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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商报 作者：韩哲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湖南省桂阳县农民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贴有“鄂尔多斯”、“恒源祥”等商标的假冒羊毛衫，获利1万元左右，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之所以出现“天价罚单”，是因为当地法院按照吊牌价计算，认定该农民的非法经营数额为4300多万元。
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些“天价罚单”。
去年7月，紫金矿业位于福建上杭县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污水渗漏事故，9100立方米废水外渗引发福建汀江流域污染，造成沿江上杭、永定鱼类大面积死亡和水质污染。事后，紫金矿业被罚款956.313万元人民币。而今年6月康菲油田渤海漏油至今，半年时间过去了，相关民事赔偿遥遥无期，可预见的也就只有国家海洋局所判定的最高20万元人民币罚款。而美国雪佛龙公司在巴西海域发生原油泄漏13天后，就领到了约合2750万美元的罚单。
这样的比较确实很折磨人的理性。因此，庄子在2000多年前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成为很多人不假思索的看法。因卖假名牌而遭受的2000多万元罚金，确是这个农民不可承受之重，同时也是公众常识的不可承受之轻。
吊牌价就是商品标签上的价格，在中国能按吊牌价卖出的商品少之又少，不然北京的“动批”就该歇业了。因此，以吊牌价来作为判案依据，法官也太懒了一些，法律也太随意了一些。如果不是，那就是另外一个考量了，想要的不是司法效果，而是社会效果，也就是想起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震慑一下制假贩假的不正之风。
制假贩假，当然为道德人心和市场经济所不容。打击制假贩假，自然需要法律施展它的正义。一个成熟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也必然是一个法治经济。但是，法律不能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根据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而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想要靠震慑来达到管制的目的，基本上是徒劳的。在明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反腐败，每个案子动辄就杀数万人，惩罚也极其残酷，甚至发明了剥皮萱草，但最后明朝的官员还是顽强地选择前“腐”后继。回到这个案子，激情之下，对制假贩假来个大快人心的倾家荡产式罚款，不会让人觉得更有正义，而是觉得法律捏了下软柿子。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天价过路费案”。稍早前，这个案子再审开庭，与原审相比，检察院指控的犯罪数额从368万元锐减至49万余元，法院对主犯的量刑从无期徒刑减为7年有期徒刑。重审之后，有人开玩笑说，公众舆论的价值等于319万（368万减去49万）。不知道卖假名牌这个案件，经社会关注之后，是否也会有一个新的说法呢？不知道，公众舆论在这个案件上会有怎样的价值呢？民意不能影响司法判决，司法也不能以民意作为案件判决的考量。但前提是，司法同样不能看权力脸色行事，否则，司法的权威就没有办法树立，民意也就会时不时地想要影响一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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