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1、制度变迁惠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受损者会反对变迁

2、林毅夫认为统治者依靠特定的群体集团维系统治地位，如果制度变迁损害统治者依靠其支持的集团，统治者害怕自己的统治基础受到侵蚀，一般不进行制度变迁

3、在没有形成组织之前的农民是松散的集团（1＋1<2），如形成组织并整合为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那么在各方面的力量增强不是简单的1＋1＝2的问题，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3-7 20:13:52的发言： 政府对于发展农业协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谨慎和紧张，原因就不多说了。

可是万一政府内部尤其是不同级次的政府间发生了利益分化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问题不是万一，是本来就存在，第一层叫中央－地方，第二层叫地区竞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9 20:17:10编辑过]

一看题目，就知道立论错了。

土地私有化开始了---土地股权制

《中国经营报》作者：杨锋磊，熊学慧，张毅。本文为摘编

　　在今年两会前夕，广东省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声称找到根除“三农”问题的良方。

　　在经过长时间高速的工业化进程之后，广东城乡差距被急剧拉大。专家称广东已走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点上，土地制度的股权化、农村经济组织的高度企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方法。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土地股权制”正成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万宝瑞称，农村土地实行股份合作是近年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物，其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土地产权是“三农”的核心问题，“土地股权制”改革正在广东、浙江等地进行。广东省即将出台的《关于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农村“三化”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城乡配套改革、财政体制、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广东省在去年年底和今年春节后多次就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召开相关会议，在佛山、广州等地推进农村“三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在佛山、广州等地的经验中，有一个关键的改革方向是赋予农民公平的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

　　广东经济发展到现在，必须着重考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认为，“三农”的核心在“农外”，但要先解决“农内”的问题，即土地产权问题。土地财产化、资本化、货币化后，土地可以入股、租赁，可以流转、继承。

　　最早提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思路的是深圳、广州、佛山等地。据介绍，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三种模式就已开始进入试验阶段。

　　“三农”问题专家、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处副处长谭炳才说，广东省先行试验的“土地股权制”有“广州天河”、“深圳龙岗”、“佛山南海”等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基本代表了当前中国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的潮流。

　　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平均分包形式的格局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要求时，新的矛盾随之产生。佛山南海区１９９２年就开始进行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试验，农民拥有的股权可以流动、抵押、继承、买卖。进行土地股份制改革后，南海区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增强，经济收入快速增加。２００４年南海区农村经济总收入超过１０００亿元，集体经济纯收入达到３０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１万元。

　　广东省委、省政府１９９４年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南海经验，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的突破和飞跃。

　　南海区土地股权化方案与浙江省部分县市执行的“股权量化到户（人）、提高公共积累”的做法相似，由股份制企业运作集团资产，再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公共建设的资金。到本世纪初，这几种模式发展已趋成熟，结果已量化到个人，农民开始“持股进城”、“持币进城”。

“土地股权制”法律脱后腿
　　农村股份公司运作的效率和农民参与组织运作的相应问题也相继出现。如股权设置不合理、组织制度不全、分红比例不确定等问题。由于没有完整的法人地位，股份制公司在对外进行经济活动时难以保障自身的利益。有关部门在起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时应给予充分体现，明确股份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依法登记。

　　深圳声称到去年底已完成城市化改造，是全国第一个“没有一个农民的城市”。而罗必良教授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这说明了什么？没有农民就真的城市化了吗？城市的社会职能如果没有延伸到农村，土地如果不是进入市场化的交易过程，城市化又有何意义？

　　不管以何种形式，深圳现在终于终结了“农民”，这也正成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一种趋势。若干年后，这种趋势或许也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结果。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名著《大趋势》中说，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就是一部美国简史。所以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让农民单一土地经营，实现不了全面小康。

　　罗必良说，“土地股权制”正期待国家方面的政策破题。但这一制度是否最终替代已执行了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待进一步的试验结果。广东省出台《决定》，或许是政策破题的前兆。在《决定》出台之前，广州、佛山、东莞等地先后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土地股权制”改革进行指导。

根源：没有完善全民社保制度情况下的社会分工结果。

结论：不管国家如何扶持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终还是要从社会分工制度和全民社保制度上来解决。

土地股权化对于富足的城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许多财力不足的中小城市或者老工业城市，还是不要盲目模仿。因为在中国，谁都知道，土地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没有土地，一旦贫困，那么原先失地的人就要revolute。

楼上说的有理，但怕的是周业安所说的“政府自认为自身的利益等价于社会福利，因而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外部规则也有利于社会福利改进，但知识的局限造成政府的选择常常不符合实际的特定环境。”

是啊，本来改革是“知识的冒险”（哈耶克），但是在“致命的自负”下也可能成为全国的冒险。

在极大程度上，三农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以及解决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工业的发展状况。而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创新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