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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说道：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为其提供指导和奠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道德问题日益的突出。这些年，每每谈及经济领域内的道德问题，人们往往叹气连连。 “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地沟油事件”、“楼倒倒事件”等等，一桩桩涉及行业暴利、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建筑安全的恶性事件像一把把利刃，划出道道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引得人们牢骚满腹。
目前学界一度出现关于“道德滑坡说”的辩论，暂且我们不论谁到底能够赢得这场辩论的胜利，但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国目前的道德观出现了问题。道德这个词语在古代可以分解为：“道”和“德”两个方面。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山装的设计师很有意思的：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希望穿着中山装的人懂得礼节。这其中也不乏道德的影子在里面。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的公约力量，由于其没有国家的暴力手段作为后盾，所以执行起来全靠公民的“自制力”，外在的力量则表现为舆论宣传，引导。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间，借鉴了西方早期的发展历程，以牺牲文化的建设来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如灰色地带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和拉动地方小团体经济效益提升，而导致了文化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建设。
近期来，最为人熟知和议论的事件主要有：彭宇案，许云鹤案，殷红兵案。在这些事件中无不充斥着我们对于目前中国道德问题的反思。这一系列事件，最后终于导致了在9月2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任志强曾感慨，终于死人了。似乎在中国，不死人就不会解决问题，也许是因为中国的人实在太多吧。
在一些列事件发生之后，民间、官方纷纷出来建议，指责，似乎是要将道德“义务化”，但如果真的义务化了，那么，道德就不再是真正的道德了。
在这一些列时间出来之后，道德滑坡说似乎更有了案例的支持，“小悦悦”事件中的“十八罗汉”，更让世人感叹这个社会的凄凉。但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也这样想吗？
首先，我们给一个前提，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上层建筑。那么，我们从高中课本中的哲学知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我们清晰的看到这样的字眼，上层建筑是以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在这里，我们做一个论断：目前出现的道德问题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伟大的革命导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的策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周围的人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但是老人家没有想到的是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走了，他们不愿意去带后富，这是这个美好设想的重要阻碍力量。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虽然学术界有争论，但个人感觉是越来越大，马太效应越来越强烈，让人窒息。在建设初期，我们忽视了这个重要道德建设，导致后来的金钱至上，到现在形成了一个循环。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笑贫不笑娼”，这更加激发了人们金钱的欲望。可能就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不正常的财富观严重的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让人们心中的金钱崇拜愈演愈烈。儿也正是先富起来的人让后来的人更加激增了富裕的渴望，慢慢的为了富裕而不则手段，以至于忘记了心灵的存在。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事情便层出不穷。这些心理的不断演变，最后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只相信熟人，做生意只找熟人，陌生人中间就容易产生不信任，上述的一系列事件，便是由于不信任所产生。“你没有撞我，你为什么要扶我？”，这样的思想产生变不足为怪了。归根到底即使一点，贫富差距过大是道德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论断：我过目前出现的道德问题和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听到了素质教育这个词汇，期待了十几年，却没有很大的进步，填鸭式的驾驭依然风行，但我想这并不是重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教育行政化。一单行政化，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权利之争，而人们往往有一种权利的欲望，一个普通人是很难在权力面前无动于衷的。教学和行政，大多数有机会靠近权利的人便把精力放在权利的一侧，尤其是高等院校，由于学校校长是由行政级别的，往往不能够安心下来教学，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政治之中，就算他真的有心教学，恐怕也没有什么精力。回溯几十年，在蒋介石时代，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够成为中国文化的摇篮，很大一个原因我想就是因为当时蒋介石政府对于教育的不干预，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才能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思想，一旦对教育加以行政化，那就和官场一样，学术已经不是重点，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学拼的都是硬件设施，却没有静下心来比一比“大师”，“大学之大，不在于校园之大，而在于大师之大”，世界著名学府哈佛、牛津、剑桥和耶鲁等院校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那里汇集着世界上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并不是因为校园有多美，虽然那里是很美的，但和大师们比起来，硬件就显得黯然失色，而恰恰我们却在为自己多修了几栋教学楼沾沾自喜，这就是一种差距。经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与此同时，许多社会现象在学生思想中形成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也直接影响着学生道德观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展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利润之上，是物欲主义为上，私有制，私有观念的本质是个人至上，是获取个人最大利益为最终目的，为最高准则！“我们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走进消费时代，新旧道德的冲突相当激烈，矛盾相当尖锐，旧的道德体系已打破，而新的道德范式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处在一种道德的矛盾和焦灼之中，有时怀想旧道德，有时又企盼新道德，处在一种茫然四顾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时候，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表达了民众对良好社会道德生态的期盼。我们的社会是互动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环境。自己荣辱分明，是为他人的环境激浊扬清；他人的荣辱分明，是为自己的环境去芜存菁；只要我们所有人的荣辱分明，就能撑起我们头顶共同的丽日蓝天。” 其次是作为最低道德的法律建设缓慢甚至缺失。道德并不是凭空来的，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标准。道德和诚信思想，需要人们主观意愿的提高，但更需要法律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不断培养和引导。法律缺失，给人们造成了不讲诚信和道德，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并没有什么代价的印象，久之，诚信和道德标准即会有所降低。而我国的法律建设也是很滞后的，物权法的出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的丰富，却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匮乏，人们之间的冷漠，这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但是却发生了的事情，至于解决，不在本文思考之列，暂不做过多讨论。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很多人的“跨界评论”的问题，一些所谓的学者，自己搞的是文学，是物理，是美术，却非要在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些问题上发表一些自己的言论，似乎很让大众喜欢，也正是这些人误导了中国老百姓的思维，让本来错误的思维更加的错误，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负责任的，是没有道德感的。现在很多人对ZF有看法，而对政府有看法的人便将舆论往政府身上推，其实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想，在古代，帝王时代，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却很少发生？至少在历史的记载中很少见？虽然目前我们的ZF还不够完善，但是将个人的感情拉到大是大非里面是一种盲目的行为。那些跨界评论者更是没有资格来评论的，学过经济的，希望你们能更好的思考。虽然你满足了众人的宣泄需要，但你的言论对这个社会确实有危害的。
个人言论，看看就可以，不必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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