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土地、能源、人才等资源瓶颈制约发展,近年来,许多浙江企业“无奈”外迁到江苏、上海郊区等地,数千亿民资外流,显然对浙江经济发展十分不利。而另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是,浙江民营企业产业集中和多元化的风险已经显露出征兆,家族制弊病也有所显现。《瞭望东方周刊》近日载文认为,浙江民营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正面临突围。文章引述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在首届浙江民营企业峰会上,用“三板”形容浙江民营企业现在的困境的观点:上有“天花板”,浙江民营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尤其在美国市场经常会遇到知识产权诉讼;下有“地板”,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巨头靠进场费就可以坐地分肥;中间还有一个“反倾销”。文章评论道,浙江各级政府素来放手让民企发展,颇有“无为而治”的味道。但是和以前不同的是,浙江地方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民间资本外流。“无为而治”固然释放了民间的创业热情,但同时也使自己养成了惰性,没有像苏南的许多地方政府一样向服务性政府靠拢,尤其基层政府服务意识较差。这也是导致浙江民间资本大量外流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对江浙等地政府无为而治的宽松环境赞不绝口,事实也证明,政府的开放和开明作风确实成就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这种治理模式开始遇到新的问题。最近一年来出现的“浙商外迁”事件就很说明问题。因此,浙商的“迷途”实际为各级政府敲响了警钟:在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要“有所不为”,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是为了有所为,政府有所不为才能集中精力和财力去有所为。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必须集中精力做好,否则,就将背离我们行政职能转变的根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