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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被誉为经济学上的《圣经》。东西方经济学理论追根溯源，都宣称《国富论》是自己的源头，斯密是他们的鼻祖。由此可见,斯密及其他的著作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然而，在伟大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对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分析，字里行间流露着偏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所说，熊彼特对“英国经济学传统缺乏热情”。笔者通过阅读《经济分析史》也发现了这种偏见，并且深深地为我一直顶礼膜拜的斯密鸣不平。所以以此为题整理了《经济分析史》这方面的材料，并适当地作出自己的点评。
一、 把贝卡利亚同斯密比较所显示出的偏见。
也许是自己孤陋寡闻，同大多数学习理论经济学的同仁一样，意大利的经济学家我只知道帕累托的大名，因为关于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的标准至今还是不容动摇的参照系。根据熊彼特的记述，塞扎尔·博尼桑那·迪·贝卡里亚侯爵（1738—1794年）是米兰人，他写过两部著作，一部是《犯罪与刑罚》为他赢来了法学家的美誉。另一部就是被熊彼特赞誉有加的《公共经济学要义》，他死后别人在他讲稿的基础上发表。
看完这样的介绍，我们一定形成这样的认识：贝卡利亚同斯密不能对比，也无法对比。一个是法学家中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中的美学家。你没法对比，也不好评价。然而熊彼特对两人全面对比，而且对比评点中随处可见对贝卡利亚的偏袒。他说，“贝卡里亚是意大利的A.斯密。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成就确实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也有些相似。他们的生活以及受各自职业的影响而对事物采取的态度，同样也有相似之处，尽管同仅担任过下级官吏因而毫无创造机会的斯密相比，贝卡里亚主要是公职人员，而同仅教过两年书的贝卡里亚相比，斯密主要是教授。两人都是普通人所望尘莫及的广阔知识领域的主宰。贝卡里亚也许比斯密懂得更多数学，但斯密似乎比贝卡里亚懂得更多天文学和物理学。两人都不单纯是经济学家。斯密的著作中没有可以与《犯罪与刑罚》相比较的东西，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却要比贝卡里亚的美学强。两人都欢快地邀游在时代潮流中，但也有不同：一方面，贝卡里亚不仅接受了功利主义的所有主张，而且还是
功利主义的主要创立者之一，而斯密则十分明显地对功利主义表现出了某种带有批判意味的冷谈；另一方面，斯密不仅接受了自由贸易论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几乎）所有主张，而且还是使它们获得胜利（就经济文献而言）的主要人物之一，而贝卡里亚则对自由贸易论和自由放任主义表现出了某种带有批判意味的冷淡。商人都是杰出人物。但至少在1770年以后，天赋肯定较高的贝卡里亚把才智贡献给了米兰共和国，而斯密则把才智贡献给了全人类。”[1]
对两人经济名著的评点，熊彼特又说过这样一段话，“1770至1776年对于经济思想的发展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时期；尤为重要的是，《国富论》是毕生劳动的成果，而《要义》只是讲稿，而且是作者不愿发表的讲稿。就主观成就来说，不应该拿这些讲稿与《国富论》相比较，而应该与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使用的经济学讲稿相比较，如果作这样的比较，贝卡里亚会轻而易举地获胜。或者也许可以设想贝卡里亚迁居到柯卡尔迪，在其讲稿上另外再花六年功夫，而不是埋头处理米兰共和国的问题；我们应该拿《国富论》与这种花费了更多时间的讲稿相比较。我们认为，《公共经济学要义》与《国富论》的差别主要是由所投入的劳动量造成的，这无论如何是理解斯密成功奥秘的一条重要线索。[2]
这完全不是一种客观的对比点评，武断下结论说贝卡利亚比斯密的天赋高是毫无根据的，也是对斯密的不尊重。人的天赋的高低我们无法测量，那么我们怎么区分呢。这就是现代信息经济学里面的教育的信号博弈所说的，天赋、才能要通过信号或者举动传递出来。这样就很显然，至少在经济学上，《公共经济学要义》不能同《国富论》相提并论的，传递出来的信号，理所当然是斯密的天赋比贝卡利亚高得多。如果说贝卡利亚在法学研究上或者在行政上比斯密干得出色，那完全是分工的使然。按斯密的话来说，是“委身”为某一职业的结果。
二、 对《国富论》经济思想评价的偏见
一方面，熊彼特所说，《国富论》“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3]另一方面它又说，“《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4]这样前后矛盾的提法随处可见，一个不是新思想的东西怎样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我们不能不怀疑熊彼特的评价标准。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斯密也不例外。但是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都是零零碎碎的，没有成为体系。经济学成为一种体系是从斯密开始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先生在《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这本书里面，提出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六次革命，斯密的《国富论》里面蕴含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被称为第一次革命。这些说明了斯密至少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走在他先辈及其同时代学者的前面。而熊先生依然不依不饶，还是说斯密的经济思想无非是前人思想的综合。“还有另外一股潮流汇入了《国富论》，这股潮流为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家所代表。斯密了解配第和洛克；或许也熟悉坎梯隆，至少在写作初期可以通过波斯特勒特韦特的《词典》对坎梯隆有所了解；他承认哈里斯和德克尔对他有所帮助；也一定熟悉他的朋友休谟和梅西的著作；在一大长串 因犯有“重商主义错误”而为他轻视的作家中，也许有些作家例如蔡尔德、达文南特、波勒克斯芬，使他学到了许多东西，更不用说象巴贲和诺思那样的“反重商主义的”作家了。”[5]
在对《国富论》的内容综述上，熊彼特对斯密的每一部分的理论都作出了精彩的点评。但这里面很多地方也很不客观，按现代流行的一个词语，一点都不“给力”。比如说，斯密的分工理论，是本人认为最精彩的抽象。后来新古典经济学不谈分工，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应该是难于突破，无法逾越。而熊先生依然说，“第一编的前三章讨论的是分工。这是整座建筑物中最古老的一部分，在初稿中就已完成了。而且，也许由于斯密在教学中经常讲授它，它是《国富论》全书最精练的部分。我们知道，该部分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但却应该提到，有一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那就是，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6]
分工理论在斯密的经济理论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斯密写作的《国富论》的主旨就是要“富国裕民”。那么什么是财富呢？斯密在《国富论》的绪论里就开宗明义的定义，“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7]可见，财富要生产性劳动创造，生产性劳动的效率提高显然也能增加财富。那么劳动生产率又靠什么提高呢？斯密给予明确的答案是分工。他说，“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数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着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8]分工又从哪几个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呢？斯密关于扣针生产的例子，只要是读过《国富论》的读者都会受到深深的震撼。斯密还不满足案例的说明，同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谈了以下三点：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9]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10]第三，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这必定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举例。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只是：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11]大家读完这几段话，可以看见理论的逻辑性是多么的严密。而熊彼特还是说，分工理论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我们读者怎么不拍案而起！
三、结论性评述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之一，功绩尤大，光辉永存。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同他的《国富论》永载史册。熊彼特作为伟大的经济思想家，当然他应该比大家更清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但他对斯密理论的偏见，我想应该是他对英国传统经济学中好多学者居功自傲，而产生反感的使然。对斯密的矛盾评价，也证明熊彼特内心的摇摆。《经济分析史》作为一种理论史，当然作者的观点与立场会影响到理论的评价。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在这里我要说，“屁股决定了一个人的脑袋！”
参考文献：
[1] [2][3] [4] [5][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7] [8][9] [10][1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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