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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晨报
“现在奖励名目过多，但是质量欠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术浮躁。”近日，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就现在的科技奖励机制和学术评价制度提出了批评。
中国有句名言，描述做学问人的一种偏执状态，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做学问做到舍生取“道”的地步，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然而，现在做学问似乎成了某种“经营”，大学里教授不教、讲师不讲，科研院所“跑部钱进”，专家学者不时陷入抄袭疑云……芜杂的现象背后，是一颗颗急功近利的心。学问一旦成了通货，所谓“突破”云云就纯属忽悠了。
学术浮躁，浮躁到这样的现象进入了2011公务员考试 “申论”试题。未来的公务员们要想想大学学术为什么浮躁，这个社会更该想想学术浮躁该如何终结。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局副局长陈越给了一个数据：过去10年间，共有318人次因学术不端而受到基金委处罚。受处罚自然是因为丑闻东窗事发，更值得警惕的倒不是“不端”——因为“不端”就像中秋晚会上的假唱，任你怎么狡辩，总有遮不住的马脚“以资欣赏”——但浮躁是个不着痕迹的事情，抓不住什么责罚的把柄，却也拿不出什么扎实的成绩，为祸之烈，不输贪腐——既光明正大地靡费国家财政，又恶化了人才生存环境。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表明：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搞学术的不少流往国外，如果说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又如何解释建国初期海外精英的“归国热”？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深得人心的台词，“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 ”这话其实还须补充一句：21世纪什么最最重要？留住人才的学术机制！学者汪丁丁以近些年的书界为例，认为其多能以“滥”或者“烂”字黯然概括，这一特征性事实，是“利维坦”意义上的恶性增长。
“不端”再多，总是离奇个案；浮躁再少，却是群体心理。有人认为这是不靠谱的奖励过多，才导致学术不再学乖、进而利欲熏心。这个说法自然有一定道理，逐利是人之本性，学术工作者也是人，朝闻夕死的神仙毕竟是小概率。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研奖励并不算多到离谱，奖励范围与奖励标的很多也只是“意思意思”而已，何以一下子就好心办成了坏事？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现实：我们其实并不善于激励学术进步；更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又不善于规范学术底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犯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错误：以行政化思维对待学术生成规律。一是行政集中科研资金，以官场逻辑配置学术资源，“摆得平”与“吃得开”才是学术场上的主角；二是无视学术自治，消弭了正常语态下的学术批判权，说真话者往往被“逆淘汰”，譬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落选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何祚庥院士此后也只能表示“公道自在人心”；三是学术领域缺乏惩戒规则，“不端”也好、浮躁也罢，罚单力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抄袭叫作“过度引用”、剽窃也只是“不规范”……捞钱多、罚款少，学术明星化、科研泡沫化——只奖不惩、奖又奖不到位，学术生态早不复培育“大师”的当初。
学术是个慢性子的事物，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只是，身处当下这个时代，耐得住吗？（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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