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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喜欢想大事。他就任美国财政部长不久，就为美中关系勾画出一幅宏图。保尔森希望通过持续的高层接触，关注推动中国经改，取代两国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吵。保尔森的愿景令人赞赏，但他能够达标吗？
虽然保尔森9月的北京之行未能取得重大突破，但还是获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果。中国已允许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小幅升值。就更重要的近期目标而言，保尔森将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对中国贸易制裁的威胁，推迟到至少明年之后，令中国不太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时成为一个问题。
但在美国政府当前的“恐华”氛围中，上述成果不过是“减少损害”(damage limitation)。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的长久改善，将取决于中国是否认同保尔森提出的加速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议程，尤其是金融体系改革。
中美进行高层战略对话，听上去不错。但说服中国的中央政府转变政策，只是施加影响的第一步。让变革在地方得以实施，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局外人眼中，中国领导层似乎无所不能。可若让固执的省市政府服从中央意志（即便有此打算），则需付出巨大努力。目前，中央政府力图控制投资过热，便说明了这一点。
近期而言，还有两个障碍。一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对改革的抵制。（对控制这些人士，中国领导层如今似乎更为自信）。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明年年底任期结束前，忙于巩固权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的权力斗争。
此前，美国决策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可能就汇率政策或其他方面作出重大决策。那不仅会消耗政治能量，还会让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甚至在一些往日的改革派中盛行。中国商务部一度是政府内最崇尚自由经济的地方，如今听上去倒更像是保护主义的支持者。那些力图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官员，也越来越不敢批准新的交易。
关键问题是，上述现象究竟是一时的势态，还是预示着更为长久的变化。在中国，这很难确定。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在过去25年的多数时间中那种大力改革和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冲劲。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今中国领导的重点不同。与前任相比，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更为谨慎，更关注国内事务。尽管他们同样重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但首要之务则是保持社会稳定，而非推动可能影响稳定的结构改革。
中国经济实力提高，也减少了加速改革的政治胃口。短短数年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拥有两位数的增长和巨额外汇储备。世界对中国的表现赞赏倍至，令中国领导人感到得意。他们似乎因此认为，其职责就是管理，而非引发快速变革。
外国企业争相从中国的增长中分一杯羹，它们愈加乐于将技术以及工厂转移到中国。有时，外企高管还无耻地讨好中国当局。这都增强了中国政府认为现行政策正确的信念，而对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也不像以往那样感激。
当然，事实可能证明，这些都是危险的自大情绪。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骤降，中国相当扭曲的经济和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就可能出现严重问题。然而，中国此前曾挺过经济风暴。只要中国政治制度不变，就有可能再次度过难关。不过，若要认真解决其结构缺陷，所付代价可能就要高得多。
迄今为止，上述趋势均未阻碍或逆转促进竞争的市场改革。但是，改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长的经济自信（甚至自满），正在孕育一种更为渐进的方式。这种方式减少了对外国技术和资本的依赖。中国的决策者把新技术视为下一阶段发展的动力。就此而言，全力提高国家自足，成为目前工作的重点。
这一切指向一个前景更难预料的议程。这一议程既受制于各种交错的政治力量变化，也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一点在9月份有所印证。一位高层监管者当时表示，开放中国金融服务行业，接受更多国际竞争，对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实力至关重要。可就在几天后，中国政府宣布，至少在一年内，不会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经纪行业。
为应对这种不确定的前景，中国的改革者需要一切可能获得的协助。华盛敦提供这种协助是对的。至于能否奏效，能否及时平息美国政界对中国的不耐，则是另一回事。保尔森的对华外交赢得一些时间。他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证明能够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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