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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试试删掉政策发生后的样本,然后再假设政策发生时间提前,跑一个DID观察系数是否不显著。
吕越等(2019)的一个安慰剂检验做法就是把政策事件设定在2013年之前的某个时期,且样本期设定在2005 —2013年,文章主回归的样本期是2005-2016,政策发生时间是2013年。
参考文献:[1]吕越,陆毅,吴嵩博,等.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J]. 经济研究, 2019, 54(09): 187-202.
至于为什么只把政策提前,不改变样本期间,DID系数仍然显著?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政策持续产生较大的影响,导致政策发生后每一期的y值和政策发生前相差很大造成的。因为如果把双重差分回归下DID的系数理解为事后实验组真实y的均值-事后控制组的y的均值-事前两组y的均值差。将政策提前一年,没有改变实验组和处理组的构成,但是改变了计算的事前事后的y均值。假设政策导致了y增加,当增幅较大,且连续几期都增加时,把政策提前一年时得到的DID系数,相当于在原系数的基础上,把一年不受政策影响的样本放到事后计算,虽然拉低了事后控制组的均值,但是影响不大,导致把政策提前一年回归得到的DID系数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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