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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再“保八”之后，中国货币政策走势如何？
今天早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副行长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中国央行官员多是技术官僚出身，使得这场发布会显得更为务实。周小川等人也正面回应了存准金、外汇、银行暴利乃至千元钞票等热点话题。这次发布会延续了央行的一贯思路，新提法不多，但周小川表现称得上坦率。在谈到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问题时，周小川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并不是表示货币政策松紧的信号”。他说，存准下调释放出的资金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方向，没有典型方向，并不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提振房地产行业。关于存准金是否会继续下调，他表示，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或者下调主要是为了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并特别强调了它与外汇占款的关系。
外汇占款，一般是指央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现行制度之下，外汇不断流入，央行不得不持续发行人民币；为了抵消新发货币对货币总量的影响，提高存准金是中国监管层的主流应对方案。
这让人不由想到此前周小川“用池子将热钱圈起来”的说法。当时举国竞相猜测何为“池子”，事后周小川自己解密称“池子”是指外汇储备，与利用存准金冲销外汇占款的思路一脉相承。
正因如此，中国存准金率的变化，确实很难直接与货币政策宽松与否直接对应，而往往与外汇占款变化更为相关，近期的下调也部分是因为外汇占款的减少。事实上，存准金作为一种数量调控工具，在不少国家已经退出货币政策舞台，存准金维持在低位甚至是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不过，它在中国仍是一项常用政策工具，使用频率甚至超过利率，存准金最高时，尚有央行人士称“存准金上调没有上限”。
利用存准金抵消外汇占款，固然对于减少货币总量有所帮助，但是这种模式显然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对于货币扩张存在不同解释。传统思路认为它主要基于基础货币的创造，而更新的理论则揭示：信贷扩张、成本上涨以及财政赤字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也正因此，“四万亿”大跃进造成的通胀效应，与其说是基础货币扩张的结果，不如说是源于银行放贷引发的流动性大泛滥。
凡事皆有代价，频频借力存准金，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畸高的存准金固然可以抵消外汇账款，但却使实体经济深受其害，尤其是中小企业更是几乎排除在银行信贷大门之外。与此同时，民间自发的信贷行为，近些年却四处勃发，不规范之处很容易滋生譬如温州跑路潮等乱象。
或许厌倦了娱乐新闻，又或者政治不够“八卦”，经济新闻近些年往往成为国内热门话题。街头巷尾，坊间网络，都可以看到不少人对通货膨胀、货币超发等侃侃而谈。这或许因为近些年通胀形势关系民众切身生活，压力之下不得不保持关注。然而，货币、汇率等问题，看似简单，却不易明了。经济货币化的日渐深化，也使得旧有经典知识面临挑战与更新，很多理论往往与日常观察相悖，譬如货币与通货膨胀关系，这一话题在学界仍旧存在不少争议。
回头来看，虽然北京本次放弃“保八”，但是外围变化之下，“稳增长”同样排在政策序列首位。从近期经济数据来看，2月 CPI 同比增长回落至 3.2%，PPI则出现同比零增长，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新增贷款等经济数据均出现一定程度回落。经济放缓之下，无论“稳健货币政策”如何定义，进一步放松显然有其必要。在负利率已经结束的情况下，降存准金能为金融市场解开束缚，实现更合理配置；目前支持降息与反对降息两方面力量都存在，变动与否或不是当前首要考虑，但存准金还需一降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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