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历任校长的雷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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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京师大学堂时期历任校长（共九任）

  第一任校长——孙家鼐（任期1898年7月——1900年春）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咸丰期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1898年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被聘为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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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从而与主战派、光绪的另一位师傅翁同龢对立。这两位皇帝的师傅对德宗皇帝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翁同龢凭借口才与其拥有众多门生、故旧占了上风。  

第二任校长——许景澄（任期1900年春——1900年8月)

许景澄（1845—1900）字竹筼（yún），一作竹筠。浙江嘉兴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同治七年进士。历任驻法、德、意、菏、奥、比六国公使。同治二十四年（1885年）九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礼部左恃郎，改吏部，又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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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当时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时攻打外国使馆，对外宣战。许景澄极力反对。他上书慈禧太后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太后大为震怒，许景澄被慈禧定为“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于同年（1900年）7月28日在北京被处死，时年55岁。相传许景澄被判时，还惦记着京师大学堂的经费，把存在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办学经费银子的存折取出，交给当局，嘱咐防止外国人赖账。

第三任校长——张百熙(任期1902年1月——1904年1月)

张百熙 (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98年，任内阁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事务。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1月——1904年1月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张百熙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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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就以经济特科荐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必须予以重用。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百熙因为曾举荐康有为而获罪，被革职留任。

第四任校长——张亨嘉(任期1904年1 月——1906年2月)

张亨嘉 (1847—1911)，字燮钧，号铁君，侯官 今福州市人。光绪九年癸未科2甲62名进士。光绪二十七年，出督浙江学政。旋回京，仍在南书房行走，并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补授光禄寺卿，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调补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官。1898年筹设的京师大学堂，为当时全国新型最高学府，八国联军侵华后停办。1902年正式恢复，清廷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1904年1月，朝廷批准《奏定大学堂章程》，改管学大臣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2月6日，孙家鼐受任首任学务大臣；另设大学堂总监督一职，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张亨嘉由大理寺少卿、原浙江学政被任命为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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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张享嘉任京师大学堂校长那天，发表了堪称史上最短的就职演说，只有14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第二雷——1905年5月28日至29日，京师大学堂举办北大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校运动会，竞赛项目有20个之多，张亨嘉作《大学堂召开第一次运动会敬告来宾》文，提出：“盖学堂教育之宗旨，必以造就人才为指归，而造就人才之方，必兼德育、体育而后为完备。”“乃知非重体育不足以挽积弱而图自存。”“今日特开运动大会，亦不外公表此宗旨以树中国学界风声而化。”他亲手开创了京师大学堂的优良学风，为该学堂以后成为闻名于世的“北京大学”，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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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日甲午战争 京师大学堂 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 慈禧太后 京师大学堂 户部尚书 宗主权 李鸿章 光绪帝

第五任校长——李家驹(任期1906年3月——1907年8月)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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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师大学堂任上，李家驹干了一件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事，为北京大学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笔。在他上任以前，张享嘉曾在外籍教师倡议下搞过第一届运动会，但无论参加人数、观众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乏善可陈。李家驹上任，担任第二届运动会的“会长”，亲力亲为，让中国人担任裁判，首次组织女生参加比赛，轰动一时，观众人数超过万人。比赛的前两天，李校长穿戴官袍，招待来宾。到了最后一天教职员工比赛，只见他急急忙忙来到操场，脱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裤，站到300码起跑线上。发令枪响，李校长健步如飞，在全场一万多人的助威声中，第三个冲过终点。比赛结束，他得意地对旁边的人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吧！”李家驹这一“反传统”的举动，得到当时开明报章的大力揄扬，也带动了中国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李家驹自称“老夫”，其实并不老，这一年只不过30多岁。

第六任校长——朱益藩(任期1907年8月 ----- 1908年1月)


朱益藩（1861年7月1日—1937年3月10日）字艾卿，号定园，江西省莲花县花塘村人，朱熹后裔。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南书房行走；1907年12月25日调宗人府府丞；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派充廷试赴日、赴欧游学毕业生监考官及阅卷大臣；1909年（宣统元年）钦命为廷试游学生阅卷大臣；1911年（宣统三年）授副都御史，后授毓庆宫授读，毓庆宫行走、少保、太保、赏紫禁城骑马、乘坐二人暖轿、诰授光禄大夫、赐谥“文诚”。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师傅”即末代帝师。还是江西历史上出任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总监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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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虽为清朝遗老却抵制张勋复辟。1917年张勋在北京宴请朱益藩，图谋一同举事。朱益藩劝张勋，形式非比昔日，大小军阀虎视眈眈，正要准备互相残杀，把溥仪抬出未必收拾得了局面，靠那三五万辫子兵，根本坐不住。张勋复辟后，给“皇上”请安谢恩的人堆儿里也没有两代宗师朱益藩的影子。朱老先生此举不是表明他对清室不忠，也不是说他是个封建制度的背叛者，只能说明他能权衡利弊，顺应民心，是他的民本思想起了作用。

第二雷——一九二四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由朱益藩为其管理“清室北京办事处”，仍负有为溥仪谋划之责。“九一八事变”后，朱益藩“但主拒，不主迎”，态度鲜明；溥仪出关，他不但不随行，而且至死没去过长春。

第七任校长——刘廷琛(任期1908年1月-----1911年12月)

刘廷琛(1867——1932)，江西德化人(今九江市)，字幼云，号潜楼。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906年任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辛亥革命后，热衷于参与策划复辟清王朝的活动，张勋复辟时，刘廷琛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张失败后，刘廷琛隐居青岛，以书画自娱。为当时岛上三翰林之一。1932年7月5日，刘廷琛病逝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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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琛以书法漂亮而闻名，但写过之后，他从来不收钱，只要求在歌女的陪伴下，好好吃一顿。甚至到眼睛快瞎了的时候，他还在条幅上书写了自己的长篇诗词。有不少人冒用他的名字，为自己拙劣的作品寻找市场，可当听说这样的事情时，他从来不生气，只是付之一笑说，“那些知道我的人不会受骗，其他的人不值一提。”日本人提出了掠夺中国最后自由的“二十一条”，刘廷琛泪流满面，像孩子一样哭泣着：“事情变成这样，全是我们的错。没有人让我们去保卫自己的王朝，现在我真不想活了。生命已经一文不值了。”天黑之后，他比以往更甚地狂饮。房间里回荡着他的狂笑声，直到最后一支蜡烛熄灭，醉醺醺的客人们蹒跚着走上回家的路。

第八任校长——柯劭忞（mǐn）(任期1910年12月——1911年12月)

柯劭忞（1848年－1933年），字凤孙，山东胶县人。清光绪进士。民国初年国学家、史学家。曾任辅仁大学（北京）董事会董事。1910年9月至1911年11月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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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劭忞自幼丧父，由母亲李长霞教抚养长大。柯劭忞博览群书且过目不忘为第一雷；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柯劭忞感念前朝恩泽，以逊清遗老自居为第二雷；柯劭忞独力撰著《新元史》并由徐世昌明下令列入正史——为第二十五史，此为第三雷。

第九任校长——劳乃宣(任期1911年12月——1912年2月)

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别署矩斋，晚号韧叟，原籍浙江桐乡，生于直隶广平（今河北永年）。清末官员，学者。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对义和团甚为反感，主张加以镇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劳乃宣升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宣统三年（1911年）11月，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及代理大臣。他还曾任资政院议员。劳乃宣是著名的等韵学家，曾出版的《等韵一得》一书。他也曾参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即拼音文字运动），依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增订成“合声简字”，除了《京音谱》（北京话）外，还有《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苏州话）和《闽广音谱》（广州话）等方言切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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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劳乃宣坚持以封建三纲五常为修订法律的根本原则。他认为，中国是“农桑之国”，产生家族宗法伦理，“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太平，由此产生家族主义的“家法”。他向宪政编查馆上《修正刑律草案说帖》，提出要把千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亲属相盗、亲属相殴等“旧律有关伦常诸条逐条一修入新刑律正文”。

第二雷——张勋复辟讨逆军即将攻入京城，张勋任命的伪官个个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但张勋复辟于1917年，劳乃宣终老却在1921年，可能是要自尽时被人救了吧。

第三雷——民国初年，顽固的劳乃宣发誓不做民国的官，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劳乃宣的顽固与滑稽可见一斑。

第十任校长——严复(任期1912年2月——1912年10月)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严复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出任北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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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与孙中山政见不同。1905年初，孙中山自纽约抵达伦敦，拜访严复。严复认为：“当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庶几逐渐更新。”孙中山则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雷——吸毒成瘾。严复中年以后，为减轻病痛而吸食鸦片成瘾，晚年多种疾病缠身，受气喘、腹泻、失眠等症长期困忧。1921年10月27日，肺病加剧，离世。

第十二任校长——何燮侯(任期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何燮侯(1878—1961)何燏时，字燮侯，教育家，诸暨枫桥赵家人，生于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父何蒙孙，晚清秀才，擅书法，热心乡里公益。幼年读四书、学古文，16岁跟赵缵侯习数学。1905年7月，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为中国留日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1912年12月，接首任校长严复辞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13年11月因与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南归。1949年9月，何燮侯应邀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历任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ZF监察委员，浙江省人民ZF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4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成立，当选为主任委员。1961年，他因感冒风寒，引发心脏病、肺炎，于4月21日在杭州去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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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真正北大第一任。1912年11月，国民ZF推行重教兴国政策，将原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何燮侯被任命为校长。可以说，何燮侯先生是真正的首任北大校长。

第二雷——开春秋招生之先，伏民主校风之笔。燮侯先生就任北大校长虽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然而在短短的校长任期内，却为北大注入了新风。何先生整顿校治，并创大学春、秋两季招生之先河，且力揽国内一流人才到北大任教。沈尹默以及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皆由何燮侯先生力邀而入北大，为后来北大广开民主校风埋下了伏笔。

第三雷——爱国亲共，泾渭分明。伪满ZF曾汇巨款电邀何燮侯赴任伪教育部长，被和断然拒绝。解放战争时期，何燮侯因追随共产党两度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何燮侯慷慨陈言：“释放不释放听便，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经陈季侃、邵力子等多方营救保释出狱，但不准越钱塘江南，由此，何燮侯一度长居余杭。

第四雷——年逾古稀，热衷政治。何燮侯在1949年8月撰写的自传中说：“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有所贡献，深自惭疚，唯一希望，只求苟延残喘数年，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柱石，不让苏联占美于前，是所愿也。”何燮侯性格刚毅，为人耿直，知无不言，心口如一，力挺马寅初“节制生育”之主张。

第十三任校长——胡仁源 (任期1913年11月——1916年12月)

胡仁源（1883—1942），浙江吴兴人。1899—1901年在南洋公学师范班学习。1902年科举及第，进京师大学堂学习，后留学日、德、英等国，毕业于英国推尔蒙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及工科学长，1914至191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1925年任交通大学机械科教授、铁路管理科科长。1913年11月，胡仁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4年1月4日 北大校长何燏时辞职，由胡仁源继任。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萧伯纳的《圣女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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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当面质问鲁迅。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创办文艺杂志《新生》时，他的同乡、同期留学日本的胡仁源当面质问鲁迅：“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鲁迅轻描淡写地说：“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这便是好处。”耐人寻味的是，在发表文学（文化）无用论之后仅仅7年，即1914年，学工出身、崇尚实业救国的胡仁源却当上了北大校长，再过12年，即1926年，胡仁源又登上了教育界的权力最高峰——教育总长的宝座（任期仅两个月），实实在在做起了文化有用的事情，用实际行动推翻了自己当初对鲁迅的质问，甚至还和鲁迅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

第二雷——扩大招生、建沙滩红楼。胡仁源是除蔡元培以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胡先生任职期间，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规划：扩大招生。增聘教员。3�备慕�教学方法。4�北嘈唇滩暮徒淌谝�目。5�碧砉航萄�设备。6�闭�理图书。7�奔忧慷栽た频墓芾怼�8�迸嘌�专门学者。随着胡仁源校长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沙滩的红楼就是由胡校长计划建造起来的。到1916年秋季胡仁源离开北大前期，全校学生人数已增至1503人，为其后人蔡元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雷——不给袁世凯面子。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也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

第十四任校长——蔡元培 (任期1916年12月——1927年7月)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非常优秀的成绩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其72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ZF时代、南京临时ZF时代、北洋ZF时代和国民ZF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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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对中国影响颇深，雷人之事颇多，以下，仅选两例：

第一雷——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四一二清党。1927年3月，蔡元培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任会议主席，具体讨论与共产党分裂方法，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 4月2日, 国民党监察会议在主席蔡元培主持下再次召开，会议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处置的共产党人的名单，共计179人。蔡元培在清党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让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极为震动，他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1927年清党前后，蔡元培是蒋介石最忠实的盟友, 在夏天, 蒋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复出的过程中, 蔡元培都是蒋介石身边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和蒋介石一起下野, 在同年12月1日，蔡元培在蒋介石婚礼上担任了证婚人。

第二雷——“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蔡元培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曾经做官做到国民党的中常委，但他不是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在学术上，他曾有过伦理学等方面的论述，但远远比不上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他将北大办成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