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

　● 引入统一的基本收入。资本力量的源泉在于它对生产而不是金融市场的控制。为每一个公民设立基本收入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社会需要，从而将他们从资本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基本收入能极大地改变劳动力和资本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因为这时劳动力可以在不同的有偿工作中做出选择。此外，所有公民都得到同样的基本收入（可以根据劳动力的年龄、有无残疾、有无子女稍做调整），也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的重要步骤。

● 减少工作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二十几年的缓慢发展，伴随的是过度工作和被迫闲置并存。这两种状态对于人们来说都是有害的和无效率的。大幅减少工作周，比如规定发达国家的周工作小时数为30小时，能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促进工作的公平分配。支持这一建议并不意味着接受正统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劳动总量固定谬论”（lump of labour fallacy），即能够供应的工作数量是有限的。减少工作周不一定会减少生产能力。相反，由此带来的失业率的降低还可能导致更高的产出。工薪阶层不仅可以利用更长的假期得到身心的放松，还可以参与集体经济管理中的决策过程。

● 保护公共服务，私有产业恢复国有化。新自由主义将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动机不能用简单的效率标准来解释——就像布莱尔不厌其烦地宣扬“有效率的做法”。私有化实际上对政客、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执行官的同盟有利。他们可以从公共财产流向市场的过程中，以及从私有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获利。[2]英国铁路系统实现私有化之后经历的灾难，充分证明了私有利润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尖锐对立。即使是深陷“华盛顿共识”的布莱尔ZF，在公众支持恢复铁路国有化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命令英国铁路公司（Railtrack）（铁路设施的所有者）接受公众监督。由此可见，私有化产业恢复成公共所有权的必要性。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往往企图通过一种类似于斯大林命令经济模式下的官僚集权过程，将一种模仿市场力量的机制引入社会公共领域，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保护现存公共领域跟寻求民主的社会所有制度是完全相容的。[3]

● 制定积极的税收政策以资助公共服务，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直接税收向间接税收的转化以及对公司和富有阶层税收负担的减轻。结果是穷人在资助公共服务的税赋份额增加的同时（因为支出减少和市场“改革”）却得到更少的公共服务。高额的直接税，主要是累进的所得税，能够让公众重新享受到被新自由政策剥削的服务。而且，通过对富有阶层的财产和收入征收重税，促进税赋转嫁，实现更好的社会和经济公平。

● 废除移民控制，扩大公民权利。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它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却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与一个世纪前第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相比，如今的劳动力在国际上的流动性大大降低。[4]结果，贫穷国家的劳动力为了摆脱不公平的现状、饥饿的威胁和当今经济制度造成的战争，涌向富裕的北方国家以寻求庇护。而后者则设置种种更大的障碍予以阻隔。在如今的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中，迫害避难者、限制人身自由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已经成为某种道德丑闻。开此先河的是澳大利亚，其他国家争相效仿。如果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人口的自由流动应当是共有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富裕国家公民的特权。国籍也不应是世袭的，而应当是在某地居住一段时间后就能获得的权利。我们应当勇于接受国际人口流动的现实（不管有的国家如何竭力反对），允许人们在自己选择居住和生活的国家里参与政治运动。这样做可以避免出现德国那种明显的社会不公：大批移民即使在德国居住了很久，甚至出生在德国，最终也没有公民资格。[5]

　● 一项预防环境灾难的计划。对人类和我们的星球最大的长期威胁来自于资本集聚导致的环境恶化。联合国在2002年5月出版的《全球环境展望3》（GEO-3）上列出了我们下一代可能面临的四种景象。其中两个与目前的“市场第一”、“安全第一”倾向密切相关的景象表明2002—2032年环境恶化的速度将不断地急剧加快。[6]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景象成为现实，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究竟什么应该被放在第一位。我们需要一项运动，其中包含许多具体的措施，争取大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对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公众投资，建设廉价的公共运输系统，对我们已经日趋都市化的社会进行重组，来改变目前那种越来越依赖于内燃机的居住和分布模式。

● 破除军事—工业的情结。冷战结束后全球军费支出的降低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自1988年以来，1999年军事开支首次再度上升。乔治•W•布什发动的战争正在加剧这一趋势：布什ZF2002年1月的财政预算提出在今后5年内增加12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7]这些数据只是表象，克劳德•塞法提列举了“武装全球化”的几个主要特征：“军事生产的发展以及金融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民用与军用科技的日益融合；大规模（化学和生物）杀伤性武器的不断翻新和综合使用。出现在21世纪初的‘武装全球化’无疑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8]这些危险绝不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阿富汗战争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加剧了南亚两个核大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关系的紧张。但是《金融时报》认为：“就在国际社会呼吁对印巴边界问题保持克制的同时，美国和英国ZF却企图在印度的军备预算中狠捞一笔。”印度每年在军事硬件方面高达50亿美元的预算吸引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克• 斯特劳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到新德里访问。[9]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的军备竞赛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占用了无数本应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解决这一问题仍然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削弱北约的实力，全面削减核武器、军费预算，支持军事工业转向民用领域。

● 维护公民自由。在“9•11事件”之前，某些西方ZF（比如英国）就已颁布法令规定可以把和平示威者看作恐怖分子并起诉他们。“反恐战争”更是全面侵犯了公民自由，这在美国已经发展到不经法庭审判可以任意拘捕、流放外国人，或者仅需依照总统令就可由军事法庭宣判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死刑。因此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须捍卫公民自由，解决目前所谓的“民主统治时代”中公民权明显被侵蚀的问题。

上述一系列的要求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仍然需要更加广泛、更加有创意的计划。前面提出的计划显然来自北方的学者和政治运动家的观点。坐在伦敦为墨西哥的无土地者的困境出谋划策无疑是自负和荒谬的。新的计划应该具备两方面的特征。首先，上述一系列要求是建立在某个国家单独行动或者某些国家联合行动的基础上。这就说明无论全球化的影响如何，国家始终是集中资源来实现共同目标的最有效机制。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认我前面指出的视国家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砝码的政治策略的局限性。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障碍。但是至少国家要依赖国民，无法逃避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大型的政治运动就可能诱发改革。值得注意的是，运动最终的胜利不是来自于与那些伪善ZF的谈判，而是来自大规模的斗争。前面提到的改革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此要实现那些改革必须发起政治上独立的运动，由运动的主力即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行使权力，迫使资本主义做出妥协。反资本主义运动不应畏惧对国家的号召，但要注意保持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

说的容易做到难。有的人可能会说：借助国家推行改革可能更有利于运动的开展。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改革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的模糊性在于它既挑战了原有的制度，本身又是一种容纳这种挑战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简单可行的办法。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经常为了避免国家的干预导致立场不清，而宁愿放弃某些改革。不过上述方案的第二个特征倒是值得一提的。如我已经指出过的，所有上述要求都跟资本主义权势阶层的意见对立。即使最温和的建议，比如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过渡，在他们看来，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对所有人来说，上述建议决不是凭空的一厢情愿，他们的建议带表着对当今现实的回应，这都是在政治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同时，这些要求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削弱资本主义制度。例如，普遍引入基本收入规则就可以极大改变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现状，削弱资本主义剥削所依赖的一个主要条件。换言之，尽管可能不是直接出于反资本主义的原因，这些要求都存有内在的反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他们都属于托洛茨基所说的过渡性要求。他们来自目前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却可能在将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提出挑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