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龙头：喧嚣武汉VS静默郑州

湖北“找不着北”？
针对湖北的现实处境，全国人大代表杨云彦发出了自己的困惑和疑问：作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发源地，解放初期武汉城市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改革开放初期位列第4，然后是第6、第8……现在已被挤出前10名，而且还在持续下滑。如果现在要恢复过去的辉煌好像是遥远的，甚至是可望不可及的事。过去湖北工业发展一直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现在湖南靠上了珠三角，安徽投奔了长三角，江西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挂靠、山西不把自己看成是中部，要往西部挤，剩下最中间的河南和湖北互不买账，河南提出“中原崛起”，试图往京津唐经济圈里钻，湖北要“中部崛起”，江西说“中部崛起看江西”，那么，湖北在中部的地位究竟在哪里？
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宪生就率先提出“武汉在哪里”的问题，当时可谓“语惊四座”。2004年，湖北日报资深评论员胡思勇在《湖北日报》上连续发表的七篇“论《努力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前列》”的第一篇就是《湖北在哪里》，从种种角度和层面说明湖北的现状，并力图探寻出其定位。
湖北在中部地区处于什么位置？在“中部六省”中，1990年－2001年，湖北年均GDP增长11.6％，低于安徽，居第2位；2003年科技进步水平居全国第10位，领先于其他中部五省，同时，人均GDP达到9001元人民币，居五省首位。
但是，湖北经济运行的质量低于周边。从宏观层面看，2001年，湖北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97％，高于河南（4.7％），低于其他四省。从微观层面看，湖北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三项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1％，低于安徽（51.8％）、河南（59％）、山西（60％）。
“这表明，一方面湖北拥有发展优势，有条件在中部地区率先加快发展，实现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的奋斗目标；但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胡思勇指出。
一直被认为是中部发展领头羊的湖北省，在中部省份中经济总量位次居前，其1997—2002年GDP年均增速为9．2％，居全国第13位，在中部省份位次靠前。但近几年，面临着前有标兵（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后有追兵（中部其他省份及西部大开发迅速崛起的省份）、不进则退的严峻形势。
种种现实说明，正是湖北的“两极化”现象过于突出，才使湖北陷入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困顿之中。
没硬起来的“软实力”
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不仅包括资本存量、自然资源等“硬资本”，而且包括体制基础、市场配置效率、技术商业化水平等“软资本”。对于转型经济来说，“软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不同地区跨越市场经济门槛的能力，决定着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优势。
如果说，湖北良好的自然条件、优越的经济区位、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科研实力构成了湖北充实的“硬件”的话，那么湖北相对落后的现实只能从“软件”原因来找。
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过去相对落后的经济模式即经典经济（如英国工业革命）模式或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一个区域发展来说，更强调或较倚重所谓的“经济硬件”，但到了今天市场经济尤其是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交通通讯极为便捷，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地位和影响力逐步下降，市场会通过自身强大的力量来推动资源要素的流动，“经济软件”的效用日益凸显。
早有专家呼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TFP（即全要素生产率）。因为，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自然资源、劳动、资本投入的结果，还存在着TFP，即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带来的经济增长。既然如此，那么拥有科技优势的湖北为什么TFP低于东部地区先进省份？
胡思勇对此分析指出，TFP强调的技术进步，是反映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上游创新能力和反映技术商业化水平的下游创新能力的统一。湖北较强的技术上游能力与较弱的技术下游能力形成了强烈反差，从而使技术下游能力强的东部地区对湖北上游成果有较大的“磁吸效应”，“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科技成果为本省经济作贡献的可能性。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了解，湖北省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科技活动投入居第8位，科教活动直接产出居第8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居全国第11位。2001年技术市场成交总额只有上海的1/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为广东省的1/20，占全省GDP的比重仅5.4％。
更为重要的背后原因在于，“对转型经济来说，尤其是湖北这样传统体制存量大的省份来说，技术进步同时又取决于TFP中的另一种因素—体制改革的推动。换言之，科技成果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本身就存在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环境，技术扩散能力和应用能力就会减弱，技术研究能力就难以转化为经济的竞争能力，自然也就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胡思勇一针见血。
“提高市场化水平的路径在哪里？显然，改革以来，湖北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并不是因为生产要素缺乏，而主要是因为体制基础差异较大，市场条件相对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现阶段推动湖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市场化水平，提高TFP。为此，湖北必须实现由传统资源优势观向市场竞争优势观——要素配置优势观的根本性转变 ，必须实现由传统经济基础观向现代市场经济基础观的根本性转变。须知，任何初始要素都永远不可能自动带来发展；要素配置能力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决定要素流向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环节；把资源优势整天喊在嘴上，沾沾自喜，只会使要素优势徒为炫耀的资本，反而贻误发展”。
湖北省统计局2004年公布的一份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商务成本现状按满意率的高低排序是：劳动力价格（77.62）、土地及房产价格（73.45）、水电气价格（71.46）、劳动力素质（70.02）、基础设施建设（69.85）、法治环境（69.21）、政府办事效率与服务水准（69.75）、市场秩序（68.01）、社会信用（67.86）、产业配置（67.79）。
如果把上述10个指标划分为前后两部分，那么，前5项主要属于市场问题，后5项则主要属于政府职能问题。“这种巧合意味着，湖北省行政服务的综合成本没有对降低商务成本构成正面支撑。”胡思勇说。
如果把这一判断与行政服务的子项目“政策环境”联系起来看，理由更充分。上述调查把政策环境分为7项，满意率平均为35％。其中，政策兑现情况满意率最高，为40％；收费项目和审批项目满意率最低，仅32％。“可见，尽管改善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目前改善环境的侧重点应该放到进一步校正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服务综合成本上来，变行政管制性环境为市场竞争性环境”。
理论与经验都表明，生产要素永远改变不了趋利的天性。商务成本的差异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根本诱因。好环境是一个地方参与市场竞争、形成经济聚集的重要资本；而相对较差的环境不仅难以吸纳外部生产要素资源，而且可能导致“自我失血”，甚至成为经济“自我凹陷”的祸根。
据2002年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发现，完成一个项目需要10个以上公章的占76.6％，11个－20个公章的占17.8％；21个－30个公章的占2.8％；个别企业要盖100多个公章。“这种现象，不仅与好环境的内核背离，而且可能造成‘挤出问题’”。
博鳌论坛秘书长、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东湖论坛”上指出，东西部最大的差别不是沿海和内陆的差别，而是观念和软件的差别。我敢断言，如果哪一个省区把自己的软环境搞得比上海还好，那么这个省区是可以搞起来的。只要能创造一个好的软环境，中部地区边缘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湖北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很多制约发展的问题，根子在体制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体制改革”，必须“ “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建设优良高效的服务环境。”“最大限度地简化创业的准入条件和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
湖北省省长罗清泉为此提出环境创新的新思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调控和监管方式，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着力推进“体制创新、行政提速、信用湖北、优质服务”四大环境创新工程建设；下放一切可以下放的权力，取消一切可以取消的收费，精简一切可以精简的审批，让活力竞相迸发，让财富充分涌流。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日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对媒体谈到落实“中部崛起战略”时明确表示，要在改革体制、改善环境、改进作风上下功夫，逐步促进湖北的崛起。
“九头鸟”振翅欲飞
湖北的文化缺陷：巧说少信
在体制弊端、软环境相对落后的背后，湖北地域文化中存在的消极文化积习，也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精明是全国闻名的，但湖北学者赵凌云认为，人们将湖北人与“九头皆鸣”的“九头鸟”联系起来，实际上是贬斥部分湖北人能言善辩、虚言浮夸、重说轻做、说的比做的好的文化缺陷。
“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这种古已有之的地域文化陋习，体现为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乏；“楚越之地，地熟饶食，无饥馑之患”；“江滩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则体现为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养成人们懒散的惰性，不尚财，不重财富积累，习惯于粗放经营，不求精细，不注重管理，小富即安。
从现实看，湖北自然资源的丰富，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节约资源和环保意识的相对薄弱：不如北方人节水，不如东部珍惜土地，不如沿海珍惜矿产资源；湖北农业经济比重较大，随之而来的是时间观念不强，节奏不快，效率不高；湖北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封闭，人们的开放意识不够；湖北的经济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生产的精细精神不够，等等。此外，湖北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文化发育不足，所以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守信精神、精细精神相对也较为滞后。
湖北省委副书记邓道坤对此颇有感慨：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一次次带给湖北腾飞的梦想，但过分倚重自然资源优势的发展战略却妨碍了飞翔；失去的机遇教训深刻，面临的机遇要珍视。
统计数据表明，湖北的整体明显落后主要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事实上，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湖北武汉曾是南巡中的重要一站。但沉重的传统计划经济对观念和生产力的束缚，使湖北未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遇。
后来的2002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一上任，就带队到浙江考察，派干部到广东、江苏学习，并很快形成《湖北省经济与沿海三省的比较研究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半年遍及全省的“思想大解放”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解放程度决定改革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决定发展速度”的共识，再次树立了超越自我的勇气。并从“削费减税”、“机构瘦身”、“简政放权”等十几个方面采取行动，尝试冲破体制瓶颈。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被专家誉为令人振奋的“湖北新政”。
2004年10月中旬，湖北省省长罗清泉率领由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赴上海、浙江学习考察，寻求在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下的多种形式合作，并提出“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改革的力度，开放的程度和发展的速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推动区域发展的众多因素中，资源、资本、技术等物化因素可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这些方面的优势可以位移，而文化，特别是作为文化基础结构的精神气质与精神素质则是难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的。一个地区有优良的精神气质，从而有优良的文化基础结构，才能有优良的制度、环境与秩序，即优良文化上层结构，进而才能吸引和聚集经济发展的各类资源。同时，湖北拥有明显的综合发展优势，包括农业、制造业、资源等方面的基础和科教、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但是，需要有一种因素来激活、整合和实现这些优势。而只有文化才具有这种激活与整合的功能。”赵凌云研究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文化应是湖北最基本的内在驱动力量。从推进湖北发展的重点来看，文化发展是加快湖北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行业：郑州农产品加工业有得天独厚优势

河南是产粮大省，具有优良的小麦和农畜品资源。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河南在较之其他几个省的比较方面，它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河南人把河南的农产品的加工和生产，作为河南中原崛起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河南 省   委  书   记诠释中部崛起之河南的个性

2004年12月14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在全国率先发出的《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建设》调查报告。晚报记者 白韬/图
核心提示：中部崛起，六省省会孰强孰弱？中部六省是“合纵连横”还是各自突围?中心城市又将花落谁家？2004年12月14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在全国率先发出的《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建设》调查报告，经新浪网、新华网等转载后文中的深思不仅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重现，也引发了全国传媒的关注。3月8日《北京青年报》刊登的《“中部崛起”的合纵连横 》一文中，采用了《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建设》“河南兴则中部兴”部分，引起北京市民的关注。当天，该报委托友邦调查公司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民认为郑州比武汉更有能力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

2004年12月14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在全国率先发出的《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建设》调查报告。晚报记者 白韬/图
核心提示：中部崛起，六省省会孰强孰弱？中部六省是“合纵连横”还是各自突围?中心城市又将花落谁家？2004年12月14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在全国率先发出的《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建设》调查报告，经新浪网、新华网等转载后文中的深思不仅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重现，也引发了全国传媒的关注。3月8日《北京青年报》刊登的《“中部崛起”的合纵连横 》一文中，采用了《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建设》“河南兴则中部兴”部分，引起北京市民的关注。当天，该报委托友邦调查公司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民认为郑州比武汉更有能力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

在3月14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的《小莉看世界》栏目中，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吴小莉就“中部崛起之河南篇”，请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再次提及《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建设》一文所引发的龙头之争，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说：“《郑州晚报》的报道，我想也不完全是媒体的想法，它是客观的反应，为什么，因为河南省委省ZF，在考虑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原崛起的整个模化过程中，确实把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作为一个重点来决策，来推动。”
《郑州晚报》文章引发的龙头之争
在3月14日的节目中，凤凰卫视画外音称，对于未来将要得到的政策支持，中部民众无不感到振奋。而争当中部崛起的领头羊，抢占发展的制高点，成为政策支持的重心，则是中部民众的一个更现实的考量。2004年底，《郑州晚报》的一篇名为《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建设》的文章引发了众多关于谁将是中部崛起龙头的争论。吴小莉提问时说，中部崛起的政策一出，各个省份都会很努力，想要争取到最高的优惠政策，都想做中部地区的领头羊。《郑州晚报》有这样一个文章，把几个城市做比较之后，提出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有一些南方的媒体和专栏的作家，显得有些不客气，觉得郑州是太过乐观了，或者是妄自尊大的感受，你怎么样看？
徐光春表示，《郑州晚报》的报道，我想也不完全是媒体的想法，它是客观的反应，为什么，因为河南省委省ZF，在考虑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原崛起的整个模化过程中，确实把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作为一个重点来决策，来推动。
中部地区的发展，现在从客观情况来看，中部几个省区，应该说包括武汉 、郑州、长沙、太原、合肥、南昌，应该说这几个都是六个省的省会。尽管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是从经济实力来说，都相差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省的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我看无论是武汉，郑州、南昌、太原、合肥，我觉得都是能够形成经济带动力和经济辐射力的这样一些中型城市。
所以河南在考虑中原崛起的过程中，就确定了以郑州为龙头，以郑州为中心、沿着中心500公里左右的地方的有9个城市，组成一个中原城市群的这样一个隆起带，中原崛起总要有个隆起带，由中原城市群来带动我们整个河南经济的发展。除了郑州以外，有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原、许昌等等这几个城市，应该说，目前这样一种态势已经基本形成，从去年的经济情况来看，郑州发展得很快。从去年的产生收入的情况来看，在几个省会城市里面，它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郑州和武汉的优劣
3月8日，《北京青年报》在刊登《“中部崛起”的合纵连横》一文的当天，该报委托友邦调查公司调查，中部六省的省会究竟谁是“中部崛起”的中心城市？结果显示有39.2%的市民认为郑州会成为中心城市，其次是武汉(33.8%)。该报是这样描述的：武汉、郑州、长沙、合肥、南昌、太原分别是中部六省的省会，公众认为哪个城市会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呢？调查显示：选择郑州的比例最高，达到39.2%，而认为武汉将成为这一地区中心城市的比例也达到33.8%，排在第三位的是长沙，选择率为13.9%，选择太原、南昌、合肥的比例依次为6.6%、4.2%和2.3%。
在节目中，凤凰卫视画外音称，的确，从中部各省推出城市群发展策略来看，很多人都说，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武汉最有充当中部崛起领头羊的自觉。吴小莉也把“很多人觉得，河南跟湖北，在中部崛起的过程当中，有成为领头羊的可能。您怎么看待河南在中部崛起当中的位置，如果是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武汉相比的话，优势和劣势在哪儿？”这些问题抛给了徐光春书记。
徐光春认为， 湖北和河南，应该说各有自己的经济优势。郑州，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是郑州和武汉来比，我觉得郑州还要用更大的努力，才能够在某些方面，才能够赶上武汉。比如，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加快我们的新型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郑州还是传统工业比较多一些，新兴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这方面不如武汉，再有，在汽车工业这方面发展，也不如武汉。但是郑州的有郑州优势。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成为我们中部地区，乃至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区域型的商贸物流的中心。第一，郑州在这方面，有它的传统。第二，郑州在交通各区位的优势上，恐怕要略胜于武汉。再一方面，郑州与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的它的辐射，也要比武汉略强一些。它对北部的南北的贯通和东西的结合方面，郑州的区位优势要强于武汉，那么从这个方面，我觉得把郑州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商贸和物流中心，应该说优势比他们强。再一个方面，郑州的优势就是在食品加工业方面的优势，也要优于武汉。
现在郑州的三全汤圆、什么思念的饺子、可以说全国各地很知名，而且大家都在吃，现在发展的势头也很好。而且它是以河南的产麦的这样一个基地，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在这方面的有利条件，要比武汉强。总之，目前来说，各有优势，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我觉得当前，无论郑州还是，都是一个当务之急。
中部崛起需要的政策支持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中部崛起”成为焦点问题，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提交了该问题的提案和议案，希望国家能给中部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国家有关部委对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还进行了现场办理。
徐光春在节目中回答“搞好中部经济发展，实现中部的崛起，最需要哪些政策支持”问题时说，从总的来说，我们希望国家从三个方面来采取措施。
一个是在经济布局方面，要把有一些产业放到中部地区去。比如说能源、原材料的产业，譬如说金融产业、譬如说商贸物流方面的产业，譬如说交通、运输方面的产业，我们建议要能够把中部地区作为一个重心来安排。这是一个方面的举措。
第二个方面的举措，就是要投入。中部地区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产粮区之一，也是农村人口相对集中的一些省，你比如说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都是我们国家粮食的重要产区。而且都是以农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些省份。那么长期以来，这些省区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为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做出了贡献。这贡献不仅有供应粮食、供应资源，而且供应了大量的劳动力。再一，由于我们国家的两元经济，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很大。所以国家对农村，对农业欠帐很多。
第三方面，现在要解决我们这样一些省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发展问题，解决广大农民的富裕问题，仅仅靠粮食生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怎么样使这块地区尽快地富起来，从总体上来说，国家要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投入，要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来扶持。中部地区它处在我们国家的中部，对东西的沟通、南北的合作，它都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优先发展东部和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中部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现在呢，应该轮到中部地区，享受国家的一些好的政策，为什么呢？在东部发展的时候和西部开发的时候，国家都给了一些很好的优惠政策，没有这些优惠政策，东部的发展不可能那么快，西部的开发也不可能有那么明显的效果，现在中部要崛起，同样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所以我们想，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希望国家能够给我们中部地区，能够以更多的支持。
河南的个性
“中部崛起”提出后，中部各个省份都提出自己的思路，中部的范围也有着不同的版本，最初是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然后山西省又加入其中，在本次全国两会上，多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同的中部是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六省。但也有来自河北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河北也属于中部的观点，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衡水市市长冀纯堂还提出了中部要崛起，京九铁路沿线应先行的新思路。但也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在中部省与省之间无论在发展的思维，工业的现代化，农业的产业，建桥，修路，基本上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同质化很强。
在同质化很强的中部省份中，河南的个性是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在节目中，吴小莉再次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个性问题上，徐光春认为河南省在粮食生产、能源和交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首先因为河南是一个产粮大省，而且是主要以优质小麦和优质畜产品为基地的那么一个农业大省，所以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河南在较之其他几个省的比较方面，它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所以我们把河南的农产品的加工和生产，作为我们河南中原崛起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么几个有名的产品以外，我们还有双汇的火腿肠，还有我们华云的肉鸭，还有我们永达的肉鸡，再加上我们周口的味精，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品牌，而且已经占领了很大的市场。这不仅转化我们的农产品，而且形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工业产业。这个条件，目前来说，我们周边的省都不具备。
第二个优势，我们河南也是个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基地，我们河南的资源是很丰富的，煤的产量在全国处于第二位。再加上铝工业，还有其他一些优势，金属工业，也是很发达的。所以这方面的优质，从煤的方面来说，山西的优势要比我们强，但是对其他省来说，都没有我们这个优势。
第三个方面就是，交通优质。交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基础性的条件，目前河南有三纵三横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2007年，河南的高速公路的总长度，会成全国的第一、二位。再我们的规划中，有三个小时的火车的快速线路，就是郑州到北京，郑州到西安，郑州到武汉。铁路这个概念来说，为我们下一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创造很好的条件，而这个优质，周边的几大城市，也是欠缺的。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我们对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能以一个更快的速度发展，存在信心。对河南的中原崛起，有创造信心。(

交通：九省通衢之武汉 通江达海贯南北

湖北坐拥神州中央，武汉位置又居其中，位于横贯东西的长江、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京珠高速交汇处，得中独厚”，辐射四周，可谓中国经济地理中心。“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使湖北“通江达海贯南北”，有不可替代的先天地理优势。

郑州或许是静默地做大做强

{:soso_e100:}有见地，受教了！

不错，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