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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汤嘉琛/文
一个演技拙劣的副矿长，让曾被公众寄予厚望的“矿领导下井带班”制度异常尴尬。11月13日，云南师宗矿难现场新闻中心通报称，私庄煤矿副矿长戚谷明在审讯中承认，矿难发生后，他用煤灰抹黑脸部之后假装在矿难中逃生，伪造了自己曾带班下井的事实。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批评声音认为，正是因为像戚谷明这样的“演员”太多，导致“矿领导下井带班”制度被空置，才使得矿难频发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不太赞同这个的观点。我们不能对原本就漏洞百出的制度抱有幻想，而“矿领导下井带班”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制度。
“矿领导下井带班”制度的逻辑起点在于，它试图将领导与矿工变成同一个绳上的蚂蚱，将煤矿领导绑架到一个与矿工同生共死的位置。这个“馊”主意早在2005年就已经写进了红头文件，随后5年的执行效果早已宣告政策破产。蹊跷的是，在2010年发生几起震惊高层的矿难之后，“馊”主意从故纸堆里“借尸还魂”，竟然被宣扬成了能够阻遏矿难的金点子。
然而，无论一项坏制度再怎么宣扬，也不能掩盖它自身的逻辑谬误——矿主与矿工之间的畸形雇佣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绝不可能结成“同生共死”的利益共同体。最典型的案例是去年10月发生的河南平禹矿难，最终普通矿工惨死井下，而该矿副总工程师刘文彬成功升井。一死一生，足以说明“矿领导下井带班”制度并不能改变矿工的命运。在我的印象中，过去一年发生的矿难不算少，却没有哪次矿难的罹难者名单中有领导名字。
矿难从来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安全生产事故，但世界上显然不会有哪个国家发生矿难的频率能超越我们了。中国式矿难最让人痛心之处在于，几乎只要有矿难发生就会有人员伤亡，这使得中国矿难死亡率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水平。据国家安监总局前局长李毅中介绍，中国至今依然是世界上矿难最多的国家，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高达2.041，是美国的近50倍。
矿难发生频率和矿难死亡率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大国形象，这必然使得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党政领导有求变的决心。只不过，搬出漏洞百出的“矿领导下井带班”制度，不仅不是根治矿难痼疾的治本之策，更有回避主要矛盾的嫌疑。
中国矿难频发并且死亡率高的关键原因，不在于缺乏规章制度，而在于矿工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矿主面前，矿工没有既没有议价资格，又缺乏维权途径，他们更像是矿主用来牟利的工具，而非享受法定权益的雇员。这种强弱格局不改变，矿主不会有动力去保障矿工的生命安全权和健康权，因为他们对“游戏规则”心知肚明，哪怕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只要用钱能搞定的问题根本不算问题。
因此，与其寄望于“绑架”矿领导（这种“绑架”早就被提拔代矿长、假装下井等伎俩消解），倒不如正视矿难背后的核心矛盾，从劳动关系的角度来寻求矿难治理之法。参考欧美等国在安全生产领域的成功经验，有两个比较靠谱的建议：其一，让工人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以此增加矿工的利益博弈能力，对矿主形成如影随形的“内部监督”；其二，从完善立法的角度来加重矿主的违法成本，进而对矿主形成不可忽视的“外部压力”。内外并举，矿难由“乱”转“治”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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