政治上，建立绝对君主制。由于童年时期经历两次重大叛乱，仓皇出逃巴黎的狼狈经历让路易十四毕其一生，打击分裂势力，削弱贵族影响，加强对天主教会的控制，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机器。经过不懈努力，法国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巅峰，他也不无得意地宣称“朕即国家”。
长期战争与高额税款促使投石党运动爆发，1649年，安娜王后带着路易十四、首相、众多贵族以及一干随从逃离巴黎
在军事上，热衷拓展领土。路易十四是“自然疆界”学说的信奉者，竭力拓展法国版图，希望囊括东到莱茵河、北抵大西洋，西接比利牛斯山脉，南至地中海的广袤土地。为此，路易十四先后发动多次战争，战局有胜有负。最终，路易十四为法国增加的领土面积可以忽略不计，算是白忙活几十年。在经济上，推行重商主义。路易十四任命重商主义主义者柯尔伯为财政总监，这个职务类似中国的宰相。重商主义者很像今天国内的“实体经济”爱好者，且信奉“零和游戏”的贸易理念，所以他们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企图尽可能地把金银留在国内。绝对的政治权力、连续的军事战争以及重商主义给路易十四本人带来了无尽的荣耀，但高压统治、沉重赋税和垄断经济让法国失去活力，人民更是贫困不堪。对于绝对君主制的弊端及其恶果，自由贵族以及同情他们的知识分子看得很清楚。沃邦元帅当着路易十四的面，痛陈法国人民的惨状。他指出，法国有十分之一流离失所，以乞讨为生；十分之三是疾病、债务和官司缠身；十分之五的人无力帮助别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且，王室政府是表面光鲜，实际上债台高筑。在路易十四逝世之际，财政亏空高达13.4亿，是当时王室年收入（7000万锂）的将近20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批判王权专制、要求宗教宽容、实行经济自由的呼声为什么会日渐高涨。在年幼的路易十五登基后，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试图重整朝纲，恢复贵族特权，重建高等法院，而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赤字的燃眉之急。奥尔良公爵摄政任命苏格兰财政家约翰·劳（John Law）为财政总监。约翰·劳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成立国家银行（Bank Générale），印刷纸币，以应对贵金属匮乏而造成的流通不足；二是将法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殖民地及其收益作为抵押，成立“西方公司”，用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募资，并允许人们使用国家银行的纸币购买。
这一时期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处于前工业化时期，海外贸易主要进行商品交易和原材料贸易，从事远洋贸易的风险极高，收益也不稳定
结果，法国引起了一股投机热潮，西方公司的股票发行价为500锂，但在很短时间内攀升到18000锂。最后，由于投资收益远远不及预期以及接二连三的政治阴谋，股票价格狂泻不止，最后化为乌有。“密西西比肥皂泡”导致成千上万的法国人破产，但也有少数人大发横财。其中，在巴黎从事金融生意的苏格兰人理查德·坎梯隆（Richard Cantillon）因为和约翰·劳同为苏格兰人，与之过从甚密，依靠内幕消息进行低吸高抛，据说收益高达2000万锂。
1719年12月，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升到了最高的2万利弗尔每股，之后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坠。到了1720年12月的时候，该公司的股票面值仅剩下了155利弗尔每股
约翰·劳的改革带来了一场金融灾难，也助长了法国人对纸币、股票与证券等金融手段的不信任。和英国相比，法国在建设现代商业体系、货币制度和金融市场的过程中，走了更多弯路，付出了更大代价。无论是战争筹款，抑或私人企业和公共工程的融资，法国拥有的手段更少，付出的成本却更高。从经济史的角度而言，约翰·劳对于商业和货币的许多看法无疑超越了时代，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作为“密西西比肥皂泡”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坎梯隆同样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坎梯隆深知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在1734年撰写了一本重要的经济著作《论商业》，但这本书直到1755年才正式出版。坎梯隆在书中阐明商业自由的必要性，提出土地生产财富的原则，分析各种影响商品价格的社会的与自然的因素，强调金银的流通遵循供求关系的法则。
理查德·坎蒂隆是第一个认识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的经济学家。他进而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这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
《论商业》对重农学派、亚当·斯密等人均产生过影响，也因此，有人将坎梯隆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当然，将坎梯隆誉为西方“政治经济学之父”也许有争议，但把他视为现代企业家理论的首创者，却是西方学界公认观点。坎梯隆的企业家理论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方面，商业社会是自由社会，也是风险社会。在约翰·劳的“密西西比肥皂泡”事件中，巴黎市民自由买卖股票，有人变得腰缠万贯，更多的人却落得倾家荡产的地步。坎梯隆指出，风险是商业社会的基本属性，各行各业皆有风险，从业者的收入和他们承担的风险大小成正比。另一方面，企业家敢于冒险，但收入并不确定。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坎梯隆最早构建了企业家的概念，但他的界定很宽泛，但凡需要承担风险，收入不确定的人，如农场主、工业主、商人、工匠、裁缝、画家、医生、律师、乞丐和小偷，皆属于企业家的范畴。反之，任何无需承担风险，拿固定收入的人，如将军、廷臣、仆人等，则不属于企业家阶层。所以，企业家最能体现商业社会的气质，他们不甘过安稳的生活，自愿选择前途不定、风险未知的行业，并接受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不管将来是日进斗金，还是一贫如洗，他们都要坦然面对。坎梯隆以后，冒险精神似乎构成了企业家的本质属性之一。坎梯隆的遗著《论商业》之所以能够重见天日，离不开重农学派的整理出版。作为绝对君主制的温和批评者，作为重商主义的激烈反对者，重农学派将坎梯隆的著作视为灵感来源之一，并创造性地发展他的企业家学说，并不令人意外。和坎梯隆的论断相比，重农学派构建的企业家形象更为丰满：首先，企业家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以魁奈（Quesnay）为首的重农学派强调土地和农业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来源，把土地的耕种者尤其是租地农场主看成是主要的企业家，“他们凭借智慧和财富让自己的企业增殖”，是君主、贵族、教士、工人、艺术家的衣食父母，是各行各业的收入来源，是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公共工程、国家安全的基石。
由于魁奈的医学上的成绩和治好国王、太子疾病的功劳，由国王赐封为贵族。魁奈移住凡尔赛宫后，有更多的机会同哲学家和思想家交谈，借以熟悉法国的政治经济情况
重农学派的另一位大佬杜尔哥（Turgot）批评魁奈对财富来源的定义过于狭隘，认为一切劳动而不仅仅是农业劳动创造了财富，主张把工业家、商人、运输者和矿主也纳入企业家的范畴。其次，国家不能对企业家征收重税。既然企业家是财富的创造者，那么国家在征税时，必须保持节制，不能杀鸡取卵，至少要保证他们能够收回成本，并获得足够的利润，足以养活他及其家庭，足以补偿投入生产的风险、利息和辛劳；否则，财富再生产便无从谈起。再次，国家应当保障企业家的经营自由。重农学派不仅要求君主克制征税的冲动，也反对行会制度的垄断。在他们看来，自由催生繁荣，垄断滋长罪恶。他们呼吁取缔行会制度，抨击垄断经济只会让少数人发横财，却让更多的人饥肠辘辘甚至饿死。他们劝告人们不要害怕市场自由，不要拒绝竞争，因为市场自由只会鼓励企业家制造物美价廉的产品，最终造福整个社会。最后，社会应当正确看待企业家的利润。杜尔哥奉劝国王和民众不要犯“红眼病”，妒忌企业家可能获得的高额利润，而是应当允许他们获得“和风险成正比的补偿”。在创办企业时，企业家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够收回成本。他们有可能获得幸运女神的垂青而发财致富，也有可能遭遇不幸而倾家荡产。杜尔哥在担任财政总监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一系列法令，取缔关卡、劳役与徭役。他希望贯彻其精神导师古尔奈（Gournay）所倡导的“自由流通、自由放任”，在法国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路易十六的摇摆，杜尔哥黯然下台。杜尔哥的改革虽然功败垂成，但还是在法国播下了自由的火种。大革命爆发后的1803年，让-巴普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发表《政治经济学概论》，重申市场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的原则。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首先创造了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词，指的是“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产量较小的领域，转到生产率较高、产量更大的领域”的人
萨伊表示，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总是要遵循一些不可更改的铁律，它们植根于事物的本质，人们只能认识它们，而不能创造它们；“它们支配着立法者和君王，他们若有违反，必遭惩罚”。《政治经济学概论》的自由气息令拿破仑心生厌恶，他命令萨伊进行修改。萨伊予以回绝，辞去保民院的官职，回到家乡创办一家棉纺厂，并大获成功。波旁王朝复辟后，自由之风重拂法兰西大地，萨伊重新把精力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写作、教育和传播上。创办棉纺厂的经历使得萨伊对市场经济深有感悟，他对坎梯隆、重农学和亚当·斯密所创建的经济学称为“抽象的经济学”，而把自己构建的经济学誉为“实践的经济学”。萨伊指出，通常而言，生产活动离不开三类人的劳动：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发明生产的知识理论；企业家承担转化工作，把知识理论用于制造产品、提供服务；工人负责执行企业家的生产指令。其中，企业家最为重要，没有他对生产要素的精明组合，产品断无可能面世。相应地，在财富分配上，企业家理当独占鳌头。企业家之所以有资格获得高额收入，除了支配财富的生产外，还基于两点：一方面，企业家要面临巨大风险。萨伊指出资本家和工人可以确定地，至少可以优先获得各自的利息和工资，因而不必承担风险；相反，企业家处于另一种迥然的处境，“风险总是随处可见，哪怕是经营最好的企业也无法避免。企业家即便没有犯错，也可能损失财富，甚至身败名裂”。另一方面，企业家必须具备非凡的品质，才可能获得成功。除了熟悉从事生产的行业外，他们需要拥有非比寻常的判断力，能够洞察人性，准确判断市场需求，精确估算生产成本、销售价格以及可能的最终收益；他需要拥有发明的天才，能够把产品从理念变成现实；他需要具备超强的组织能力，能够调配资金、原材料、机器和工人进行生产；最后，他还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能够从容应对意外、亏损和失败带来的焦虑。在19世纪上半叶，还有许多法国经济学家也很重视企业家的作用，并证明他们获取高额利润的正当性。1829年，约瑟夫·德罗兹（Joseph Droz）在其《政治经济学》中指出，工人不要抱怨企业家的收入高于自己，因为企业家在创办工厂前，为了获得必要的生产资金，必须从父辈继承遗产或者靠取得他人的信任进行借贷；在支付原材料和工资时，必须精打细算，否则便会亏本；在生产期间，他还得吃常人所不能的苦，忍常人所不能的痛，做常人所不能的事。1830年，夏尔勒·杜诺瓦（Charles Dunoyer）在《社会经济学新论》中将企业家应当具备的可贵品质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商的才干”，包括针对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的判断能力，针对企业的管理能力以及针对生产结果的预判能力、审计能力和验算能力。另一类是“专业的才干”，即对本行业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超强的转化能力、精明的劳动能力等。
杜诺瓦认为工业社会的政府应该浓缩为只具备司法权力的机构，依靠一种立法权，将社会运作规则制定出来，政府在执法权的确保下执行政策
此外，约瑟夫·罗西（Joseph Rossi）、约瑟夫·加尼埃（Joseph Garnier）等经济学家也或多或少阐明了企业家冒高风险但也获得高利润的特性。鉴于企业家创造财富的核心地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甚至主张，企业家应当成为市场社会的政治领导人。最典型的代表当属革命神甫西耶斯（Sieyès）。在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里，他提出了劳动创造财富，也创造政治权利的逻辑，宣扬社会应当由第三等级而不是由贵族统治。1830年登上历史舞台的奥尔良王朝更是把企业家推上了权力舞台的中央。在整个七月王朝期间，银行家、工业家和批发商如日中天，他们不仅拥有庞大的财富，也因为纳税选举在政治领域呼风唤雨。路易·菲利普由“街垒的国王”变成了“交易所的国王”，银行家拉斐特和佩利耶担任过首相。拉斐特兴奋地说过，“从此以后，银行家们在统治”。有鉴于此，就连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约瑟夫·蒲鲁东也禁不住感叹，企业家是19世纪欧洲社会的“真正的英雄”和“劳动之王”。
企业家是寄生虫
1815年，随着拿破仑帝国的灰飞烟灭，社会活力得到释放，工农商业蓬勃发展，法国经济在1814-1844年期间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起飞”。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饥馑现象开始绝迹于法国。与此同时，企业家在法国的社会声望也日渐盛隆。早在1825年，就上演了一出喜剧《企业家》，它不无嘲讽地指出，在当时法国，“人人争当企业家，人人要嫁企业家”。然而，经济的整体繁荣没有普惠所有人。和英国一样，工业革命没有消除法国的贫困现象，反而扩大了它的贫富差距。在经济起飞阶段攫取了巨额红利的银行家、工业家与批发商们拥有豪宅良车，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反观成千上万的制造业工人，他们每天在狭小局促、高温潮湿、令人窒息的车间里工作时间长达14-16小时，却只能以黑面包、土豆与劣质果蔬充饥。不断拉大的财富鸿沟还造成了富人和穷人出现了惊人的健康差别。在当时，贫富差距及其造成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和生理的不平等引起了广泛热议，也催生了不计其数的调查报告。社会精英纷纷投身贫困问题研究，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解决方案。为了理解贫困现象，人们发明或者重构了许多专有名词。“贫窭”（pauperisme）的说法无处不在，用以形容繁荣时代的工人贫困；罗马时代的“无产者”（prolétaire）概念迅速流行，成为工人阶级的代名词；“工资制”（salariat）日趋负面，许多人将之看作是“人剥削人”的最新形式，认为工薪者的命运远不如古代的奴隶和中世纪的农奴。
经济欣欣向荣，工人却为何陷入贫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服膺者倾向于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贫穷，主要是咎由自取。在贫困工人身上，鲜见中产阶级的审慎、节俭、储蓄等美德。例如，许多男工酗酒成性，宁愿把最后一分钱花在酒馆，也不在乎自己的妻儿是否还有面包；不少女工的堕落也不遑多让，她们为了购买时装，挥霍无度，有人在身无分文后，还会不知廉耻地做起皮肉生意。不过，将贫穷归咎于工人的道德解释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愤慨。欧仁·比雷（Eugène Buret）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他抗议说：“工人阶级的肉体与灵魂都遭到了工业的肆意蹂躏。”法国社会主义者更是完全拒斥道德解释论，强调精英人士当中同样不乏腐败堕落者。针对为工人的道德状况感到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米歇尔·舍瓦利耶（M.Chevalier），蒲鲁东反唇相讥：“请你只关心我的收入吧！至于我们的灵魂，还是让我自己来操心好了！只要给我生命与财富，我便自有宁静的心灵。”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认为它们维护剥削，扼杀自由。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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