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必须从生产领域入手进行分析。否则就像是面对打劫带来的得失问题,把打劫过程仍在一边而仔仔细细的讨论分赃过程带来的得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生产领域出发。比方说贫富差距问题,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已经把它的最大头产生出来了,正如《资本论》的分析,资本的生产及再生产是:剩余价值再生产、剥削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的统一体,是一步到位的。那么当然,在这三者中很清晰的看出了贫富差值再生产。既然资本再生产是永无止境的螺旋上升,那么新增的贫富差值自然也是无止境的产生出来。贫富两极的最大头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扔掉这二者的差距而去分析资本家之间以及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在阶级上是反动的,在科学上也是犯了西瓜与芝麻轻重不分的错误的。
另外,洛伦兹曲线及作为其分析结果之一的基尼系数,不自觉的漏掉了一个讨论社会的经济问题的根本不能漏掉的问题,那就是金钱对政治的直接干预从而反作用于经济,这让经济学的量的指标发生了质的飞跃,将出现一系列新的经济现象及经济规律。而且这一反作用的阶级性已是不承认阶级对立就无法分析的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从选举开始直到兑现其个体承诺(区别于公开向大众的承诺,大众对选举的影响还很间接)的过程,具有不问政治这一学术洁癖的人就得付出此洁癖的代价了—弄不清问题而在形式主义美学上品味民主。呵呵,这哪是洁癖,只不过是遮挡自己阶级归属的面纱而已。他们的经济学真正堪称和谐。
只是吴敬琏的这篇文章很让人失望,这与其说像经济学家的发言,倒更像没工夫做研究而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的随意表述。我看了他的2001年对江泽民主持的理论会议上的发言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于提出的观点总是自觉的给出一定的论证说明,态度也是严谨的。他在那本《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里的最后几篇文章里对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做出的总结也是严肃认真的。而且杨玉生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史》也肯定了吴敬琏与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所以我觉得吴敬琏这篇文章确实开了倒车,但他以前的文章未必不值得一看。西方经济学的向上的自我运动必要达到那样一点:要么回归生产领域从而自觉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要么开倒车犯一些过去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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