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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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由于各国的艰苦努力，欧债危机应对取得了重要进展：欧洲央行进行两次大规模3年期再融资操作，欧元区财长会通过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结构改革赢得市场好评，欧盟25国签订了旨在加强财政纪律的新财政条约。目前，市场流动性得到明显改善，投资者悲观情绪有所缓解，欧洲央行重债国国债风险溢价普遍走低，欧元区近期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然而，由于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之间存在矛盾等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欧债危机难言根本好转，欧元区未来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不排除形势继续恶化。只有进一步推进财政、政治联盟，才能从根本上赢得市场信心，确保欧元区经济金融稳定。

　　欧债危机凸显欧元区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

　　早在1990年欧共体建立之前，一些著名人士就指出，没有财政联盟，货币联盟将难以成功。这是因为，欧元区尚未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即价格和工资缺乏弹性，劳动力和资本不能充分自由流动。为应对部分成员国受到的潜在不对称冲击，欧元区需要建立财政联盟，掌握庞大的统一财政预算。否则，一旦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增加支出或债务失调，将给其他成员国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曾任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伊辛(Issing)指出，未与单一国家相联系的货币联盟，从来没有得以持久的先例。从历史经验看，主权国家形成的货币联盟走向崩溃，一个主要原因是部分联盟成员财政失衡严重且被货币化。1865～1914年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希腊组成的拉丁货币联盟以及1872～1924年几个北欧国家组成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的瓦解，均说明了这一点。

　　欧元的启动并没有财政联盟作为支撑。欧元区各国财政自主，欧元区创建时的预算也实行最低标准，只占欧元区整体GDP的1%。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设计者们期望各成员国加快结构改革，提高竞争力，使经济增长趋同。针对货币统一、财政分散可能出现的问题，EMU主要通过三种手段加以防范：一是各国签订《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成员国ZF债务和财政赤字水平分别不能超过本国GDP的60%和3%，否则将受到惩罚；二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不救助条款，限制欧洲央行和各成员国央行向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直接贷款；三是仿效德意志联邦银行，欧洲央行有着极强的独立性，以维护欧元币值稳定为唯一目标；欧洲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购买ZF债券，以免在政治干扰下将成员国财政赤字货币化。

　　实行共同货币后，EMU各国利率很快趋向低水平，是导致一些国家借债过多、资产泡沫积累(如西班牙和爱尔兰)和财政纪律严重缺失(如希腊和葡萄牙)的重要原因。统一利率对那些高增长、高通胀的欧元区成员而言过于宽松，导致企业和金融机构提高投资杠杆，ZF大量借债，滋生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国内外投资者沉醉在统一货币带来的低风险幻觉中，对高负债国家放松风险管理。由于缺乏市场压力和财政联盟的约束，希腊等国延迟了必要的结构改革，工资增速持续高于本国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产业竞争力丧失，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较大逆差，依赖国外资金来弥补。“欧猪五国”(PIGGS)和欧元区核心国家经济发展出现分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后，希腊等国的脆弱性暴露出来，ZF被迫提高公共支出抗击衰退、救助受困银行，大量私人债务转为主权债务。同时，资产泡沫破裂、经济衰退导致税收显著下滑，ZF偿债能力急剧下降，市场信心丧失，资金供给大幅下降。可见，欧元区部分成员国陷入主权债危机，是欧元区制度设计缺陷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

　　欧债危机后，迫于严峻形势，欧元区原有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被破坏。早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多数EMU成员国的债务和赤字水平均超过《稳定和增长公约》的标准，但惩罚措施一直没有落实。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对重债国的救助可能违背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不救助条款”。同时，各方对欧洲央行购买希腊等国的国债也一直争议不断。2011年12月，欧洲央行面向欧洲银行进行3年期低利率再融资操作，且放松抵押品要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变相的量化宽松。这些举措固然有利于维护市场稳定、防止危机迅速蔓延，但也使欧元区原有的制度安排受到很大冲击。

　　欧元区更紧密财政安排的进展与未来设想

　　针对欧债危机暴露的根本性问题，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只有各国加强财政约束、欧元区建立更紧密的财政安排，才能解决欧债危机、保证EMU稳定发展。德国等国对此积极加以推动，危机国家迫于压力，也付出很大努力，欧盟新财政条约迈出重要步伐。

　　2011年12月9日的欧盟峰会，就加强成员国财政约束提出新的构想；2012年1月30日欧盟峰会的最大成果，就是促成除英国和捷克之外的欧盟其他25国就签署新财政条约达成一致。2012年3月2日，25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该条约主要内容包括：成员国应平衡财政预算或实现盈余，ZF年度结构性赤字占其GDP比例不得超过0.5%；成员国加入该条约后一年，预算平衡规则必须纳入其法律体系，特别是宪法；成员国一旦明显偏离中期财政目标，在自动调整机制下，该国有责任采取措施进行调整；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将监督各国财政整顿计划的实施；欧洲法院将裁定成员国是否遵守财政预算规则，违规的成员国将面临最高为该国GDP0.1%的罚款；成员国应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趋同，加强欧元区治理；自2013年3月1日起，成员国应满足条约的规定，才能向欧洲稳定机制(ESM)申请资金援助；新财政条约生效5年内，应纳入欧盟法律框架。

　　新财政条约的签订，是欧盟基本制度建设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对加强成员国的财政约束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新财政条约可能不过是过去《稳定和增长公约》的翻版，其作用可能有限。一是监督和惩罚机制的实际执行将面临很大变数和困难。二是法德间存在分歧，将影响未来新财政协议的实施。德国希望欧洲法院等超主权欧盟机构更多发挥监督制裁作用，但法国希望重大事项仍由各国ZF协商决定。三是对一些危机国家而言，中短期内平衡财政预算的设想很不现实。事实上，新财政条约刚刚签署，西班牙就宣布无法实现原定的财政赤字削减计划。四是新财政条约主要强调各成员国强化本国财政约束，并未涉及财政权的转移，这与财政联盟还有很长的距离。

　　迄今为止，欧盟更紧密的财政安排大致包括以下几种设想：

　　一是建立转移支付联盟(Transfer Union)。这最早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即德国等欧元区强国可向希腊等弱国持续提供援助，前提是强国有权对弱国的税收和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

　　二是设立欧洲货币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2010年3月，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提出了欧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在出现危及整个欧元区金融稳定的紧急情况下，由该基金按照严格条件，向欧元区成员提供紧急流动性，严重预算赤字国将面临严格制裁。著名经济学家鲁比尼也提出，该基金不仅可以通过欧元区国家直接出资或发行欧元共同债券融资，而且还可作为跨境监管当局负责银行和主权债务的有序重组。

　　三是建立欧洲财政部。2011年6月，欧洲央行时任行长特里谢提出，欧盟应拥有否决各国经济决策的权力，未来的欧盟可设立单一财政部，扮演财政和竞争力政策监督、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代表欧盟等角色。

　　四是建立欧元区经济ZF。2011年8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将欧元区领导人峰会制度化，由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主持。萨科齐表示，此举相当于创建一个欧元区经济ZF，提高欧元统一货币区内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

　　五是发行欧元共同债券(Eurobond)。通过一家欧洲债务机构发行债券，由欧元区17个成员国共同担保。欧元区国家发行新债应首先采用欧元共同债券形式，当这类债券占其GDP一定比率之后，就以本国名义发行，以加强市场约束。意大利等重债国对此构想兴趣浓厚，这显然有利于增加其低成本融资渠道。

　　

作者：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王信  来源： 《中国金融》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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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ransfer European Monetary 马斯特里赫特 国际金融危机 财政 统一

相当长时期内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的可能性不大

　　在欧债危机仍在演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欧洲经济金融稳定发展，欧元区存在实行更紧密财政安排、甚至走向财政联盟的压力和动力。鉴于财政权是一国经济主权、政治权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应更多结合欧元诞生的历史和欧元区各国现实，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从全球、欧洲区域以及欧元区各国三个层次来考察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的可行性。

　　从全球层次看

　　一是主权国家仍是国际活动的主要行为体，财政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主权和国家利益，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任何欧元区国家愿意让渡这一权力。例如，近期德国总理默克尔、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先后提出有关设立欧盟专员监督希腊经济改革的建议，均遭到希腊的断然拒绝。

　　二是“冷战”结束后欧洲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可能减弱德国等主要国家推动欧洲货币财政联盟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间，由于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冷战”的阴霾，促使欧洲希望通过经济金融一体化，最终走向政治联盟，争取持久和平。同时，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消长，对前西德、法国等主要国家的政策选择有很大影响。就法国而言，凭借其欧洲大陆政治经济强国地位推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有利于将前西德置于欧洲共同审议之下，.避免西德主导欧洲。就前西德而言，由于战败国的历史遗产，尽管其经济称雄，但政治、军事、外交上仍是“矮子”。西德政治家不顾民众的普遍怀疑和德国央行的强烈反对，积极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需要，希望在欧洲乃至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也为了换取法国、英国等支持“两德”统一。

　　随着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和“冷战”的结束，德国日益成为“正常国家”，其是否愿意付出较大代价推动货币财政联盟，需要深入研究。

　　三是美国不一定继续积极支持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冷战”时期，美国乐见西欧金融一体化，并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支持西欧经济发展。经济上，这有利于拉动美国出口和经济增长；政治上，这可以借助日益发展的欧洲盟国遏制前苏联势力扩张。“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之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金融受到较大打击，国际社会有关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强烈。此时美国是否继续支持可能强化欧元地位的欧洲货币财政一体化，是值得怀疑的。最近，美国在二十国集团会议等场合，一直反对通过IMF动员各国资源、增加对欧债危机的救助，除不愿支付更大成本外，可能也有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考虑。

　　从欧元区层次看

　　一是欧元区各国经济、社会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财政联盟很难建立。目前欧元区17国明显分为“中心”和“外围”两个集团，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原本差异就大，金融危机后更是泾渭分明。

　　二是“法德轴心”受到削弱，不利于推动财政联盟。过去几十年，法德两个强国积极协调推动，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得以成型和维持的关键支柱。目前，法国竞争力、财政状况等明显滑坡，很难作为与德国平等的伙伴在欧元区重大事务中共同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德国虽然政治经济实力日益突出，但尚未强大到能独自主导欧元区走向的地步。

　　三是在现行欧盟机制下，法律障碍较难逾越。欧盟重大机制的变化，都涉及欧盟一系列条约的修改和各国议会的批准，这显然难度很大、过程漫长。比如，发行欧元共同债券不仅需要修改欧盟条约，还与德国宪法相抵触。

　　从欧元区内各成员国层次看

　　一是德国等国对在目前欧元区基础上建立财政联盟更是缺乏兴趣。欧元启动后，德国经济曾持续增长乏力，后来依靠痛苦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才重获竞争力。对于拿出真金白银救助劳动强度低得多、财政纪律松弛、改革承诺迟迟未能兑现的希腊等国，德国民众普遍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有关欧洲货币基金、欧元共同债券等构想，势必增加德国的责任和负担，德国人很难接受。他们担心重债国在得到更多救助情况下，没有动力和压力进行财政整顿和经济调整，从而把其他健康国家拖向“无底洞”。即使在德央行等重要财金部门，持有关希腊应退出欧元区、德国不应一味从政治角度维持欧元区观点的大有人在。最近，德国内务部长Friedrich称，希腊应离开欧元区。即使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坚定的欧洲一体化论者，但她毕竟要面临国内民意的强大制约。此外，2010年以来，在芬兰、荷兰、奥地利等国，对欧元持消极态度的政党在选举中都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

　　二是欧元区经贸联系的减弱，可能使德国产业界出现越来越多的怀疑欧元的声音。理论上，对德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出口部门希望维持共同货币和欧元区大市场，但近年来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贸易联系明显减弱，影响了德国产业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热情。2011年，德国对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40%，而在欧元启动前的1998年，该比率为47%；德国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38%，而1998年该比率为46%。2011年前9个月，德国对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四国的出口为390亿欧元，而德国对波兰的出口就达到331亿欧元，对中国出口更达到478亿欧元。

　　三是希腊等国痛苦的调整可能影响国内各阶层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由于希腊沉疴难除、自身难保，亟待外部救助，加之世界经济依然不振、希腊出口部门较小，因此希腊退出欧元区，靠本币贬值走出困境并不具有经济合理性。但在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可能急剧升温，希腊民众对不断要求希腊进一步紧缩财政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德国的敌意上升，不排除在政治压力下，希腊退出欧元区。从意大利、西班牙情况看，其新ZF赢得较多民众支持，但如果改革真正触及最艰难的养老金、劳动力市场改革，经济调整成本过高、持续时间过长，也将极大地影响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

　　总之，从国际、区域和欧元区各国情况看，尽管有关走向更紧密财政安排的呼声较高，但受现实国际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不容乐观，较快实现财政联盟近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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