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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献] 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三治问题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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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he 发表于 2011-12-14 23:00:01 |显示全部楼层

温铁军: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三治问题

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二十四讲



中国出版网讯:4月30日上午,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今年第四讲(总第二十四讲)在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举行。尽管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但中央国家机关同志们的学习热情依旧高涨,讲坛现场仍然座无虚席。本次讲座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三治问题》的精彩报告。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副署长孙寿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巡视员郭存亮,新闻出版总署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孙文科,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安立春等同志出席讲坛。

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二十四讲 (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今天是一个重大节假日,读书活动办公室同志担心到会的情况可能不太理想,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在座的各位在节假日期间还能前来参加我们的讲坛,让讲坛的工作人员感到格外高兴和感谢。本期讲坛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作为我们的演讲嘉宾,请他就中国的“三农”问题发表深刻见解。为什么要特别邀请温教授呢?因为我们有一本重要的书——《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今年上半年推荐的重点书目之一,被称为2010年“三农榜单第一书”,很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价值,而温教授正是此书主编。为什么我们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既是悠久的历史问题,更是紧迫的现实问题;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关系到全局的实践问题。
  从历史上看,漫长的封建社会与庞大的农业社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人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似有一定道理。因为红色根据地是从农村开始,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是从打土豪、分田地入手,以至于有人说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两军的实力大调个儿,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进行了土地改革。而我们的改革开放也首先是从农村获得成功。从现实上看,我们执政党的多少工作内容是与“三农”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粮食安全问题、教育卫生问题、农民工问题、维护稳定问题、社会管理问题、农村脱贫致富问题等等。从理论上看,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所有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根本性地位是长期性的,甚至是永久性的,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是如此。从实践上看,我们党提出的“六位一体”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和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六个建设能否获得成功取决于“三农”问题解决得如何。“三农”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永久性的战略问题。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我们希望温教授今天给我们讲好“农村的故事”。
  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温教授根据自己长期的理论积累与实践积累,引用大量图表与数据,通过纵向对历史的剖析和横向对多国的比较分析,就我国“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 (邓杨/摄)

  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
  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因农民是革命主体而形成的革命成果——“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农民几千年的历史性诉求,这个诉求被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届党的领导集体核心,如毛泽东同志土改给农民重新分了一次地,邓小平同志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次地,江泽民同志从1997年至1999年又给农民重新分了一次地。所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干的是同一件事,就是稳定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
  温铁军教授特别强调,全世界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如2008年到2009年因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凡属于维持小农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几乎都不为经济危机所打击,如泰国、越南、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尽管这些国家或地区可能资源短缺或有很多弱点,但都是通过土改使70%—80%以上的农村人口成为受益的农户。可以说,小有产者被保护起来,而小有产者是最怕风险的,因而形成风险厌恶型的小农经济;相对地,金融资本具有极强风险偏好性,越是大资本,其经济行为越是风险偏好,而一般的规制是约束不住风险偏好的。因此,在金融资本阶段,危机势必将连续爆发,靠什么稳定维持?绝对不是靠一般的加强金融监管,不是靠一般的加强制度规制,而是靠能否维护住小有产者的基础。相当多的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容忍零增长,就是因为这些国家达到了小有产者占人口比重的70%。中国自1949年以来历经多次灾难,历经多次经济危机,为什么能够幸免于难?就在于1949年实现的一个巨大变化——“均田免赋”。
  二、“三农”问题始于工业化初期剥夺农业剩余
  首先,温铁军教授指出,世界上原住民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唯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二战之后,新崛起的一批原住民国家都已纷纷落入发展陷阱,唯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
  中国实现工业化靠什么?靠得是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通过农业集体化的方式为工业产品找到了市场。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通过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体制安排推行工农产品剪刀差和从农村集中大量剩余劳动力成规模地投入基本建设,得以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温教授同时强调,不仅工业化初期阶段原始资本积累,还有1957年以后前苏联在其地缘战略目标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要求对中国工业化的投资必须以低价农产品偿还。这两个因素都强化了剪刀差的客观过程,导致对农业和农村剩余的高强度提取。温教授通过一组研究数据作了进一步说明。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老一辈的严瑞珍教授进行了计算:从1953年到1985年工农业比值剪刀差总共7000多亿元,与此期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孔祥智教授也通过计算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前近60年,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做的贡献加总是17.3万亿。
  温教授进一步指出,1949年以来,我国因四次大规模引进外资进行工业化,形成了四次国家债务,而每次国家债务带来两次危机,这八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向“三农”转移。凡能向“三农”转移的危机都“软着陆”;凡不能转移的危机则“硬着陆”砸在城里,从而带来了城市经济的大规模变革。
  温教授通过一张图详细地解释了1958年—1980年代的三次引进及四次赤字危机。(1)朝鲜战争导致1952年—1957年引进苏东54亿美元。1957年苏东停止投资,苏联人建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停摆。1960年开始还债,导致第一次赤字危机,中国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向农村转移了城市的过剩劳动力,开始知青下乡。从1958年到1960年,完成了1200万城市劳动力的下乡,占当时城市劳动力总量的20%多,这也就意味着城市有20%多的失业率转移到农村。(2)1963年,开始三线建设,经济复苏。由于三线建设不产生收益,投资没有回报,于是在1967年三线建设最高峰的时候,中国遭遇了投资下降的危机。1968年开始,危机爆发,再次知青下乡、大兴农田水利,这次又向农村转移了1700万城市劳动力,转移了差不多20%的城市失业,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走向了不经济。(3)1972年,恢复西方关系,引进西方投资42亿美元,从而又导致了1974年的危机。1974至1976年又有1000万知青下乡,大约占城市劳动力总量的不到20%,第三次向农村转移知青,解决了城市危机。(4)1977—1978年再次引进82亿美元外资,高增长引发了第四次赤字危机。
  通过上述论述,温教授指出,“三农”问题的发生始于国家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从农业提取剩余和向农村转移危机,而非集体经济没搞好。因此,完成工业化之后,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一段非常朴实但蕴含深刻道理的论断——“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我国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现在终于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应该实施“两个反哺”,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我国现在要城乡统筹,加大农村投入。
  三、从亲资本转向亲民生、亲生态、亲环境
  上述八次危机,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形成了一个“越多农业——越多贫困——越亲资本”的发展模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何种主义、何种体制、谁为领袖,政府在资本稀缺条件下都会出台亲资本的政策,我国也是如此。50年代,我们亲的是苏联的资本;70年代,我们亲的是西方的资本;现在,很多地方又开始亲民间的资本。可以说,政府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亲资本是必然规律,政府服务于资本乃至资本内化于政府也是必然。这是因为,如果不亲资本,就没有资本积聚,进而就没有收益。传统农业社会虽然是稳定的,但却不产生资本收益,不能够主动进入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就被叫做“落后”;但是,传统农业恰恰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的蓄水池。也正因此,资本积聚城市是正常的,人口和劳动力被农村所容纳也是正常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二元结构。
  温铁军教授进一步指出,政府在什么情况下会改变亲资本的逻辑呢?——资本过剩。我国也恰恰是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1998年,马洪同志指出中国存在产业过剩;1999年,林毅夫教授接着指出中国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1999年末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开始提出“以人为本”。在2002年以后,我国进入了资本高涨,即货币大幅度超发,中国迅速进入了金融资本扩展阶段。90年代,我们是产业资本扩展,到1999年产业过剩了;进入新世纪,我们是金融资本扩展,到2008年,金融过剩了,最典型的表现是08年存贷比,存大于贷50%以上。由于大量的金融资产用不出去,民间金融资本游资横冲直撞。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资本跑马圈矿、跑马圈水、跑马圈油、跑马圈汽、跑马圈地等等,其实都是游资在炒作。于是地产价格不断翻番,各种各样的资源价格不断上涨,这个过程恰恰是我们还没有一套有效的面临金融资本过剩的政策。
  三大资本同步过剩带来了一系列经济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有效地节制资本。但是,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招商引资、亲资本的思路,还不能转变成节制资本的思路。资本过剩应该转向新民生,因此,中央不仅提出了亲民生,而且提出来了亲环境,现在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亲生态”,这样一个政策的转变是具有战略性的。我们从1999年江泽民同志开始,推出战略性转变;到2003年以后,进入了民生新政;到现在进一步发展成了亲生态、亲环境的新政。
  四、理解乡土中国的基本常识:世界农业的客观异质性
  世界农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经济过程不能独立完成。可以说,农业是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的合一。因此,当农业出现不同类型的时候,一定是人为造成的。世界农业客观分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类型:
  第一,大农场农业。凡是实现大农场农业、规模化农业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国家,而且是外来人口占绝对比重的殖民地国家,如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大农场有上万公顷,原住民剩下不到2%,而原住民的土地权益是不被承认的。原住民生活在部落社会,没有地契,因而没有法律文件证明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他的土地可以被任意掠夺,从而形成了大农业。可以说,大农场农业是殖民化的产物,而非市场交易的产物,只有殖民化才有大农场。
  第二,中小农场农业,以欧盟为代表。欧洲作为殖民地宗主国,至今没有实现大农场。应该说欧盟国家是最早实现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欧盟国家的农业却恰恰是小农场农业,这是因为欧洲国家至今仍然是兼业农业。欧盟国家的主体是市民而非农民,60%以上的农场是由市民经营,并且获得极高补贴。因此,绿色运动从欧洲兴起。
  第三,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的农户经济,以日、韩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在东亚,日本是95%的城市人口,韩国是92%的城市人口,中国台湾是90%的城市人口,都没有搞成大农业,至今仍是小农经济。所有东亚国家,由于人口多,资源少,所以至今仍然是小农经济。因此,可以说世界农业三分天下,主要是人为的结果、殖民化的结果。
  五、乡土社会的治理问题
  乡土社会的治理问题是世界难题。我最近五年重点在研究如何化解乡土社会因治理成本过高而导致的对抗性冲突,我的实验研究是把对抗性冲突转化为非对抗。我国历朝历代都懂的招安,我们现在也得懂。所以我现在做的实验研究是把对抗性的,特别是大型的、跨县的对抗性组织转化成非对抗性组织,这样才能稳定。如果要用法律手段去强压,那其结果一定是矛盾越来越激烈。
  在互动问答环节,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提问热情踊跃,分别从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和社会各阶层差距、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否会失去土地等方面提出问题,温铁军教授一一做了精彩解答。

  现场签名 (邓杨/摄)

  最后,讲坛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指出,短短的两个多小时,温教授从讲世界文明史开始、从讲我们的党史开始、从讲博士的窄学开始,讲到白银战争、讲到换一种思维方式、讲到“耕者有其田”、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以及金融危机连续爆发,过度相信规模经济理论的危险性,讲到85%的农民获得土地和国家稳定的关系、讲到服从国家工业化的要求开始组建合作组织的问题、讲到工业化与“三农”问题的对接,以及当今资本主义“三性”的问题等等,温教授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很有感染力和吸引力。温教授今天的演讲,显然没有严格按照他自己列出的提纲,也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讲述“三农”问题,但他这种大尺度、大角度的分析,也许更有价值、更有作用,使我们以一种世界眼光、一种历史眼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全面地思考改革与开放、思考我们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念、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三农”问题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选择问题,使我们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特别是温教授作为一名学者和专家的学识和胆识、傲气和底气,对于我们所有参加讲坛的同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学习。

  主持人介绍,读书活动办公室开展的“建书感言”征集活动已收到很多听众诚挚精彩的读书感悟,我们已从本期起筛选出优秀感言刊登,欢迎大家来稿与我们分享读书感想和学习体验。另外,2011年第五讲(总第二十五讲)读书讲坛定于5月28日举行,届时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主讲《民族问题:世界与中国》。


关键词:三农问题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出版总署 三农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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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沁源 学生认证  发表于 2014-3-14 11:21:44 |显示全部楼层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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