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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文献简介
▪ 文献来源：盛斌，刘宇英.走出产品“舒适区”：企业数字化与出口产品转换[J].中国工业经济.2024.8:61-79▪ 数据与代码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https://ciejournal.ajcass.com/）▪ 关键词：数字化; 出口产品转换; 差异化; 技术密集度▪ 主要内容：产品转换升级既是出口企业应对外部市场冲击的理性选择，也是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本文从硬件数字要素投入和软件数字要素投入双重视角构建企业数字化水平的衡量指标,考察数字化对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逻辑。研究发现,数字要素投入越多的企业越倾向于调整出口产品种类,且在三种互斥的产品转换模式中,数字化促使企业选择“淘汰旧产品的同时增加新产品”的转换策略,但该影响仍以提高新增产品率为主,最终导致出口产品范围呈多元化演进态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主要通过生产层面(创新驱动和生产率优化提升)与交易层面(出口信息成本削减)强化企业产品转换倾向,但对于转换模式与产品范围，上述三条渠道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通过产品转换推动企业出口产品向差异化、高技术密集度和低替代弹性方向迭代升级,且不同类型数字要素投入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ICT产品的促进效果强于机器人设备,邮电通信的促进效果强于信息技术服务。本文完善了数字化助力企业摆脱“低端锁定”的逻辑链条,凸显了数字化在进出口促稳提质目标工作中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中国外贸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创新点：(1)在当前外需疲软、外贸环境恶化的现实背景下,确保进出口稳中提质成为中国外贸部门的工作重点。本文以产品转换为切入点,深入考察数字要素投入能否加速企业产品种类调整,以增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实现“稳规模”的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数字要素投入能否推动企业出口产品向差异化、高技术要素密度方向演进,以达到“优结构”的目标要求。研究结论证实了数字化对进出口稳中提质目标工作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政府部门在当前严峻形势下确保外贸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与政策参考。(2)囿于数据的限制,如何准确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是当前相关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所在。不同于现有研究多基于上市公司年报采用文本分析法识别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本文基于多渠道的数据来源,同时从硬件数字要素投入和软件数字要素投入双重视角构建指标,对企业数字化进行测度,为更加科学、客观地识别企业数字化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02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2011-2016年的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税收库和海关数据库。由于税收库2011年才开始统计企业的信息技术服务费用支出,故以2011年为研究起始年份。首先,对税收库进行清洗,具体做法是:构建唯一标识码,识别不同抽样年份的企业名称;剔除数字要素投入、总资产年末数、主营业务收入和年末职工人数等关键变量缺漏或明显不合理的观测值;剔除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成立年份在1949年之前或在抽样年份之后的观测值;对于缺失成立年份、所属行业和地区的企业,使用Python,通过天眼查网站爬取信息补齐,并对样本期间企业所属的行业代码进行调整。其次,借鉴施炳展和曾祥菲(2015)的做法,对海关数据库进行处理,并以“企业名称+年份”为标准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仅保留制造业企业和剔除贸易中间商,最终得到80034家出口企业。
（二）模型设定为了揭示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倾向、转换策略和转换结果的影响,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EXS为刻画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三组变量包括产品转换倾向(Swith)、转换策略(Addonly、Droponly和Both),以及转换结果(R_Add 、R_DropN_Add和 N_Total);Digital代表企业数字化水平,X为控制变量集合;FE}代表一系列固定效应,包括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设定(1)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本文构建三组变量反映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第一组识别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倾向(Swith)。若企业与上一年相比出口产品种类发生了变动,则Swih赋值1,反之为 0。第二组识别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策略,包括仅增加新产品(Addonly)、仅淘汰旧产品(Droponly)、淘汰旧产品的同时增加新产品(Both)三个虚拟变量。第三组进一步考察企业产品转换的最终结果,包括出口产品新增率(R_Add)、产品淘汰率(R_Drop)、新出口产品数(N_Add)和出口产品范围(N_7otal)。其中,出口产品新增率、产品淘汰率分别采用企业第t年增加、淘汰的出口产品种类数占t-1年出口产品种类数的比重衡量;新出口产品数、出口产品范围分别以企业第t年新增出口的HS8位码产品种类数和产品总数的对数值衡量。
(2)企业数字化水平。本文将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简称税收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同时从“硬件”数字要素投入和“软件”数字要素投入双重视角构建指标对企业数字化进行测度。一方面,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是企业改进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质量、实现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的重要路径(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本文使用工业机器人和ICT产品进口额近似衡量企业的“硬件”数字要素投入水平。①由于进口中间品只作为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并不直接用于生产环节的数字化改造,在具体识别过程中,根据联合国广义经济分类标准(BEC),将 BEC编码为 111、121、21、22、31、322、42和53的进口ICT产品标识为中间品并予以剔除。另一方面,在增加硬件数字要素投入的同时,积极利用ERP、MES/DCS和PLM等财务和管理信息系统、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服务,将数据、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技术及其组合嵌入企业的某个业务模块或整个组织实践,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尤为重要。因此,区别于现有研究,本文同时从企业获取数字技术服务的视角出发,使用企业数字技术服务费用支出衡量企业的“软件”数字要素投入水平。具体而言,企业获取的数字技术服务主要包含两项:邮电通信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其中,邮电通信服务包括邮政、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包括软件服务、信息系统服务和业务流程管理等现代化数字服务。为了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使用上述指标的人均值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
03 数据与代码▪ 文章及代码原网址：《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https://ciejournal.ajcass.com/）▪ 数据详情：
首先,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是否提高了出口产品转换倾向。边际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1第(1)列所示,Digital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要素投入促进了出口产品种类调整。第(2)一(4)列进一步考察产品转换的具体模式。结果显示,数字化降低了企业“仅增加新产品”(Addonly)和“仅减少旧产品”(Droponly)的概率,提高了企业“淘汰旧产品的同时增加新产品(Both)的概率。这意味着数字化促使企业选择“两者均有"的转换策略,在淘汰不符合市场需求、利润率较低的旧产品的同时,及时增加新产品出口,将旧产品占用的资源转移至新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当中,以确保市场地位的稳定,增强出口韧性。
表1第(1)一(4)列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显著加速了出口产品转换,且企业在淘汰旧产品的同时伴随着增加新产品行为,这可能导致最终出口产品范围呈扩张或收缩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由于Probit模型无法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可能会导致遗漏变量偏误,故第(5)一(8)列基于出口产品种类数构建新的变量来识别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并使用可以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OLS法进行估计其中,第(5)、(6)列分别以出口产品新增率(R_Add)和产品淘汰率(R_Drop)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数字化对出口产品新增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出口产品淘汰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数字化虽然促使出口企业选择“两者均有”的产品转换模式,但该影响效应仍以促进新增产品为主提高了企业的新增产品率。第(7)、(8)列分别以企业新出口产品种类(N Add)和出口产品范用(N_7otal)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数字要素投入促进企业新产品出口,并导致最终出口产品种类向多元化方向调整。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通过产品转换优化资源配置,在淘汰旧产品的同时增加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出口,集中优势资源维持甚至拓展市场地位。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需求收缩态势仍在持续,中国外贸“促稳提质”仍面临较大压力。在此现实背景下,借助数字化培育的产品转换能力、新产品出口能力以及多元化的产品组合,无疑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出口韧性,进而为外贸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文献复刻】企业数字化与出口产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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