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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领导力学院院长肖知兴
作为一个商业和管理的研究者，我看近年中国宏观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有两个节点。一个是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一个是三年后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件。前者代表盗商(亦盗亦商)势力已经在中国各个行业盘根错节，在地方权力的保护下，铤而走险，为了一己之私，明目张胆地草菅人命。后者则显示整个体系的持续恶化，尤其是标志着官商(亦官亦商)势力的逐渐成型，一些打着为民谋利的旗号的国有企业，通过劫持中央权力(如所谓“统治基础”论)，正在逐渐蜕变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禁脔，从为民谋利，到与民争利，最后到谋财害命。三聚氰胺事件是船体上出现的一个大洞，温州动车事件则好比主机房已经开始进水了。经济狂飙突进的背景下，三四年时间之内，社会各阶层之间信任的流失、共识的缺乏和互相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到这样的地步，确实是让众多中国内外的观察者感到无法预料和难以理解。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是偏内地、偏底层的民众，温州动车事故伤害的主体则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前者尚受到正式体制的谴责，后者的处理过程中，体制却扮演了一个面目不清的角色。大多数中产阶层在前一个事件中采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的态度，事不关己，先高高挂起，却没想到，这么快火就烧到了自己头上。
如果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他们无远不届的威风之下，是谨守本分的价值创造型企业(平民资本或公民资本)的节节败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繁花似锦，旧都如梦，为什么最后都不了了之？归根到底，都是无法对付他们所处的那个密不透风、滴水不漏的专制体制。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或称“国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其实，权贵们和流氓们又何尝胜出？财富掠夺者肆无忌惮的结果是财富创造者们纷纷作鸟兽散，最后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这种大背景下，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与古代封建王朝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人们，托全球化之福，多了一个选择：移民。权贵移民，企业家移民，中产也移民，除了底层民众因为没意识或没能力而没有移民的倾向之外，从权力到资本、到大众，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有强烈的移民倾向。一拨又一拨的移民大潮中，各路贪腐官员、权贵资本和流氓资本甚至还有占主流的趋势。被掠夺者因为不堪被掠夺而逃；掠夺者也因为担心被清算而逃。被掠夺者和掠夺者殊途同归，最后居然以这样一种诡异的方式在异乡相聚了，浊酒一杯家万里，他们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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