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货膨胀是输入性的吗? | |
| ——物价波动国际传导路径的实证研究(上) | |
2012-04-28
摘要:通货膨胀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现象,对通货膨胀是否由国际输入存在争议。通过对2005年7月至2011年3月间的宏观经济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物价总体上受到美国、欧盟的影响,并存在三条传导路径:价格传导、货币供给传导、总供求传导。因此遏制通胀不能仅靠国内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还要注意防范国际通货膨胀的输入性影响。政策建议包括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调节总供求,以及控制贸易规模和结构。
关键词:输入性通货膨胀,国际传导,货币政策
一、背景与文献综述
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其中第四季度上涨4.7%;2011年1-4月,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分别为4.9%、4.9%、5.4%、5.3%,通货膨胀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现象。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随之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如在2011年5月19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诺贝尔奖得主麦金农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根源于美国的零利率政策,传递的路径一是国际热钱涌人,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因此中国自身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难以遏制输入性通胀;而陈志武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2008年11月所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天量信贷,是国内通胀的主因。这代表了当前两种典型的观点,并且每一种观点都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①。那么,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输入性的吗?
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国通货膨胀对中国的传导,主要遵循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从实体经济层面出发,直接研究贸易收支变动对我国总需求一总供给的影响,通过改变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从而引起国内物价水平的波动。张明玉(1998)使用小样本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进行了考察,认为进口对我国通货膨胀有抑制作用,而出口对通胀有促进作用[1]。陈全功、程蹊(2004)认为我国的进口对我国的通货膨胀影响不大,而因为总需求的不足,出口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相关性为负[2]。黄新飞(2007)利用社会福利分析,采用1978—2003年间的中国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长期的负相关关系[3]。
第二种思路是从人民币汇率变动层面出发,研究它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贸易收支改变了外汇储备粮,影响国内货币供给量,进而间接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水平。黄新元、舒元(2007)通过多变量VAR模型,基于中国季度数据,结果发现,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和国内投资引发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贸易开放度抑制了通货膨胀[4]。许伟、陈斌开(2009)认为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通货膨胀的大部分波动[5]。王君斌(2010)发现在货币增长率冲击下,通货膨胀率表现出很强的惯性特征,表现出相当明显的非对称性[6]。
第三种思路是基于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传递效应来分析贸易收支与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贸易方面,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表现为国外市场价格变化——进口商品价格变化——国内开放经济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变化——国内非开放经济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变化——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陈克新(2003)认为2003年开始的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不会引发通货膨胀[7]。刘金全、金春雨和郑挺国(2006)发现我国产出与价格的关系具有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性质[8]。李浩、胡永刚、马知遥(2007)认为产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能很好的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9]。
以上学者的研究所处经济环境的不同,故对当前国际贸易与通货膨胀之间相互影响的解释还是相对有限的。基于此,本文利用2005年7月至2011年3月间月度数据,对此次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
二、外国物价波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总效应检验
(一)数据选取
本文研究的是特定情况下外国价格水平波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总效果,因此选取通货膨胀发生期间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进行检验,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欧盟25国和日本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②,进出口商品价格总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及影响价格指数的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以及工业企业增加值等指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OECD数据库。由于CDP只有季度数据,月度数据无法获得,本文选用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月度数据作为替代变量,货币供应量指标选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本文样本区间为2005年7月至2011年3月,共69个观测点。样本选取的主要依据为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经济不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效应自然也日益显著。这样的样本区间选取对于本次研究输入性因素对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加具有针对性。本文研究的实质是外国物价变动向我国传导的效应与路径。为了消除时间经济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将所有CPI数据取自然对数。而对数化CPI的一阶差分值就是物价变动率,即通货膨胀率。
在选择合适的计量方法之前,需要先对各国CPI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各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则可直接进行OLS回归,如果序列不平稳可考虑使用协整分析的方法。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利用ADF检验法对各国及地区CPI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结果表明:在样本考察期内四国及地区的CPI序列均有一阶单位根(显著性水平为1%)。
从表1可以看出,LNCH、LNUS、LNEU和LNJP都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又都是平稳序列,可以判定它们为一阶单整序列,所以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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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序列间协整关系分析
本文将利用Engle和Cranger在1987年提出的方法检验中国CPI与美国CPI、欧盟CPI、日本CPI时间序列是否分别存在协整关系。
分别以美国CPI、欧盟CPI、日本CPI的自然对数(LNUS、LNEU、LNJP)为自变量,中国CPI (LNCH)为因变量,用OLS法进行回归[10],则可得到相应的方程,具体如表2所示。

再分别对{μ1}、{μ2}和{μ3}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逐对分析了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日本的物价协整关系,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盟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而中国与日本的物价水平不存在协整关系,其中协整的系数都为正,说明物价有同向运动的趋势,即中国物价波动确实受到了外国物价波动的影响。

三、通货膨胀国际传导路径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理论上,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贸易传导的途径有三条:价格传导、货币供应量传导,以及总供给一总需求传导。下面将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逐一考察这些途径在统计上是否显著。
由于经济时间序列的数据多存在不稳定性,因此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进行单位根检验,对存在不稳定性的变量进行一次差分处理,若一次差分不能取得平稳序列,需进行二次差分,直至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所有变量经过差分后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为平稳序列。经过一次差分后变量的经济含义是其变动率。
分别就不同国际传导路径对差分处理后的平稳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同时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
(一)通货膨胀价格传导路径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表5可以看出,对于价格传导路径,通货膨胀在这条路径上是比较通畅的。欧盟、日本通胀率是我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格兰杰原因,我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是原材料价格变动率的格兰杰原因,原材料价格变动是工业品出厂价的原因,工业品出厂价是我国CPI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通过原材料的进口间接影响我国工业品出厂价。同时,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对我国通胀也有影响作用,说明外国物价也可以直接通过消费品进口影响价格,导致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产生。

得到以上实证结果的原因如下:
从进口商品的构成来看,我国主要是针对生产必需品、初级产品的进口,且比重在90%左右;工业制成品进口中,机械、运输设备等生产设备的进口占59%以上。因此,进口价格对我国市场价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成本方面,表现为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变化,并最终间接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由图1可见,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涨是由原材料、生产资料等价格上涨共同推动的。受到国际初级市场价格和工业中间产品价格的影响,原材料等的购进价格上涨,推动中国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指数上涨,间接推动了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2010年末两个价格指数的加速上涨,导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超过5%的警戒线,其后更是一路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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