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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两会，有人欢喜有人忧。在北京的一辆出租车上，这位女司机刚刚收听完温总理所作的《ZF工作报告》，脸上充满着疑问，一是她听不懂那些数字，以及数字背后会发生的事；二是这个ZF工作报告到底和她开了20年的出租车和手里的股票有什么关系。她很快把收音机调到了中国之声，看得出她更喜欢叶檀，而且很担心的关心起叶檀的近期外貌。看得出，她们已经很“熟”了。本文摘选自《管理未来:卓有成效的德鲁克》中有关组织管理变革的一段，以警示今天的人们，自诩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德鲁克是如何定义ZF的。
20世纪70年代，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管理”这个字眼是一个禁忌。因为所谓管理就是在谈钱，但非营利组织所自豪的，是远离营利，并摆脱财务等俗气的考虑。但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都已经知道，非营利组织甚至比一般企业更需要管理，就是因为他们欠缺财务方面的纪律。
在美国的社会部门中，迄今为止，已有超过一百万个以上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的总体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经费的四分之一是民众捐献的，另外的四分之一是ZF付给的特定工作的费用，其余则是来自提供服务的所得。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雇主。美国有一半的成年人，约有九千万人每周至少拿出三个小时担任义工，包括为非营利组织、教会、医院、医疗保健机构等组织工作，或是参与社区服务。几年后，这些不支薪的人员可能达到1.2亿人，而他们每周平均服务的时间也会增长到五个小时。
非营利组织逐渐成为美国管理实务的领导者，它们将使命转换成精确的目标、积极的热情和卓越的绩效表现。这些组织在制定策略与提升董事会绩效方面，做到了大多数美国企业都做不到的事情，它们有效地独立进行董事会的运作。在激励与确保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方面，它们则是地道的管理先驱，足以作为企业的典范。
在进入非营利组织担任义工后，人们将再度成为公民。非营利组织是改变人心的媒介，它们的产出是戒毒成功的吸毒者，是脱胎换骨的惯犯。身为义工的公民对社会秩序、社会价值、社会行为及促成社会愿景都发挥着影响力，让社会变得不一样。
组织，是一群专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而联系在一起的团体。组织不是为了组织“本身”而存在，组织只是一个工具，组织的目的是要为个人及社会做出特定的贡献。因此，组织的目标越明确，它的力量就越大，绩效就越好，当然，ZF组织也不例外。
严格说来，ZF部门并不缺乏效率，仅仅缺乏“效能”，因为高效率无法保障人民的生活，只有提高“效能”才能做到。ZF是因为人民而存在的，ZF治理是为了为人民做出贡献。ZF的真正目的是制定基本政策，并能使政策有效推行。ZF的目标是结合社会的政治力量，实现议题，并提供基本的选择。就像我国，历经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雪灾、地震、毒奶事件、金融海啸、动车事故等等，几乎没有间断过。但是中国的ZF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予以有效抢救，使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这就是ZF的治理。
德鲁克在其《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写道：“要改头换面，所有的组织必须采取三个步骤：放弃行不通的事物，放弃从来就行不通的事物，放弃已经失去效用或无法再有所贡献的事物。专心在行得通的事物上，专心在还有成效，并能让组织提升执行能力的事物上。分析事情为何成功，又为何失败。”
德鲁克总是乐观地期许：让ZF成为作曲家，而不是演奏家；成为卓越的指挥者，而不是观众。他曾语重心长地提到：“政策将逐渐变成反映决策者愿景的手段。ZF机关应该设法知道，它该如何调整既定的政治目标，以吸引每个自治机构。换句话说，ZF应该是‘作曲家’，深知每种乐器的最佳用途。他们会称赞作曲家写出的可以演奏的音乐，把法国号、小提琴和长笛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同理，我们也可以称赞人民代表，因为他们能将特定的政治人物加以调整，使其适合某一个多元社会中的自主、自治的机构的要求。”
有人说，有的企业规模小，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治理，复杂程度没有那么高。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的确，小型公司缺乏资源，人员少，预算更少，较为单纯，因此运营起来自然较为得心应手。相反，一家大型公司资源庞大、人力众多、预算多、经费多、组织严密，自然是复杂程度高、较难运营。但是，另一方面，若能通过有效管理，大公司不但能发挥应有的效益，更能实现其资源的绝大优势。如同GE集团的前CEO杰克·韦尔奇把通用电气公司打造成了一家地球上最具竞争力的大公司。同理，一家小型公司可能欠缺有效的经营，虽然运营起来较为容易，但成效一定不好，更何况它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结论是，“大小不是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企业是否懂得管理。”
ZF再造的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治理，以及决定如何缩减组织、裁撤单位、缩小层级、扁平化再扁平、外包或私有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ZF再造，建立一套人才培养机制，以便于形成强大而有效的ZF，造福人民，贡献社会。
据了解，2050年的日本将会有超过一百万的一百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数字令人咋舌。我们会异口同声地大叫道：“这怎么可能呢？”这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不可思议的数字。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两件事，首先，是人类越来越长寿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其次，就是社会的负担将越来越重了。高龄化的社会不仅是日本面临的问题，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对社会产生了庞大的压力，若不及时规划，其衍生的社会问题将不容忽视。
每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社会政策的核心目标，都是将退休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比率维持在3∶1，以此来维持社会中退休与就业的平衡。可是，另一个棘手的难题已经浮现，那就是发达国家正在集体自杀，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人数在减少，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人无法负担人数剧增的老年退休人口，他们只好少生或不生子女，以减轻经济负担。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延迟给付的薪资——退休金，等到这些资金累积成为退休基金后，再提供等值于薪资的所得给那些退休的老人，以减轻年轻人与ZF的负担。这种制度也使得人人老而有终，老有所托。因为退休基金是一种“老年的保险”，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制度，它可以让绝大多数的人在不工作后，生活仍然得到保障。详见《养老金革命》
德鲁克自己曾经说过：“就在我14岁生日前的一个星期，我警觉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旁观者’” 。那天是1923年11月11日，再过8天就是德鲁克的生日了。巧的是，他于2005年11月11日逝世，再过8天也是他的生日。
“旁观者”没有个人的历史可言，他们虽然也在舞台上，却毫无戏份，甚至连观众都不是。旁观者的思想只能留给自己，对他人则完全没有作用。但是，站在舞台侧面的旁观者，能见人所不能见，注意到演员或者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并且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似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终其一生，德鲁克是一位真正的“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他关心人类、关心环境的心态，就像是生态学家研究生物环境一样。他强调：“社会生态学是一门实务，社会需要变革和创新，并且需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社会生态学的目的是在动态的不平衡中创建一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同时具备稳定性和凝聚力。”
他继续解释社会生态学的基础是什么。他写道：“社会生态学的基础是观察，而不是分析，它的基础在于洞察力。我承认，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社会生态学不但不是化约主义（reductionism），根据定义，它还与结构有关。它们或许不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但基本上是相等的。”
德鲁克是位未来学家，他不仅是趋势的先知，对ZF、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甚至商业的发展都有独到的预测能力，而且他对人性的洞察与剖析更是深刻。他以分析的态度去观察社会和社区，并自问，如果这个改变是重要、并且有意义的话，它究竟会带来哪些机会呢？如何掌握这个大好的机会呢？
因为社会事件是独立的、特殊的、无法量化的，同时也是不能用统计学的概念来诠释的，因此，只能依靠洞察力以及那种独特而罕见的动态的、系统的思考力，这些都是德鲁克最擅长的本领。
德鲁克之所以是德鲁克，是因为他穿梭于欧洲、美国、日本，精通数国的语言，有着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他始终坚持“自我终生学习”，因此，累积了大量的基本知识。他拥有数百家超大型集团的咨询经验，以及对政治学、历史学两门学科的专业知识，正是这些知识和经验造就了他超人的智慧与无比的洞察力。只有这样，才使得德鲁克能在如此混沌不明、复杂多变的现状中找到常数和变数，认清社会演变的本质和变化趋势的真相，从而成为了一位“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自创的名词），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思想家”。
本文摘选自詹文明著《管理未来：卓有成效的德鲁克》（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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