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思制度经济学的读书笔记

謝謝分享～

我也觉得制度经济学的东西挺不好理解的

谢谢楼主

谢谢分享啊。。。。

谢谢楼主分享，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诺思制度是什么样的，先留着了

感谢分享~~~~~

国际惯例，限定后看，呵呵。

学习一下 看看楼主的思考方式

试论诺思的经济增长学说——制度变迁理论
摘  要：本文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个方面介绍了诺思的经济增长学说。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根本上取决于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在于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然而，意识形态能突破这一制度变迁基本原则的约束，从而不仅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而且有时对制度创新者来说，即使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也会义无返顾地推进制度变迁。对于一个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的社会，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它“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说明，好像也不符合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张军，1997）。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今天是从哪里走过来的，但却无法说明它的演变机理。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描述为一个谜（张维迎，1998），剑桥大学的诺兰（Nolan，1993）称之为“中国之谜”，布坎南（Buchanan）则说：“中国是个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汪丁丁，1998）。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本、人力和技术三大要素。 但是，经济发展史表明，有许多经济现象是这三大要素无法说明的，而要说明这些经济现象，则必须加入第四个要素——制度。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和技术以及其他资本一样都是一种稀缺的发展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制度是推动或阻滞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在经济分析中，无论是把制度抽象掉，还是把制度作为既定前提，都无法解释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和取得的经济实绩。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而另一些国家富裕呢？为什么有的国家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其他国家的经济却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呢？这正是诺思的经济增长学说——制度变迁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他说：“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和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三块基石：“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

一、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力——产权激励

    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何在？自《国富论》以来，这就是经济学界一个常青的主题。古典主义多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提高储蓄和投资作为增长的主要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式、麦迪逊模式典型地依循该方法；结构主义从一国经济社会和技术结构出发，以非均衡方法展开分析，如纳克斯、刘易斯、罗斯托等人；新古典主义侧重微观和个量分析，大多采用一般均衡、竞争性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因素，如索罗模式、罗默和卢卡斯模式等。诺思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着狭隘性，它们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过多地强调了技术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即消除“搭便车”行为，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其目的就是要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普遍的激励效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活动的创新提供激励，没有为私人收益确定产权制度的保证。
    诺思认为，新古典理论在分析时间推移过程中的经济绩效时，包含两个错误的假定：即制度无关紧要和时间无关紧要。这样，纯粹的新古典理论，虽然具有数学上的精确和雅致，塑造了一片无冲突的、静态的天地，但是，当把它们应用于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研究时，由于只注重于技术发展（近来又重视人力资源），忽视了体现于制度的激励结构，因此，解释力并不令人满意。诺思认为，分析经济史时有必要增加制度和时间两个因素。正由于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技术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才有必要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
    产权理论有助于解释人类历史上交易费用的降低和各种经济组织形式的替换。如果假定国家是中立的，根据产权理论，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在充满稀缺和竞争的世界里，解决问题的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竞争将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替代无效率的经济组织，为此，人类不断地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努力。有效率的产权应是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因而，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这样才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诺思通过对发生在欧洲的两次经济革命的分析，实证了他的观点，即产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诺思的产权理论也可用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低效率：即产权界定不清，个人或组织创新活动的收益不能得到保证，从而使经济组织缺乏激励机制。因此，我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明晰产权，保证创新收益，来消除“搭便车”行为，从而对经济增长起了激励作用。

二、国家在产权形成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在理解一个经济的绩效时，政治与经济之间具有无可争议的内在联系，而且在现代世界中ZF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以及由它实施的无所不在的各种管制，是经济绩效好坏的最关键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发展一个真实的政治经济原理。 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国家模型。
    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组织的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便应运而生，籍以维护经济增长。根据产权理论，如果国家是中立的，有效率的产权形式将激励个人或组织进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实现经济的由其资源禀赋决定所应有的增长，那就是因为该国家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足够的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得到应得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
    “关于国家的存在有两种解释：契约理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 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进一步讲，国家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重作用：如果国家界定和行使有效率的产权，将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这种观念起源于“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使得权力集团收益最大化而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这就是有关国家的“掠夺论”。那么，一个国家究竟会是契约性国家还是掠夺性国家呢？诺思提出了“暴力潜能分配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掠夺式国家。
    国家的契约理论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交易结构。公民向国家交税，国家则向公民提供安全和有效的产权。国家在与公民的交易中充当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色。事实上，往往国家不是什么交易结构，而是一个统治阶级的代理机构，其基本职能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国家通常规定和实施一套使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的产权结构，而不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诺思看来，国家理论不仅要对造成无效率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本质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还要说明历史上国家的不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由彼此间具有特殊联系的一套复杂的制度构成的。为了获得收入，国家以规则和命令等形式建立一套能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与伦理规范和行为约束机制，国家还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设定了不同的产权形式。国家首先要考虑不同选民的不同机会成本（这将导致产权结构反映选民集团的政治力量），其次要考虑统治者监督经济绩效的费用，这样才能使其收入最大化。同时，国家还要面临其它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国家才会提供促进经济活动的公共物品或基础设施。因此，国家是在下述目的下建立的：设立财富分配方式；在竞争性世界中界定一个保护体制；为执行体制设定一个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思建构国家理论的目的，是要用它来说明无效率产权为什么出现了、在时间上为什么国家会出现兴衰等重大问题。
    诺思认为，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如保护和公正）作为交换。由于国家提供这些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因而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它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产权所得收入的总和。第二，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区别对待它的各种成员。为使国家的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出不同的产权。第三，由于总是存在着能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面临着其他国家以及在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的竞争，而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因而，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在竞争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统治者会同意一个有利于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经济整体效率的影响。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其目的有二：一是界定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及其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以实现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抑制对其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的反对派势力的生长；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建立有效率的产权，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