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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不能承受之重
作者 卢丽涛 钟可芬 潘播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2012-02-28 01:19
近日广东河源紫金县爆出的丙肝事件，对基层医疗改革再次敲响警钟。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走访卫生站时发现，基层医院服务水平总体低下、基层公共卫生监测体系脆弱等问题仍然突出。
“找熟人”
尽管响水路片区诊所、药店加起来有20多家，但这一带的居民都喜欢到城东卫生站看病。
一名患者对本报记者说，她和医生熟悉，即使晚上或者凌晨，医生也给治疗。通常有感冒、发烧、头晕、乏力的症状，医生用静脉推注，比吊瓶输液更简便，价格30元左右，相比之下，县医院检查项目多，没有熟人就很麻烦，价格也更贵。
“找熟人”是当地居民屡次提及的一个词。一名丙肝患者对本报记者说，在县人民医院做丙肝抽血化验，规定价格为300元，他给一个熟人100元就能搞定。
这也是很多和黄医生同乡的村民的选择。他们习惯了找熟人看病，黄医生也因此获得颇高的威望。
紫金县唯一的基本药物配送商河源康诚堂药业人士张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他发现紫金人就医的特点是，小病就去小诊所、卫生站、村卫生室，严重一点的病就去县医院和县中医院，需要动手术的病就到广州或者深圳的医院。
“小诊所的生意反而好了起来，通常都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天要看几十个人。”张先生说，不过这些小诊所、卫生站和村卫生室的医生，大部分只是持有乡村医生证书。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原司长李长明对本报记者表示，据调查，农民的看病问题，将近60%是在村卫生室解决，40%在乡村卫生院解决，小病、常见病在乡村两级解决。上世纪90年代，乡村卫生室大量个体承包，集体和国家投入比较少，设备条件，人力资源的管理相对薄弱。同时，村卫生室定位不够明确。
从哪里进药？
诊所和村卫生室是我国基层医疗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卫生部公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末，我国村卫生室64.8万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09.2万人。
乡村医生黄荫珍也是其中一员。27日下午5点，本报记者以非记者的名义联系上了黄荫珍。黄在电话中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一直都是一人一针一管”。
黄荫珍说，他每年都接受一次紫金县卫生局的培训，是具有合法乡医证的乡村医生。
他说，卫生站每年都要交给县疾控中心120元的“检测费”，县疾控中心每年都来查站里使用的器械，所以自己根本没机会违规。
按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器械都要从指定的配送商处购进。但紫金县唯一的基本药物配送商河源康诚堂药业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城东卫生站从来没有在该公司进过药。
那么黄荫珍从哪里进药？他自己在电话中称，都是合法渠道进的药——其他医药公司，还有正规药店。“从这里进药更便宜，所以我给病人的价格才便宜。”
一位河源当地的媒体人士对本报记者说，一般正规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不愿意当村医，愿意进大医院，很多诊所的乡村医生通常年龄较大，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而是依靠临床经验。
来自河南大学医学院的一名教授说：“合格医生的缺乏，使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不仅没被激活，反而陷入‘缺人才—发展缓慢—更缺人才’的怪圈。”
同时，普通诊所的医疗垃圾收集处理也不容乐观。
一位曾采写过河源医疗垃圾现状的媒体人对本报记者说，县城的大医院有专门的医疗垃圾处理机构上门收取，但诊所没有人收集，乡村诊所更没有正规渠道收集。医生只有自己处理，多数用火焚烧，或将针管埋在地下，可能会造成水污染。特别是没有招牌的黑诊所，把医疗垃圾丢到运垃圾的车上，其中的塑料医用品被捡垃圾的人卖掉，更甚者被运到普宁、汕头一带做成白色透明的塑料杯。
薄弱的监管
在监管体制上，乡镇的诊所受到卫生局下的卫生监督所和镇级卫生院的双重监管。以紫金县紫城镇为例，该镇包括牙科诊所、骨科诊所、校医室在内的44个诊所的法定代表人都是紫城镇卫生院的院长。
和紫城镇相邻的乌石镇，57个诊所的法定代表人都是乌石镇卫生院的院长。其他各镇的情况与之相似。
一个院长监管几十个诊所，且分布在乡镇不同地域，监管乏力可以想象。
上述山东的一名乡村医生写道：“卫生院成了村医的直接领导，建卫生室、分设备装修、任务考核和补助钱，都是卫生院说了算。和院长关系好的村医，收入自然高，没关系的只能认了。”但反过来，乡村医生对卫生院院长没有监督权，卫生院的账目、奖罚也并不公开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卫生院院长的不作为。
城东卫生站名义上属于当地两级管辖范围，紫金县卫生局局长赖仕良告诉记者，城东卫生站是私营诊所，没有政府补助，自负盈亏。
这种纠结的体制，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领域随处可见。乡村医生既没有编制也没有收入保障，提高服务能力的途径更是几乎空白。
此前，国务院曾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现了较大收支缺口，因此，必须同步落实补偿政策，建立稳定的补偿渠道和补偿方式，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稳运行和发展，调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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