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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凡是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对其中一个人物——范进，在中举前后境遇的悬殊反差产生深刻印象。同一个范进，在中举之前，是百无一用的典型，在周围人的评价体系中，其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仅能教几个蒙童勉强糊口的落魄书生，而在他丈人胡屠户的眼中，怕是还不如帮自己杀猪的二汉；中举之后呢，房子、银子、仆人都有了，在老丈人的心目中，已无异于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了。
显然，范进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其它成本接受教育，磨炼科举考试的技巧，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了长期投资。既然范进中举后其人力资本所实际获取的收益（不一定完全能换算为货币收入）较之中举之前，不啻有了千万倍的增加，那么可以说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中，范进的人力资本价值在中举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可是，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范进人力资本收益在中举前后的巨大变化呢？无疑，每个人对此都可能产生一些困惑，进一步则需要思考导致这一结果的制度环境本身的合理性。
如果说科举考试是有效的信息显示和发现机制，发现了范进人力资本的价值，那么范进周围对他的情况最了解的人为什么长期那样迟钝呢？范进对于其他人的价值，就是教教蒙童（这个教蒙童的工作机会相当程度上也是科举制度存在本身所带来的）。即使在范进已经写了使他中举的文章之后（这时可以说他已实际拥有了我们说的那种人力资本），获得举人身份之前，还是全家饿得发昏，邻居中的平头百姓都不屑理睬他；只是在中举后，不但被老丈人当作了文曲星下凡，而且城里的张大户都上赶着来结交。就另一种人力资本评价言，胡屠户雇来杀猪的二汉也通过学习杀猪的技巧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他想必只能获得具有同样技巧的帮工们的平均工资。二汉的收益和范进的收益在性质上似乎有的巨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问题，需要引进一对启发性概念――租和寻租。
这里我们把租定义为由于不同体制、权力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寻租就是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的行为，使个体价值最大化的努力产生的不是社会剩余而是社会浪费。政治权力先进行了财富或其他实际利益的转移，但只有具有某种资格或身份的人才能分享转移后的财富，这样具备这种身份或资格的人较之其他人就享有一块额外收益。获取这种身份和资格的努力就是寻租，无论获取活动是否合乎形式公平的规则。就范进来说，不是别的，是他的举人身份给他带来了一块巨大的额外收益。范进的这块额外收益，很合乎上面对租的定义。它是超出了范进不中举人所能获得的最佳收益，或者较之于和范进人力资本状况类似的落第者们所能获得的最佳收益的部分。这个部分是由于举人身份本身可以享有的特权和优惠带来的，使得中举的人可以便利地结交官府，包揽词讼，及获得合法的免税权等等。这块租，是由政治权力强力设置而获得的，政治权力在此进行的是财富的转移，而非财富的创造。
其实，范进长期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为了获取这块巨大的租。范进的这种投资，和帮助胡屠户杀猪的二汉练习杀猪技巧这种投资不同，只造成了资源的耗费，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多少收益，因为他只是为了获得转移后的财富而努力，中举之前甚至成为老丈人的一个负担。虽然他的人力资本投资行动，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好处，与来投奔他的奴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为了避税）、结交的乡绅也构成了互利的关系。但是，这同企业通过游说等方法使自己的经营获得垄断地位（也造福于它的员工）的活动；小偷盗窃财物的活动（和其销赃对象互利交换）一样，都是对资源的浪费。如果千千万万个范进一起进行这种活动，相互增加了各自寻租的成本，就会迫使每个人都将巨大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没有生产性的、对社会不造成任何收益的行为中去。
范进的故事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考研热现象至少一个方面的解释和分析。最近几年，我国的高考复读现象愈演愈烈，考研热越来越热。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中，就包含着考生努力寻租的因素，当今的名校学生和研究生身份本身包含着巨大的租。这块租的形成，首要而持久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权力有意和无意的介入，使得考试成功者能够获得巨大的特权和优惠。这些特权和优惠可以包括毕业后成为国有单位人员的工作机会；拥有大城市特别是京、深、沪的城市户口等；对大学而言就是国家的重点扶持和垄断地位的保证。既然有这样一块巨大租的存在，那么考生必然就要花费努力去寻租；既然录取由分数来决定，那么考生投资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获取高分的技巧，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又如现在国家为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以巨大财力和其它方面的优惠措施重点扶植的几所大学，就将进一步增加其内部成员身份的租值，那么进入这些大学也就成为更值得投资的事情。当然，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投资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尽管专门为提高考试技巧而出现的教育产业从一个普通人的常识看来是荒唐的事，然而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却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它是特定制度结构所造成的。如果制度的激励因素不改变，这些现象就总是会存在的。
既然这块租是存在的，那么租值就要分散到考生的努力行动中、拥有或部分拥有录取权的人们的收益中、考研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中。对考生来说，为了争取到特权会花费大量的努力，如果他的被录取取决于考试分数，那么他们当然就会努力学习不论多么无用但可以获取高分的课程。对那些拥有或部分拥有录取权的人们来说，研究生身份本身因国家所设立的租的存在，他们必定要从中抽租，这就是研究生录取中腐败现象的根源所在。对特权的竞争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赢家通吃，因此我们就会理解其中的失败者会因几分之差而感叹命运的不公；会因别人走了后门而感叹社会的不公。
既然这块租的存在使得有录取权力者必定想方设法抽租，那么为了保持考试的形式公正就必定要设置一些防范措施，而这些刻意的防范措施实际上使得整个选择规则产生了确定性和适当性的矛盾，从而使得考试规则往往变成了荒谬的公正规则。众所周知，在高考中考试作文等部分的评价依赖于专家们的主观判断，而不是全部进行标准化的客观性考试。这是因为评价一个人成长潜力这件事的复杂性使得评价需要建立在尽可能广泛的信息基础之上，所以在人才发现的过程中多少总要加入专家们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同时也为其中的抽租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运作空间。为了弥补这个空间，有的人出于对于研究生考试中舞弊和走后门现象的痛恨，提出了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观点。乍一听，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再往前推论几步就可以发现它的荒谬了。在我国，一个人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答辩中，也普遍有走过场和打招呼的情况，但是，我们却不可能想象可以进行一种标准化的考试，用所谓客观公正方法，来决定谁获得博士学位。因为评价一篇博士论文是否合格只能依赖于相关领域的专家们的主观判断，即使这些判断常常出错。我们除了检查这些判断得以进行的制度性条件和程序之外，并不可能发现有所谓客观的标准来代替专家们的主观判断。在研究生一级的录取当中，除了考察学生必备的基本能力和要求（如外语）之外，也不可能发现有什么标准化的形式方法来发现优秀的人才。导师们倒是感到通过和学生们谈话，自己所信任人士的推荐，阅读学生撰写的自述和论文，更能了解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学术发展潜力，所以必定要求在国家划定的基本分数线上有一定的主观自由裁定。然而由于制度所赋予的研究生身份租的存在，使得录取规则的形式公正性和适当性的矛盾越发突出了。
诚然，人们对通过贿赂手段来寻租是熟悉的，也是痛恨的，但是，世界上却有通过形式公正的方法来寻租，同样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事情存在。通过机会均等的考试来实现地位和财富对一切人的开放，这样一种正义观，我们可以称之为科举式的正义，在我国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世界上没有那一个民族，象我们中国人那样早地建立起几乎对一切人开放的，机会均等的，形式公平的科举考试制度；也没有那一个民族，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对教育进行了如此巨大的投资。但是，一旦考虑到在如此长的时间和如此广大的地理及人口范围内实行的这种巨大投资，我们实在应该对其无论在理论发展还是实践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之少感到惊讶。最后，科举制被无声无息地放弃，并被五四一辈人所深痛恶绝。
本文不是要质疑蕴含在考试制度中的人们对公平的向往，仅仅是提醒人们对科举式正义的深刻反思。这种正义完美吗？有没有体现了更完美正义的制度？在我们了解了科举式考试（我们的高考、研究生考试仍然含有这种成分）的一般性后果后，必定使我们要去探索更合理制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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